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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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的规定被打破了，好在夏公也没被累倒，生日那天，他穿着一件深桔红色的薄呢衬衫、深灰色厚呢西装，精神矍铄地坐在轮椅上出来了。老寿星出场接受祝贺自然让众来客高兴，而形成活动高潮的则是他在被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之后所作的答辞。他神清色朗从容地说，尽管我年纪已经大了，但我仍要奋斗到最后时刻，这是我年轻时代就树立的理想：要一辈子为祖国和人民效劳。思路还是那么清楚，不加整理就能成文。　　　　
　　　　我们推轮椅陪他回房间时，我忍不住问：致答辞您事先有准备吗？他答：哪里！不讲几句总不好，临时想的。思维之敏捷依旧，然后他反问我：没有语无伦次吧？这次轮到我说：哪里！您讲得条理那么清楚，我还以为事先考虑过呢！　　　　
　　　　1992年10月，我与夏公在杭州玉泉。　　　　
　　　　老人家回到房间，精神仍然很好，秘书林缦来走报，住同一层东头套房的一位老同志（正在我追记这篇“聊天”时，这位老同志过世了），发觉廊外人声熙攘，问他的秘书，外边有什么事这样热闹，秘书告诉了他。他叹道：“夏衍为党作出了很大贡献，吃了很多苦，国家欠他的。”老人家听后脸上出现一个我们十分熟悉的表情，下颔微抬，双唇紧闭，安详地说：我从来不欠别人的，在经济上也是一样。老人家向来是以“宁肯人负我，我决不负人”自豪的。他多次讲到过，从二十年代以后，他借钱给别人，从不想要回来，可是他从不向别人借钱。他口袋里总是留五块钱准备救急。我说：您四十年前告诉我的这个经验，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也总是藏一点钱，不到万分紧张时不去动用。老人家说，这办法很有用的，一次在马来西亚被抢，幸亏我裤袋里有救急的五块钱没被发现，才免于沦落街头的狼狈。　　　　
　　　　老人家真是聪明剔透，借这么一个话题就走出了对自己的一生作出高度评价的各种祝贺之辞的包围。我觉得老人家对于自己的一生有他个人的想法，他此时经常回眸凝视的主要是自己的作家和记者生涯。　　　　
　　　　寿诞过后第二天，我到医院，老人家精神仍健，于是开始聊天。老人家开口第一句话是：有人为我做过统计，说我写了七百多万字。我认为其中可以留下来的只有《包身工》。我说：《包身工》当然会传世。但是您说能够流传下去的只有这一部，那估计得太保守了。电影剧本、散文随笔这些且不去说，单以话剧剧本来说，我觉得《上海屋檐下》和《芳草天涯》都会留下来。他迟疑地摇摇头说，不见得。我说：您一直将自己的作品不当一回事，说写文章像拉屎一样，拉过就算。夏公也笑起来了。我接着说，结果我也受您影响，文章虽写不好，可也是写完再也不看，弄得要编集子的时候找也找不到。您可不能对自己的作品这样严酷。《上海屋檐下》从剧本来说，形式上有独创性，艺术上精致，内容又极其丰满。另外，它还为话剧开创了一种新的舞台形式。您将极有限的空间加以分割，让各组人物分别活动于这个封闭的、拥挤不堪的环境之内。加上正值黄梅季节气压又低、湿度又大，人人都被压抑得透不上气来。您就通过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中的一群小人物的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传达出了那个特定时期的时代气氛、黎民百姓的情绪，还包括了革命者在革命受挫之后生气还没得到恢复之前的茫然情绪。这个剧本绝对能够留下来。对您的《芳草天涯》，我有一种偏爱，您的研究者陈坚教授在八十年代初期来找我时，我就向他建议，一定要在他的研究著作中给《芳草天涯》翻案。当年在重庆批判它在抗战期间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瓦解斗志，当然荒谬。剧本的结局不还是革命意志压倒了个人感情？我觉得这个剧本特别使人关注之处不仅在于批判它的那些论点全然是非颠倒，更在于它反映了从未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过表现的“五四”及其稍后的那个时代的某些特定知识分子对待恋爱、家庭、妇女的态度。所谓特定的知识分子，是指某些学兼中西，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濡染，又曾长期负笈国外接受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成为温和的或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学者。在恋爱、婚姻方面，他们自然是反对封建包办，主张自由、自主。对待妇女问题，他们大半在“人的发现”的同时，提出妇女解放的问题。但是，其中有不少著名学者，对待自己的包办或半包办的婚姻，却没有采取彻底的方式加以解决，更多的采取了改良折衷的办法。有些学者的妻子本身就出身名门，读书断字有一定文化素养，她们后来不但相夫教子，个别人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丈夫的助手。有些学者则让缠足的妻子放脚，让没有文化的妻子去读书，进新式学堂，也保持了白头到老。在这些家庭中有多少真正达到了举案齐眉的和谐？如果有，其中大部分也是以女方终身侍奉男方为代价的。又在多少家庭中充满了痛苦的血和泪？这虽不为我所深知，但我相信大多数家庭是不幸福的。这个问题最引起我兴趣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些学贯中西，甚至是主张妇女解放的大学者，作出了这种牺牲终身幸福的选择？是向封建力量妥协？我觉得不全是，倒像是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道德的为人处世原则中的某些部分相混和相折衷的结果。其中充满着矛盾，又充满着容忍精神。《芳草天涯》几乎是惟一一部让我们得以窥见这类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的剧作。当然，这个剧本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并不是封建包办的，而是经过自由恋爱结合的。但是，他们的夫妻关系已经疏离到了相当的程度。尽管如此，男主人公在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感情挣扎之后，决定将对这个家庭，其实是对这个女子的责任继续背负下去。　　　　
　　　　1992年夏公得知巴老同在杭州，前往接待巴老的中国作协的杭州“创作之家”拜访。站立者是作者和林缦。　　　　
　　　　男主人公和作者在这个剧本的代序中都讲到了这一点：妻子不是一件衣服，可以随便丢掉，在当时妇女还很难经济独立的时候，你如果抛弃了她，无异将她推上绝路。　　　　
　　　　从这些话里，我们除去感到一种考虑个人幸福还兼及他人安危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之外，还特别感到那个时代的学者身上有着一股冷静坚韧得惊人的理智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剧本的价值在于：其一，从它的客观艺术价值来说，它以夏公特有的含蓄、冲淡、简约、洗练、举重若轻的风格，为那一部分学者的从未被人表现过的感情生活留下了印记。它所主要表现的绝不止于最终革命利益压倒了儿女情长。抗战初起，背井离乡的逃难只是一个背景，如果抽去这个背景，将故事移到民族战争开始之前或者结束之后，男主人公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我想它的选择不会改变。其二，它还提供了让我们了解作者的思想、性格的依据。这个剧本是夏公人生观、社会观、妇女观的集中表现，也是他本人的冷静的、坚强的、具有理性精神的性格的体现。这种性格在当时浪漫主义成风的文化人当中显得卓然不群。我这些看法，在和陈坚交谈之后，曾陆续和夏公谈过，他都不表态。可是我对《芳草天涯》的看法却越来越坚定。特别是1992年夏天，美国加州大学一位女权主义的历史学者王政做有关“五四时期”中国妇女状况的研究，来上海查阅了大量本世纪以来的有关资料。她感到非常奇怪，她说，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不是先由妇女提出来的，而是由男性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先提出来的，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都提出过这个问题。五四时期至三十年代，出现过一批女性编妇女杂志、写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但是在这方面鼓吹最有力、影响最大的却仍是男性作家。比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夏衍翻译的《妇女与社会主义》，都起了指导当时妇女运动的作用。为什么那一时期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如此关注妇女问题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王政托我将这个问题就教于夏公。夏衍仍然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讲民主，讲解放，当然也得讲妇女解放。当年进步的文化人都是这样主张的，瞿秋白、胡愈之、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包括出版家章锡琛，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很有意思，当年的民主主义者都是从一开始就将妇女看成自己的伙伴，自己阵营中的成员，在这一点上要比后来的有些革命者前进得多。不能将她们当做一件衣服，不能从她们身上踏过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必须唤醒她们，让她们和自己一道前进。我觉得这不仅是夏公对妇女的态度。而且是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可是夏公始终对我对《芳草天涯》的“翻案”不置一辞，对我的大放厥词不作出回应。这次也是一样，是我讲得不对吗？或者是碍于他对当年这场批判主持者的感情和尊敬，他不愿重新讨论？　　　　
　　　　由这个问题，我想起一个久已想问却未得机会提出的问题。我说：您这十几年，写了那么多回忆文章，为什么从不涉及“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您吃了那么大苦头，您对“文革”的残酷性感受最深，而且，您对“文革”的动因也一定有自己的看法，您为什么从不谈起？　　　　
　　　　他显然对这个问题早已经过深思熟虑。他说：我认为对于“文革”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态度，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几个人的问题，看成仅仅是“四人帮”的问题，也不能看成是对付几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毛泽东是从整个体制的问题考虑来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1949年之后，体制上照搬苏联的一套，全面实行计划经济，这么多人口，从吃到穿都管起来。没有经过彻底的民主改革，封建主义也没有彻底反掉，就进行对资本主义的三大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这之后，就总是想方设法将社会主义搞得纯而又纯，于是一次又一次地搞政治运动，甚至希望将血液都全部换过，于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因此，不能将它理解为个人之间的问题。　　　　
　　　　望着他那条残伤的腿，我心中感慨万千，受了那么大伤害，他仍然从大处着眼，考虑的是历史的教训，对个人的被迫害仍然一句不提。其实，如果腿没有被踢断，能够活动自如，老人家今天的健康状况还要好得多。　　　　
　　　　1994年10月28日—11月2日与夏公聊天　　　　
　　　　12月27日由林缦将《聊天》读给夏公听，夏公表示，这次仍“不置一辞”。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5节　一颗燃烧的心

　　　　——巴金《随想录》读后　　　　
　　　　读完老作家巴金刚刚在香港出版的《随想录》第一集，阖上书，望着那浅灰底上镶着淡粉图案的封面——这色调似乎太不适合那沉甸甸的内容了，许许多多联想、感触纷至沓来。这些思绪有些是与巴金所写直接有关的记忆，有些则是所引起的感慨。　　　　
　　　　突然，我想起了去年春天新华总社一位年轻女记者郭玲春所写的题为《一颗燃烧的心》的关于巴金的特写。这位娇小、灵活的女记者找到我，要我帮她说通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去造访巴金的时候，我对她这篇访问记并没有十分的信心。因为二十年前，我做过同样一件事：奉我当时所在的报社领导之命去做过一次正儿八经的访问。巴金是朴讷而不善言辞的，当然，这是指在这种场合，而在诸朋好友之间，他则是亦庄亦谐的，我尽管与他还算相熟，但却不惯采访，文章没有弄成。记者究竟是记者，郭玲春到底写成了，发表了。对这篇访问记，我没问过巴金本人的意见，但在文艺界反映是很好的。这个题目就好，一颗燃烧的心，抓住了巴金的最重要的特点，又形象又准确。《随想录》里跳动的就是这样一颗燃烧的心。五十年前，他以一种不可遏制的燃烧的热情震撼和感动了成千上万的年轻读者。岁月流逝，尽管现在已经到了七十六岁的高龄，在这部十年浩劫之后所出版的第一部新作中，人们感受到的仍然是坦率得近于天真、诚挚得近于炽热的燃烧的心。所不同者，当年不免带有幼稚的冲动，而现在，经历了五十年的崎岖曲折的追求、痛苦反复的思考，则充满着对真理的坚定信念。在《把心交给读者》一篇中，他说道：“我把它（指《随想录》）当作遗嘱写，”回顾了五十年走过的路，“我要把我的真实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在这本书中，他正是这样把他经过反复思考，付出过痛苦的代价所得到的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学的看法，贡献给热爱他的读者。　　　　
　　　　对国内读者来说，想来对海外读者也是一样，最受吸引的是他那些勇敢而正直的回忆“文化大革命”种种的文字（说它勇敢，并不是它写得“血淋淋”，相反，这里没有任何耸人听闻的东西；说它勇敢，是它不但真实地剖析了别人，而且真实而无保留地剖析了自己）。《怀念萧珊》一文在《作品》转载，在国内轰动一时。似乎就是巴金说过，三年来悼念文章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文体，没有任何时候有过这么多这么好的悼念文章。特别是死者的亲人所写的，如陶斯亮的《一封没有发出的信》，如巴金的《怀念萧珊》，真是字字血泪的至情文章。它们不仅悼念亲人，而且以那样的痛苦与愤怒记述了国家的、人民的灾难。　　　　
　　　　《怀念萧珊》，我读过三遍——发表在《大公报》时读过一遍，《作品》转载时又读过一遍，这次读《随想录》就是第三遍了。每次我都感受到，巴金用他全部的感情愤怒的呼号：“萧珊何罪？！”是的，萧珊何罪？与萧珊一样的无辜者何罪？！与萧珊相熟的人，只要不是对她心怀恶意，都公认她是一个胸无城府、直爽得近于天真烂漫的人。她讲不好普通话，但她却偏偏喜欢讲，一张口先得接连讲上几个“那格（那个）”，往往引起调皮的年轻人的好意嘲笑。她的明朗活泼的性格正好补充了巴金的“寡言”，成为巴金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