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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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好意嘲笑。她的明朗活泼的性格正好补充了巴金的“寡言”，成为巴金的好助手。如果说她有什么“缺点”或不足之处，她似乎是巴金身边的一个永远没有长大成人的大孩子。大跃进之后的几年，大家明显感到她企图“独立”的努力。她要求到《上海文学》编辑部“义务劳动”（不拿工资）当编辑，她主动请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她想磨练自己。但在我们的感觉上，她没有来得及长大成熟，就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她比我们更缺乏抵御能力。读着文章，我眼前立即浮现了她那双惊惶的眼睛和紧闭的嘴唇，由于她平时经常面带笑容（那样一种幸福而愉快的笑容），因而这种表情显得特别地可怜无助。被封为“臭婆娘”的，不只她一个，在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得罪，株连九族的时候，丈夫被揪出来，妻子成为“臭婆娘”（儿女成为黑崽子）是理所当然，连刘少奇家属都不能幸免的。当时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和萧珊一起被轰回家，后来又再度一起被捉回来的就还有优秀电影导演瞿白音的爱人田念萱，只是萧珊比她们多一个“美”谥“臭皮蛋”（皮蛋即Q）。　　　　
　　　　说起臭皮蛋，前几天3月18日《大公报》魏绍昌一篇《〈随想录〉读后杂写》中也曾谈到这件事。皮蛋（Q）是由“黑老K”而来。巴金被揪出来后，机关与大街上的大标语、大字报以及造反派小报都在他名字上冠以“黑老K”的称号（当年，每个人都有个称号，除“叛徒”、“特务”之类外，“四条汉子”也是，实在抓不到把柄的，还有冠以“蛀米虫”的，即白吃人民的饭之意）。魏绍昌的解释是“也许是他们打牌打腻了想出来的”。其实不然，K者king（王）也。首创此称者，十七年中确将老巴以上海文艺界之king相待，此时，为显示其革命，则第一个翻脸骂之为黑老K。然而奴才心理却无法改变，尽管笑脸变成恶脸，而精神上在这个“无冕之王”面前仍然是跪着的。说也无耻，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此人恶脸又一变而为笑脸，一副阿谀奉承的笑脸！　　　　
　　　　笑脸也罢，恶脸也罢，巴金真是个厚道人，从不计较。他在《随想录》里没有把笔墨用以辛辣地揭露这些人。而他对自己，却从严解剖。他不仅在这个集子的好几篇文章中，还在最近发表的《小狗包弟》中，为自己在那十一年中的“可笑”、“幼稚”、“愚蠢”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和痛苦。他的自我谴责太过分了。而其实，当时与他同受冲击的人倒都为他的正直与认真而深受感动。十一年中，无论情况如何严重（张春桥说过，对巴金这种人不枪毙就是宽大），他都没有卑躬屈膝，没有出卖灵魂，无论在多大的批斗会上，无论造反派把问题提高到什么程度，他都不上推、不下卸，而是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地讲事实。在那个岁月，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夸大、不缩小、按事实本来面目回答问题，那是多么地不容易！至于每句话都得加上个“我有罪”那又算得了什么！经过了上百次的人格侮辱，巴金反而赢得了人们更大的尊敬。当然，有骨气有操守的也决不止是巴金，不少刚烈之士在“士可杀不可辱”的愤慨之下“轻掷了自己的生命”，也有一些平时看来沉默而不起眼的作家，在这时刻却表现了惊人的勇气。老作家师陀（解放前笔名芦焚）使不少人感到肃然。就在揪回萧珊与田念萱的那次大会上，“狂妄”小将勒令每个“牛鬼蛇神”自报“身份”，轮到师陀，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师陀又轻又慢地回答“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当然不符规格，引起暴怒。但不管怎样拳打脚踢，他的回答始终如一。在以后的“学习班”上，让他交代罪行，他也始终不变地回答：“我在旧社会，由于憎恶国民党，从没有在任何官僚机构干过一天事，拿过一个钱。我写文章也绝不在国民党官办刊物发表！”不管怎么吆喝谩骂，他也决不更改一词。正因如此，这位在解放后发表作品不多的老作家，在正直人们的心目中提高了威望。　　　　
　　　　对于这一段经历，巴金写具体事件不多，主要是写了心灵的历程。凡是在这场浩劫经受过冲击的人，大概都有许多共同感受。读这些文字，有时会涌出泪水，有时会发出微笑。说也奇怪，有些在当时简直不可忍受的事，现在回忆闲说，却会变成笑料——因为太荒唐了！而有些事，则今天回忆起来，仍会引起梦魇一般的恐怖和沉重。在《怀念萧珊》中，他写到：“每天清早一睁眼，与萧珊共同叹息‘日子难过啊！’开完批斗会，回到家里看到萧珊，才仿佛重新回到人间”……是的，在那时候，惟有家里（当然，得有个温暖的共患难的家）是受难者的“避风港”、“避难地”。只有在家里，才可稍稍“自如地”嬉笑怒骂。这是没有被隔离者的最愉快的享受了（巴金没有被隔离，　　　　
　　　　1981年12月，巴金、夏衍、冰心在北京聚首。　　　　
　　　　是大家始终弄不懂的事）；“萧珊肠癌开刀，同时发现儿子肝炎，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难都来吧。我受得住。’”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忘记这是巴金在写自己，而是觉得这是发自我自己心底的呼号。“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恐怕是我们老祖宗从生活经验中总结来的。那几年，我们这些唯物主义者也似乎都“迷信”起来了，碰到什么兆头就感到大祸将至。今天回想起来，这大概是因为完全丧失了自主能力的缘故，没有任何抵御、自卫能力。如果是在战场上，可以和敌人拼刀枪，事到最后，也可以同归于尽；在白色恐怖下，可以逃走，即使被捕，还可以进行法庭和监狱斗争。而那时，面对的是自己人，怎么办？！尽管思想深处进行着尖锐的斗争（比如第一次让你低头认罪的时候，该不该低这个头大概每个人都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但也束手无策，最后也只能采取忍受的态度。——这是最大的悲剧！　　　　
　　　　厄运结束，恶梦苏醒，所幸者巴金这一代老人，我们这一代中年人，都没有被压倒、被整垮。巴金在文章中绝没有美饰自己，反而无情地暴露了自己许多弱处。这弱处正是我们许多知识分子所共同的。当然，在这场烈火中，也有许多大智大勇的坚强斗士，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自不必说，还涌现了无数像张志新那样的无产阶级的精华，是我们永远的骄傲与楷模。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没有丧失信念，都仍然像巴金那样保持着一颗燃烧着理想的心，这就是我们今后的希望所在！　　　　
　　　　1980年4月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6节　反封建的勇士巴金（1）

　　　　巴金前辈从1927年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至今已经整整六十周年了。一位作家，不但有着那么久长的创作生命，不但一直拥有那么众多的读者，并得到他们的热爱与信任，而且，当年过耄耋之后，他所写出来的作品，仍然充满激情，以真诚的感情力量打动读者，赢得读者更多的尊敬，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巴金前辈在文学上的重大成就，当然不止于散文方面，他同时以小说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不过，他的散文在他的创作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自从二十年代末期他开始写作以来，他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以他所独具的那种饱满而汹涌澎湃的热情，唤醒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对于黑暗现实的不满，鼓舞了他们投身变革现实的勇气和决心。此外，在1978年之后的最近八年，他的写作则集中于散文方面。他通过散文发言，抒发了他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学的感受和见解。他在散文中驰骋自如地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评判是非，宣泄爱憎，鞭挞丑恶，宣扬理想。他直言不讳，无所顾忌，不论什么人对他的文章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只要他认定真理在自己方面，他决不改变自己的意见。他在这后十年的散文中，不但更加突出地表现了他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品格，而且表现了一位大作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思考所达到的成熟的智慧。这十年的散文，使他在文坛内外，获得了人们更高的敬重。　　　　
　　　　巴金的散文，从一开始就显示了非常鲜明的个性。五四之后那一代作家的散文中，鲁迅先生的散文以其深刻透辟的思想，冷峻犀利的语言，达到中国新文学散文的高峰自不必说，而冰心和朱自清也以其温馨婉约的笔调清丽天然的风格各成大家。巴金散文的特色则是以火一般的热情直抒他对于社会、对于人情世事的感受与看法，以无保留的真诚打动读者的心。他谈到自己的创作的时候，常常说，他写作的秘诀是“把心交给读者”；他所以拿起笔是因为他有着一颗无时无刻不得安宁的燃烧的心，他有感情、有爱憎、有痛苦要倾吐。像他在其他文章中一样，他在这里讲的也是真话，他从来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他也是把自己的熊熊燃烧的心掏出来献给读者。由于出自真诚而无需掩饰，他的文章具有一种酣畅流利的气势。有位文字造诣极高的作家，当有人认为她的散文风格有与巴金相似之处的时候，她说：我的文字再自然也不过是一杯清水，而巴老文章则是长江大河。“一杯清水”当然是她自谦之辞，然而，她对巴金文章的评语则十分恰当。六十年来，他的文章无论在感情还是思想方面，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活力，有如长江大河一般滔滔不绝奔腾向前。即使到了八十高龄，他的思想仍然站在时代的前列，他的感情仍然保持年轻人的热烈与敏感。　　　　
　　　　巴金的早期创作，和那一时代的所有大作家一样，都是从反封建开始的。他所要倾吐的就是对于封建专制的恨和对于被压迫者的爱。他那些回忆在封建官僚大家庭中所度过的青少年时代的散文，感情质朴而炽烈。对于早逝的母亲，对于始终没有勇气与封建家庭决裂的大哥，对于最早教育他懂得了正直与善良、具有原始的正义感的轿夫仆人，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于摧残人、戕害人的封建礼教，他发出了强烈的诅咒和抗议。当然，他的笔触没有为家庭与亲人的范围所局限，在他结束少年时代之前，他的目光就投向了社会。当他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接触到封建统治者与入侵的异族的种种残酷暴行，目睹了人民百姓的种种悲惨遭际：人民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任人屠杀，任人宰割，人性遭受凌辱与践踏。天地不仁，万物刍狗，他感到无法忍受的痛苦，他又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绝望。这些感情交织混合，奔泻而出，化为文章，成为声讨旧社会的檄文。巴金在后来的文章中多次将他的笔称为“一支写惯了黑暗的笔”。其实，他写的不仅是黑暗，还写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于黑暗的抗议控诉，和一代知识分子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艰苦地寻找真理的思想历程。那就是从对于是非善恶具有朴素的道德判断，走向与封建制度、与一切剥削制度实行彻底决裂，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历程。他在散文中所记述的心灵的艰难跋涉的历程，不仅对于他的同时代人发生过启示作用，而且点化了后一代、后两代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一代已过中年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思想进行蜕变的时候，几乎没有未曾受到巴金前辈文章影响的人。记录他思想大转折的《我的眼泪》一文，今天重读，仍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力量激动人心。年轻的巴金站在巴黎广场上的卢梭铜像面前，满怀景仰之情所接受的“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民主思想，和他从法国哲学家居伊那里所获得的“在众人的幸福中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的信条，不仅是他本人、而且成为好几代知识分子追求人类大同境界的始点。　　　　
　　　　当时被美国判死刑的意大利无产者樊塞蒂，更为他树立了一个以实际行动实践理想的榜样。对于这个意大利鱼贩子所提出的主张：“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他认为体现了“全世界最优美的精神”。他觉得这个普通的鱼贩子是比卢梭“还要伟大的巨人”。樊塞蒂拒绝参加侵略战争，以行动反对掠夺制度，最后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保卫自己的信念。这种献身精神，照亮了巴金一生的道路，并成为他一生奉为行为准则的榜样。　　　　
　　　　从此，巴金开始用他的笔，倾其全部感情反对封建思想，反对专制主义，呼吁和争取民主与人道主义。过去有人曾指责他在早年曾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他本人也不否认。这也无足为奇，五四时代前后寻求国家民族出路的仁人志士，在探求各种各样救国救民药方的时候，不少人曾经接触过无政府主义的学说。而巴金，则在反对一切形式的专政这一点上，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就其整个思想体系而言，他属于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要求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民主主义者。　　　　
　　　　正由于他具有这种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因而在1949年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后，他由衷地为新中国唱起了赞歌。他写于五十年代的那些热情磅礴的散文，首先歌颂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化。尽管新诞生的共和国仍然贫穷，仍然落后，然而，它终于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变而为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旧日的卑贱者从人身依附的奴仆地位中解放了出来。这是他多年向往、梦寐以求的理想。这使他兴奋不已。而最令他动情的是那些为祖国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无私地献出了自己一切的人。在那篇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至今仍为人称颂不已的《我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中，他歌颂的就是彭德怀身上体现的那种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当然，更令他感动的是那些出身社会底层、来自穷乡僻壤的志愿军战士，为保卫新诞生的共和国而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事迹。从他们身上，他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