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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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第一本文集《香雪海》的序中，他曾说了这么一段话：“三十年的笔耕墨耘，收获寥寥。但我现在粗略地算了算，像这里所收的同类文字（作者按，指各种形式短文），第一个十年，写了大约十万字左右，第二个十年，不过五万字，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一年半的时间里，却已写了十二万字。”有一段时间，中国许多作家少产或沉默，显然是由于外部的政治原因。一旦外部的桎梏解除，他们创作也就如蚕吐丝，不绝如缕了。这几年来，除去香港出版了两本《柯灵选集》（收小说与散文）外，国内还出版了《柯灵电影剧本选》、《柯灵散文选》、《柯灵杂文集》。此外，还陆续出版了新作品的结集《长相思》、《剧场偶记》、《电影文学丛谈》和《煮字生涯》等。由此可知，他在年过古稀之后，创作豪情未减当年。且每有新作问世，大都引起文学界内外的注意，比如抒情散文《红泪》，评钱钟书小说的文章《钱钟书创作浅尝》，论张爱玲所作的《遥寄张爱玲》，介绍李恩绩及其《爱俪园梦影录》的《爱俪园的噩梦》，以及《怀傅雷》和《典型长存》等等。这些文章不仅文采斐然依旧，而且，其中表现出来的思想锐气，经过了十年磨难的锻炼，更胜当年。　　　　
　　　　老而益壮，年近耄耋还能写作，写出来之后有报刊争相刊载，刊载出来后又深受读者欢迎，作为一个作家，应该说没有比这更令人羡慕的了。　　　　
　　　　柯灵同志何以能够保持这样身心两健、创作不衰的状态？我觉得其原因在于他心理状态的平衡。他淡泊于权位，不求浮名，自甘寂寞，埋首煮书为文。一位作家如果热心于征名逐位、蝇营狗苟不可终日，不仅不能潜心于学问之间，而且必然心烦气躁，有碍身体健康。就我接触所及，今日文坛保持身笔两健的老作家，大抵具有这样的品格。　　　　
　　　　1995年作者与柯灵先生　　　　
　　　　在我认识柯灵同志三十六年中，我从未见到过他争个人的名位，或对于个人的地位、待遇流露过任何抱怨或不满。尽管他从事文学、电影工作的历史很长，　　　　
　　　　影响很大——到今年他的创作生涯已满六十年，但解放后他最高的职位只不过是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而已。他对这些从未计较过。自全国解放，脱离了编辑工作岗位之后，他一心一意地从事电影剧本创作与文艺理论研究。十七年间，他的电影剧本创作，也可以说是多产的了。有意思的是，其中有好几部是奉命之作。对于一位有成就的作家来说，这种“任务”应该说是一种难题。而当时柯灵同志，正如一切长期追随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一样，把完成这种任务看成是责无旁贷的义务。那些年，我经常看到他为完成这些任务全力以赴地深入生活、研究材料、殚精竭虑。这些剧本的成就高低可另当别论，而其对党的虔诚之心历历可见。可笑的是，这些奉命之作也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其中最有名的是《不夜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柯灵同志还为此立即被下了监狱。当然，应命之作在柯灵同志所写的剧本中是少数，他原是有独立思想的人，这些，仅仅说明他对党的忠诚而已。他那些表现自己艺术见解的文章，自然更难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作于1962年的“艺术概括谈片”之一与之二：《真实、想象和虚构》和《给人物以生命》。艺术创造离不开想象与虚构，艺术作品中的人物需要有独特的个性，这几乎是文艺创作的最基本的常识了。但是，它们与瞿白音同志的论文《创新独白》成为当时文学电影理论被批判的代表作。主张“陈言之务去”何罪之有？为想象与虚构争一席之地、要求人物个性化何罪之有？只不过这几篇文章都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创作经验，提出了他们对于艺术规律的个人见解，而这种见解有悖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极“左”的教条主义。尽管他远离政治漩涡，他的道路也仍然坎坷不平。这也正是依照知识分子必然依附于一定阶级、而且必然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理论推理的结果，因此不论你如何追随，最后仍然在劫难逃。所幸的是，由于他一向“闲散”惯了，因此在这些劫难面前，显得比较坦然自若一些。　　　　
　　　　说他恬淡自若，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无是非、无原则的人。我觉得，一个作家对于事物如果没有强烈的是非爱憎之情是写不出动人的好文章的。凡他认定为“是”的，他决不动摇，而他认定为“非”的，他也决不妥协。在事关国家、民族的大事上如此，在对待日常工作以及与朋友相处时也是这样。他遇事态度鲜明，毫不含糊，始终保持一种独立不羁的精神。他绝不敷衍、不曲意迎合别人，很少理会别人的看法与态度，并不为外界舆论所左右。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旧社会很难，在新社会也并不容易。　　　　
　　　　有一天在他家聊天，讲到三十年代初期最早的电影小组，他突然像是透露一桩秘密似地对我说：当时我们经常在凌鹤同志家或者在渔洋里（陈独秀所主持的党中央所在地）碰头，1933年“一·二八”时彭启一来叫我去参加飞行集会，我记得是在一家成衣店门口集合。所谓飞行集会，就是大家集合在一起大喊一声，然后四散奔去。他沉浸在当年的记忆之中，十分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望着面前皤然白发的老人，想象着他们当年恶作剧一般的行径，我也未免忍俊不禁。这时我想起了解放初期夏衍同志所讲到的他参加飞行集会的情景。他说，他们当时经常是拿着啤酒瓶去砸大马路（即今南京路）商店的大玻璃窗，啤酒瓶与玻璃窗同时碎裂，发出惊人巨响，有如炮弹爆炸。然后他就飞奔到山东路三马路仁济医院附近的一个外国墓园，在长凳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佯装看书。当时我也曾感到，原来这些老前辈们当年也曾有过这种儿童行为。这也无足为怪，他们也有血气方刚的年代，何况如果没有血性的话，他们也就不会有今天那样鲜明的爱爱仇仇了。　　　　
　　　　自从他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以来，他一直锲而不舍地追随着中国共产党。不论是在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还是不正确的、错误的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他都没有动摇过。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位有独立艺术见解的人在十七年中也写出了一些奉命之作了。上海沦陷时期，他被投入日本人的监狱，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查封了他所在工作的《文汇报》，这些遭遇都没有使他改变初衷。从刚出版不久的《柯灵杂文选》中可以看到他怒斥形形色色敌人的文章，都如匕首短剑，泼辣而有锋芒。　　　　
　　　　除了政治信念外，我觉得在为人处世方面，他也有着一些不变的原则与信条。他坚守这些信条，数十年如一日，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恪守不移，可以说达到了“顽固”的程度。　　　　
　　　　真的，说他“顽固”没错儿。对待自己尊敬、信任的朋友，他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他对那种见风使舵、顺大流、墙倒众人推的作风极为反感。在历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凡他认为不公正的做法他都不随声附和。对于被误伤的老同志，他常常不避嫌疑加以慰问。对于犯了错误的老朋友，在他们受到处理之后，他也不忘勉励。在平时，他遇到造谣中伤、欺罔诬陷等不义行为，尽管事情也许与他本人无关，他也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当然，我这里讲的是在他有发言权的情况之下。　　　　
　　　　1964年中央文化部“整风”，从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开始，揪出了电影界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这场批判实际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导，解放之前的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几乎人人自危。最后夏（衍）陈（荒煤）路线定案，夏衍从文艺界调到外交部亚非研究所挂一个虚名并被下放去搞“四清”。对于老革命家被定为“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多少人将信将疑，但在那种乌云压城的形势下，大部分人不敢再与之来往。而当时自己也因《不夜城》在遭受批判、身承重压的柯灵同志，却立即写信慰勉有加。空文一纸固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对于多年老友却是精神上的雪中送炭、相濡以沫。当时柯灵同志的这种品格，使我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有多少人敢于在那种时候表示出自己不变的友谊与信任呢？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9节　无欲则刚（2）

　　　　柯灵当年对于傅雷之事也是如此。傅雷的慎交寡合在文艺界是有名的，他独信任柯灵同志。当年向傅雷“做工作”也大都是通过柯灵与周煦良二位。傅雷被错划为右派之后，闭门谢客，惟一肯见的也是柯、周二位。柯灵同志从不避嫌，“文化大革命”之前为他的“摘帽”问题，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他的平反之事始终奔走呼吁。　　　　
　　　　近几年来，遇有老朋友犯了错误、甚至弄得声名狼藉，他在表示惋惜之余也并不鄙弃决绝，仍然辞情恳切地勉励其在余年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我见到他给一位在这样境遇中的朋友的信中说：“微闻……笔耕权利不变，则今后发愤著书，塞翁失马，未始非福耳，幸祈反思宽怀，善自珍卫。”话虽不多，而对溺水者来说弥足珍贵。　　　　
　　　　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前几年的一次文艺方面的会议上，他的出人意外的表现。这次会议名义上是排解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会议一开始，会议主持者的倾向即很明显，发言者此起彼落，集中攻击一位老同志，有的发言中甚至夹杂人身攻击。一时会场气氛紧张。其间也有几位同志起身反驳，但大都就涉及本人的事进行辩解说明。这些事都与他无牵连，这位受攻击的同志平时与他也并不特别友善。但是，他这个平时在大会上很少发言的人突然举手要求发言。他批评了会风，对那些攻讦之词进行了反问。他的发言态度平和，但切中要害，使那些言之少据者无反驳余地，扭转了会场气氛。由此也可证明，他绝不是一个无原则、无是非的好好先生。　　　　
　　　　他对待今天仍然在世的同志、对待发生于今天的事如此，对待业已作古的朋友和已成历史的往事亦复如此。他绝不因为人不在场就对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态度沉默不言。当然，对于他们，他不是用发言、用书信向他们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而主要是用文章。最突出的两例是他所写的那两篇引起国内外注意的文章：《怀傅雷》和《遥寄张爱玲》。　　　　
　　　　在《怀傅雷》一文中他写到在傅雷被划为右派的过程中，他曾向傅雷进行过劝说。文章说：“到了1958年春天，我正在西湖改编夏衍同志原著《秋瑾传》电影剧本，一位在上海主管文艺的同志把我召回上海，给了我一个任务：以朋友身份劝说傅雷，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实事求是地作一次自我批评，以结束这一公案。我好不容易说动了傅雷，并对他的书面检查提了意见，然后再度去了杭州。不久接到傅雷一封短信，说开会的结果，他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他强作达观，说处在这样的大风浪中，牺牲区区一个傅雷，算不了什么。我像猛然坠入冰窖，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心。特别使我难受的是，好像我有意把他诱入了陷阱。”柯灵同志对于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觉得自己负有一定责任，不能释然。粉碎“四人帮”、开始平反各种冤案的时候，他首先提出了傅雷的问题，尽管傅雷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已双双自尽。这位从不上书的人，为了傅雷的事投书给当时上海的领导同志。当时“左”的阻力尚未全去，他的信石沉大海，连一封普通群众来信所应得到的回执也未曾收到。悲愤之余，他于1978年写下了这篇情深意切的《怀傅雷》。这篇文章一反他一向华丽精致的文风，写得朴素平实，更见作者心情之沉重。此后几费周章，傅雷总算在第二年的4月26日得到平反昭雪。应该说其中有柯灵同志的一份心血与努力。　　　　
　　　　对于张爱玲这位从四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就一直有争议的女作家，几十年来，他始终持有一种前辈对后辈的爱护之心，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从不讳言自己对她艺术才华的欣赏与赞美。解放以前的争议就不去说了，在全国解放后，当时战事甫定，正是刚刚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时期，张爱玲所写的通过旧家庭中的男女私情、姑嫂勃谿之类的琐事来揭露那种半商半宦人家的腐朽没落生活的作品，当然不得见容。当时不隐讳对于张爱玲的爱才之心的，惟夏衍同志与柯灵同志二位。柯灵同志对于解放之后所写的现代文学史，都未提及张爱玲一笔，多次表示不平。我在“文革”之前长期以来是一个文艺为政治服务论的忠实奉行者，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只承认革命文学的价值，因此，我虽未当面反驳，但我心里却总觉得对于张爱玲的作品不宜过高评价，尽管她的作品在艺术上很有特色。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一次，他又向我谈到张爱玲，他说，现在该是为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争一席之位的时候了。那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而且我自己心中长期存在的某些禁锢也尚未被打开，我问他有没有看过张爱玲到香港之后所作《秧歌》与《赤地之恋》。他说没有看过。我借给了他看。看过之后，他为张爱玲这两部失败之作，深深惋惜，但他并不以她后来的失败抵消她早年所取得的成就，他仍然固执地要为这样一位本人远行国外而已逐渐被国内读者遗忘的作家“平反”。1984年他写出了《遥寄张爱玲》，文中介绍了他当年发现这位女作家的过程，充分肯定了她的艺术成就，同时也直率地对她进行了批评。我读到这篇文章的结语，十分感动，其中有些话也发我深思，他说：“对她的《秧歌》与《赤地之恋》，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不像出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作者的手笔，我很代张爱玲惋惜。　　　　
　　　　1999年柯灵九十诞辰与夫人陈国容在家中接受祝寿，柯灵仍然显得精神饱满。　　　　
　　　　我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