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的首长-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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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空气的时候太少了，每当他乘上几个小时的汽车，就会出现风吹或日晒过敏现象。
　　我非常喜欢呆在加里钦，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呆在那里，然而那里的安全却没有保障。每天都出事，因为那个地方不像我们在大本营里有严密的安全措施，那里无法采取这些措施，所以危险系数很大。但是那儿风景优美，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一边是林区，另一边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脊上，蓝天之中衬托出耕牛拉犁的影子，老农紧跟在犁的后面。富有浪漫色彩的俄罗斯式的农家茅舍，拱起的、倾斜的芦苇顶子，见不到一处窗户。房前有一口用铁链打水的汲水井，铁链上已生了锈，井旁长着几株向日葵。被太阳晒黑了的妇女们都赤着脚，头上顶着一块搭拉到臀部的深色大毛巾，她们站在她们的母牛旁边，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使人感到神秘，然而这种情形与这里的自然景色却相辅相成。此时此刻，一种回到故里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那边整个地区是那样令人心旷神信，而这边森林中的气氛却是今人压抑。这也许是由于我的一种感觉所致，我觉得那里的人们没有被监禁感，农民自由自在地在田野里劳动；然而我们这里却是岗哨林立，人们不得不连连出示证件。我们长期与世隔绝，不论是在柏林、在山上还是在旅途中，总是活动在同一个有限的圈子里，总是循环往复同样的铁丝网内的生活。这种状况孕育着一种很大的危险：怕见人并且断绝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而且会导致可怕他心理冲突，即人们向往外部世界，而当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人们已完全被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禁锢了，无法再习惯于这个圈子以外的生活。共同的经历才使以希特勒为首的小圈子得以维持，如果这个圈子不复存在了，那将是痛苦的，一切都会乱套（勃兰特博士也持这种观点），对那些与外界断绝了联系的人来说那将是糟糕的。请你体谅我如此详尽地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今后来说，这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德国军队对1941年冬和1942年春这段可怕的寒冷季节毫无准备，当他们陷在冰天雪地里肘，希特勒经常垂头丧气，但仍然希望尽快取胜：“我们要冲破的最后防线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面纱”，他说道，“我们必须耐住性子，俄国是抵挡不住的。”然而面纱并未被撕破，我们在“狼穴”大本营逗留的时间越拖越长。
　　1942年1月6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
　　“……你在信中谈及的国内情绪和教会等问题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我想，如果我们的进攻进一步得手，如果拿下了列宁格勒，那么国内情绪将会再次高涨起来。今后10天是大获全胜的时刻。首长的原则是，在真正赢得大战的胜利之前，一不要发布特别消息，因为过急发布消息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由此招致不必要的生命危险。他常常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想安抚家乡的人民，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让敌人抓到任何线索。
　　你提到教堂里人都挤满了，这我可以想象，我完全赞成你的观点（这也是首长的观点），人们目前无所作为，只能待到战争结束后再说了……
　　……顺便说一下，两周来，元首的掩蔽所里添制了一台留声机，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听施特劳斯、胡戈·沃尔夫，特别是瓦格纳的曲子。尤其令我陶醉的是施特劳斯的《秘密的请求》终曲和声音优美的男高音歌唱家彼得·安德斯（你如果买唱片就必须记住这个名字）的歌喉。从他的唱腔看他更像男中音歌唱家，他的声音柔和、悦耳，吐字非常清楚。这些曲子很美，人们完全被带进了爱和温暖的气氛之中，看来对首长也产生了影响，因为昨天晚上他对我们两位姑娘说：‘孩子们，你们每时每刻都要抓紧啊！’我当时真该问他一下，我们长年日复一日地呆在他这里，怎么能利用好青年时代。是啊，理论与实际……”
　　1942年1月15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讲道：
　　“……给你的第二封信刚刚投出就接到了你亲切的来信，我一口气把它读完，接着马上又给你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但这封信我要压几天再寄出，因为我在信中发泄的东西肯定会使你产生一种压抑感，对此我感到遗憾。当然，最好是我先不把所有这些事告诉你，待到3月份休假时再说。我已与我的同事们商量好，从现在起我们实行定期轮流休假，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时间处理一下个人的事情。今天，达拉诺夫斯基去度假了，我3月份才有幸休假。我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么多，因为这里的节日太令人失望了。恰恰在圣诞节前夕，元首接管了最高指挥权。他的工作量因此大为增加，现在他再也不可能按时吃饭了。
　　午饭本来两点钟开始，但现在越来越拖，拖到了正常人吃晚饭的时间。几天前，首长的午饭是六点钟吃的，创造了最晚纪录。晚饭也相应地往后推，在元首的掩蔽所里喝晚茶的时间一般是从十点钟开始，可现在过了十二点才开始（最晚时到午夜两点才开始），这样一来，到四点至五点之间才能上床睡觉。
　　一种自然的生活节奏根本已不复存在，然而正是这种自然节奏对身体至关重要。没有一个阶段的习惯过程就从一种境换到另外一种环境，对我来说，不承受一定的精神损失是不可能的。除夕，我们是在第二军官食堂吃的晚餐，当时气氛十分活跃。接着我们像往常那样，被请去喝茶。见到首长时，他已很疲劳，刚谈了一会儿活，他就打起盹来，这时我们不得不相应地安静下来，刚刚出现的欢快气氛一下变得死气沉沉。
　　近来，首长每次参加三个小时的形势讨论会。前来觐见他的先生们这时神情紧张，不敢流露丝毫微笑。我简直无法向你描述这里的悲观情绪。例如在掩蔽所里，我感到很痛苦，就又回到军官食堂，那里元首护卫队正直的年轻人见到我就看出我刚刚哭过。看到他们我使一下子又哭了起来，他们劝我，让我喝点酒，设法安慰我。他们的努力还是奏效的。待我镇定下来之后，我们便坚定地唱起了激动人心的歌曲：‘我们停泊在马达加斯加，船上染上了瘟疫……’尽管人们一再下决心不再喝酒，但我感到，生活在这样一种得不到任何安慰的环境里，借酒消愁的确是一条唯一的出路。
　　我现在也不怎么跑步了。一是因天气太冷，二是地上积雪过多，路滑，跑步时总是提心吊胆，所以宁可躺在温暖的掩蔽所里。我们的办公室原是一间空房子，无任何陈设，现在我已将宣布置成了舒适的卧室。不过为此我也费了不少口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我发现了我喜欢的东西，总要设法将它弄到手。现在我的办公室兼做卧室。我再也无法忍受在掩蔽所里住下去了。通风机整夜整夜地开着，一刻不停地对着头顶吹，吹得我的发根痛。睡在躺椅上虽并不理想，但不管怎样，我的办公室里总算有一个窗户……
　　……那些不得已在兵工厂干活或是被召到电车和地铁等服务部门工作的妇女们非常艰苦。但比起我们来，她们却有很大的优势，她们在下班后活动自由，可以干她们想干的事情。现在我又在发牢骚了。好啦，到此为止吧……前几天，泽普。迪特里希和迪特尔将军到这里来了两天。他们两位多才多艺，是活跃后方气氛的主要人物……”
　　后来，我在笔记中写道：掩蔽所里有一个装有通风机的小房间。机器一开，新鲜空气便吹进来，但是它的噪音太大。关掉它吧，人们又觉得空气不好。所以我就睡在办公室里。它坐落在掩蔽所的前半部，室内装有一个窗户。这里没有办公的环境，连固定的工作时间也没有。希特勒常说，人们为他选择了最潮湿、蚊子最多、气候最坏的地方。然而我却觉得东普鲁士还是迷人的，初升的太阳映照着一大片红色的三叶草地，绿色的牧场，蔚蓝的天空，冬天还有处于原始状态的雪景等等。
　　1942年2月27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道：
　　“……我的同事本来一直给人一种相当稳健的印象，可这种令人不满的生活现在使她的情绪也非常低落。一切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难以避免的问题的良好想法总是过几天就崩溃了。我们的情绪起伏波动。这与不守纪律无关，而是关联着许多其它因素，就此我想三月份再与你交谈……
　　……天气热了两天突然又冷了起来，白天的气温实际只有17摄氏度，凛冽的东风寒气袭人。这种寒冷对我们来讲也已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磨炼出来了，只是那讨厌的风令人难受。尽管如此，现在我们每天至少要走上一个小时，穿过这个地区，通常一直走到下一个荒芜的村子为止。夏天，这个村子看上去非常令人难受，但是到了冬天，在松软的白雪覆盖下它却显得非常浪漫。一天工作之余人们就闲散地呆着。尽管首长常感到很累，然而他却不去睡觉，令人很痛苦。过去，我们经常在晚上放唱片，人们可以沉浸在思考之中，但是，自从托特不幸遇难以后，这种音乐晚会就很少搞了。因为在一起喝茶的老是这一伙人，没有来自外部的刺激，加上这伙人中谁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个人经历，所以我们的谈话常常很平淡，令人感到乏味、沉闷。实际上，这种谈话也只能是这样……”
　　后来，我曾就此做过如下记载：娱乐：每天晚上看电影，下午喝茶。人们从不谈政治。希特勒的影响到处可以感到，人们要么没有主见，要么有主见而不敢说。谁要敢于讲出自己的意见，谁就会被赶出这个圈子。对于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来讲，他就是他们的主心骨。
　　在斯大林格勒战败之前，希特勒还时常举办音乐晚会。他喜欢听贝多芬的交响乐、瓦格纳的歌剧片段或胡戈·沃尔夫的曲子。音乐一放，他闭目静坐，聚精会神地欣赏起来。同一张唱片他往往播放数次，参加晚会的听众一般都可以熟练地说出唱片的编号。假如希特勒说：“阿依达的最后一幕《封墓》。”那么听众中就会有人把唱片编号告诉仆人：“第一百多少多少号。”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希特勒不再听音乐了。晚上总是唠唠叨叨地讲个没完。然而他说来说去不外乎那些内容：他在维也纳度过的童年、斗争年代、人类历史、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等等。就大多数话题而言，他所要讲的我们都早已知道。这样，晚上则成了我们的累赘。世界上和前沿阵地上发生的事件喝茶时是不能谈论的，所有与战争相关的事情都不能谈。
　　这样一来，谈的最多的就是那种决不会使人难堪的话题，如布隆迪如何顽皮、听话或有一天一只突然出现在“狼穴”里的雄猫如何冒险的故事。本来希特勒不爱猫，据说是因为猫追鸟的缘故。但对“彼得”，他已逐步习惯了。不仅如此，假如这只雄猫跑到我们的怀里，他甚至还嫉妒。要是他的警犬布隆迪这样做，他就更嫉妒了。如果有谁悄悄地靠近布隆迪。他会生气的。谁要是用肉来引诱它，他会马上怀疑这个人的用心，他是严格禁止用肉来引诱布隆迪的。他认为，谁都不能博得布隆迪的喜欢，布隆迪只能忠诚于他一个人。
　　每天早餐之后，希特勒都带着布隆迪环绕着他的掩蔽所散步。他为有这只由专人（塔诺夫）照管的狗感到自豪。布隆迪的确是一只容易训练、动作灵活的狗。他可以表演节目，如走平衡木、跳跃两米高的墙和爬梯子。希特勒不喜欢小狗。他常常把爱娃·布劳恩的两只苏格兰猛“内古斯”和“施塔西”称作“木刷子”，爱娃·布劳恩则回击道：“布隆迪是一头小牛。”
　　我那时曾写信告诉我的女友，“我们养了一只雄猫，这使我们感到愉快，它常常坐在我们身边，它玩耍起来的优美风姿不止一次地使我们从谈话中出现的令人不快的尴尬局面中解脱出来。我特别喜欢它，每当它跳到我的怀里，我就将疼痛的双手伸到它那柔软的毛里，此时我倍感舒服。我们还养了一只苏格兰猛，但它不怎么受欢迎，因为它过于倔强执拗（另外，首长说它象一把木刷子，他永远不会同它合影）。有那只猫在场，它就不能和大家坐在一起，不管怎样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即使它不在场。也常起到活跃谈话气氛的作用……”
　　有些谈话也还是很有意思的，人们至今仍可以在海姆那里查到一些。比如，有时在喝晚茶时，希特勒谈到日本人时说：“人们谴责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黄皮肤、小眼睛，但他们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对着干，因而对德国是有益的。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们。”新加坡事件之后，里实特洛甫到元首那里汇报情况。他本想通过电台和新闻界大张旗鼓地将新加坡事件公布于世。在掩蔽所内小小的办公室里，希特勒面对里宾特洛甫站着，回绝说：“里实特洛甫，我不同意把这件事闹得这么大。必须从长远考虑，总有一天会与黄种人闹翻！”
　　希特勒经常谈起与他共过事的人。有一次在谈到施佩尔时他说；“他是一位艺术家，与我感情很好。我与他个人关系最好，因为我非常了解他。像我一样，他是一位设计师，既聪明又谦虚，不像军人那么刻板。没想到，他对他所从事的伟大工作是那样驾轻就熟。他有很强的组织才能，始终胜任他的工作。假如我向施佩尔提出一个设想，交给他一项任务，他先考虑片刻，而后说：‘是，元首，我认为此事可行’，或者回答：‘此事不能这么办’，然后摆出他的论据，可谓头头是道。”
　　施佩尔是希特勒坚定的追随者，在他被拘留之后，我才真正发现，希特勒说的“一切责任我来承担”的话是那样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里。希特勒这句话在他所有的追随者中激发了一种“责任感”，进而变成了对希特勒不可动摇的信任感，相信他就像信奉上帝那样。只要希特勒活着，施佩尔就认为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随着希特勒的死，他对施佩尔产生的魅力也就不存在了。
　　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