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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7-大突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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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两次讲话极大地推动了形势发展。两天之后，即1955年11月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一届二次会议召开，人声鼎沸，气氛热烈。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借毛泽东讲话的劲风，在开幕词中激动地说，伟大祖国正以飞跃的速度繁荣富强起来，国家的前途就是我们个人的前途。为了适应新形势，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都应该进一步接受改造。
会上，更有许多人现身说法，痛批自己的发家史，决心彻底接受改造。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锣鼓喧天 公私合营（3）
会议以通过《告全国工商界书》达到高潮。这封公开信充满激情：“我们工商业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一些思想上有怀疑和顾虑的人，要进行耐心的帮助和善意的批评，使他们认清前进的道路。对少数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必须展开严肃的批判和斗争。”
中央趁热打铁，11月16日到24日，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党委负责人会议，听取陈云作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陈云说：“如果还是一个厂一个厂地搞公私合营，十几万个工厂，要搞到哪一年呢？”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指出，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第二是在改造的同时，给他们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他们中间有贡献的人物给予恰当的政治安排。决议草案要求各地把私营工商业逐行逐业、分批分期纳入公私合营的全面规划，并相应成立专业公司。
这个会议最后确定对私营业主实行定息制度。陈云在报告中说，定息就是把原来分给资本家的利润，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
这个重要会议催动了私营工商业改造从个别合营进入到全行业合营的高潮。
在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洪流之中，北京的私营工商业于1956年1月1日首先提出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就实现了所有行业的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到1月底，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西安、沈阳等大城市以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都实现了全市全行业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犹如重载列车飞驰向前，私营业主很少有人敢于到铁轨上阻拦。但据记载，颇有一些人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写“祭厂文”，有人写对联：“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
到1956年春天结束的时候，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定息制度是私营业主获取利润分成方式的第三个制度性安排。前面已经介绍过，前两个制度安排是“60％利润”（除去缴税及提取10％公积金之后）和“四马分肥”的25％。比较起来，定息制度是给的最少的。
怎样计算定息呢？
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先对资方的资产进行清理核算。至于清理核算的方法，国务院曾于1956年2月8日通过《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讲得比较细。当时大致做法是，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行业合营委员会（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最后核定。全国评估的结果，连同1956年以前合营的在内，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一共是24。1864亿元。
清算出资方在企业中的资产之后，把它作为资方股份，然后根据股份多少，按照适当利率，每年一次付给资方固定的利息，这就是定息。
定息息率的幅度，1956年2月曾规定为1厘至6厘，即1％至6
％。国务院于1956年7月作了新的规定：全国公私合营的定息户，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与亏损，不分地区，不分行业，不分老合营新合营，统一规定为年息5厘，即年息5％。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可以超过5厘。如果息率不到5厘，提高到5厘。定息期原定7年，从1956年起到1962年止。1963年又宣布，从1963年起，延长
3年，到1965年止。
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对资方人员的安排是本着“量材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
1956年被定为资本家的、拿定息的大约86万人（这一数字来自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的《呼唤理解》一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他们大都安排了工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还在国家机关安排了职务，如荣毅仁先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在公私合营高潮中，对私营批发商的改造分为三个途径进行。一部分批发商改为国有商业的代批点或经批点，将其变为国有商业的分支机构；一部分吸收到国有商业、合作社商业中录用；还有一些人则安排转业，从事其他行当去了。到1956年，这一改造大体完成。
小商小贩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成为改造城乡小商小贩的主要形式。到1956年底，商业及饮食业小商小贩组成合作商店的有80万户，占总户数的32％；组成合作小组的有115万户，占总户数的46％
。基本采取资金入股，集体经营，共负盈亏的方式，为国有商业经销代销。
另一项与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个体手工业者的合作化，在毛泽东极力催促下，进展神速。1956年9月八大召开的时候，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说，全国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合作组织。加入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或者供销合作社的，已经占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90％。个体渔民、个体盐民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现在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1956年2月，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率先公私合营的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厂总经理荣毅仁，他的回答刊登在《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四号上。
荣毅仁回忆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办企业的难处，然后说：“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实际上，荣毅仁早在1954年就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企业公私合营，对上海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他的“红色资本家”的称呼即由此而来。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到荣毅仁的申新九厂视察。一下车，毛泽东就亲切地对荣毅仁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一看吗？我来了。”就在这一年，荣毅仁把自己的产业帝国无偿交给国家。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锣鼓喧天 公私合营（4）
1957年，陈毅亲自出面推荐荣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长。3年之后，荣毅仁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接着，他担任了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直到1993年担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于2005年10月26日去世之后获得高度评价：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
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企业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另据一项统计，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即今天所说的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布在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边角角，做一点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糊口。个体经济从此也一蹶不振。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2页 。
①《炎黄春秋》，2004年第12期，第48页。
②《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第358—359页。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5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4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5页。
①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7页。
②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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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2—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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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 90—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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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 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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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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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炎黄春秋》，2004年第12期，第47页。
②《炎黄春秋》，2004年第12期，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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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 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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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福建农村视察。（左三为邓子恢）。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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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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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直到1996年都在使用的购粮本。这个伴随中国城镇居民近四十余年的小本本成了历史的见证。
“东风压倒西风”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1）
“东风压倒西风”，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所说的话。“东风”指的是社会主义，“西风”指的是资本主义。
在当时，对“东风”即社会主义的认识与理解还有历史的局限，其中有冷战的因素，也有不少“左”的成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这里来看，“压倒”的过程，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
1958年，在“大跃进”浪潮催生下，人民公社这一并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畸形儿呱呱坠地。
这导致了国家与私人财产之间的紧张关系到达一个新的极点。
在1957年，私营经济烟消云散，但城乡居民的家庭财产还得以保存。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共产”成风，相当多的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的家庭财产也受到严重侵犯。
令人欣慰的是，人民公社这个畸形儿先天不足，尽管费尽心力维持了25年，但还是无法生存下去，最后进入尘封的历史。
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哪儿来的？
曾经在公社化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陈伯达说，这个“歪点子”是他出的，
“发明权”属于他。但当年他也说，办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指出的方向。毛泽东本人却从不承认自己是始作俑者。毛泽东说，他无发明之权，只有建议之权，人民公社是群众的创造。
另一个说法是，“公社”这两个字诞生在一列南行火车上。时为1958年4月，刘少奇等人乘火车去广州见毛泽东。刘少奇回忆说，“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他说道，“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①
关于发明权的问题，还有考证余地。不过，人民公社起初是由“并大社” 而起，却是事实。
按照邓子恢的观点，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就已经“太快了”。可是，让邓子恢更吃惊的事情还在后头。
1957年秋天八届三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反“反冒进”之后，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这一年冬天，各地农村按照中央指示，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的运动。一些大型工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许多地方的农业合作社为了完成任务，自发合并成大社，以便解决上述问题。毛泽东得知，立即指示起草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作为中央文件，于1958年3月30日下发。据胡乔木回忆，2月间，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
到1958年春夏之际，辽宁、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北京等地完成了并社。原来的农业合作社，平均每一社大约容纳160户农民，新的大社规模与日后人民公社相似，各地又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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