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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7-大突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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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949年9月4日刊登消息说：“在大力支援上海工业的总目标下，西北、华北、华中的国棉，正大量运沪，维护生产。今年西北的陕棉特别好，产地较往年大，产量也增加了，这对上海的公私营纱厂是个喜讯。”
20日，该报报道说，各产煤地区运往上海的煤正在增加。
21日又报道说，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于8月12日起试办银钱业7日定期存款，以调节短期信用，暂时解决私营银钱业资金困难。25日起更举办短期定期存款，吸收社会资金，同时又开办省际押汇业务，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运销事业的发展。
当时，全国各种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恢复生产、开创新业的消息，形成了一股大潮。上海的私营老板把不安藏到心底，打起精神上了阵。
到了1949年12月2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饶漱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言，题为《关于华东工作情况的报告》。他说：“1949年8月上海工厂开工率比7月份增加
27％，9月份开工率达七成的工厂比7月份增多1倍。其中，纺织业和机器业恢复最快。”
饶漱石在讲话中，把上海的私营业主叫做“工商业家”。 ①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为什么没写“社会主义”
全国私营老板极为担忧的“搞不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建国前夕颁布的“人民大宪章”——《共同纲领》中，得到了一个令他们宽慰的回答。
《共同纲领》是什么呢？恐怕今天许多人都不清楚。可是在1949年，《共同纲领》是头等重要的事。
它的全名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报道这个消息时，在头版用了一个特大粗黑标题：“中国人民政协制定人民大宪章”。
《共同纲领》通过之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30万人集会游行庆祝。在欢呼声中，毛泽东自豪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亲自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许德珩。小组成员包括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及著名专家学者共二十几人，可谓群贤毕至。起草工作从1949年6月起，经过各民主党派和各方人士广泛讨论，集思广益，反复修改，七易其稿，最后由毛泽东审阅定稿。
最重要的是，《共同纲领》的总纲规定了新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这表明，国家任务是建设新民主主义，而不是开始社会主义革命。
《共同纲领》内涵很丰富，这里着重谈谈经济方面的内容。
《共同纲领》明确界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这就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1。国营经济。2。合作社经济。3。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4。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就使私营经济取得了堂堂正正的合法地位，打消了私营老板的顾虑。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有点陌生，但在当时，它非常时髦，人们都挂在嘴边。《共同纲领》第31条解释说：“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紧接着，第31条提出：“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国家资本主义被人们看成是逐渐消溶私人资本，最终向公有制过渡的桥梁。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共同纲领》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新中国的建国施政纲领，具备了在宪法颁布之前作为新中国根本大法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所以，当时社会舆论把《共同纲领》称为“临时宪法”。当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临时宪法。
“大宪章”这个词是刘少奇在这届政协会议21日大会发言中说的。他的原话是：“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①民盟代表、著名的大胡子张澜激动地说：“它没有高调，它更没有空想。这真是切合实际，切合人民今天需要的《共同纲领》。”他说，“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的责任”。②
毛泽东也给了这篇文章很高的评价，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说：“《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③
著名工商界人士孙晓村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他后来写了一篇颇有价值的回忆文章，题为《我所经历的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发表在新华社《瞭望》杂志1989年12
期。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共同纲领》为什么没写“社会主义”？
这里要辩证一下。所谓没写“社会主义”，并不是说《共同纲领》中没出现过“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其实《共同纲领》中出现过两次“社会主义”的字样。如第四章“经济政策”第28条有一句话：“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
29条有一句话：“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辅助其发展，并给予优待。”
孙先生所说的没写“社会主义”，是指《共同纲领》中没有写“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这类意思的话。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所以，在《共同纲领》中不写“社会主义”，对于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来说，当然是太重要了。
下面是孙先生文章的相关内容：
我们在讨论《共同纲领》总纲时，大家发言很热烈，民主气氛十分浓厚。特别是讨论到《共同纲领》没有写明“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时候，有不少同志觉得“社会主义”的前途一定要写进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有的同志说，共产党领导，为什么怕写“社会主义”？较多的同志认为，《共同纲领》的实施，实质上就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了，现在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还是很陌生的，写上“社会主义”与事实有距离，还是实事求是不提社会主义为好。几种观点激烈争论，相持不下。
9月22日，周恩来同志在《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经过及其特点的报告》中讲了这样一段话：“总纲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认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周恩来同志这篇讲话，大家都表示赞同。这篇讲话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至今回味，言犹在耳，真堪称是执行实事求是路线的典范。
孙先生的文章，和《共同纲领》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完全吻合。
但是，不久之后，围绕这个社会性质定位的问题，党内高层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命运。《共同纲领》也被搁到一边去了。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
毛泽东：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
1949年，在全国欢呼新民主主义大宪章诞生，私营企业家惊魂甫定之际，毛泽东4年前的一篇文章《论联合政府》成为一个新热点，不但见报率陡然激增，而且也受到私营老板的追捧。
如《人民日报》1949年8月12日发表的重头文章《新民主主义下的私人资本经济》（署名任重），就大段大段引用《论联合政府》原文，给“忧心忡忡、举棋不定”的私营老板吃“定心丸”。而资方人员“服用”之后，竟然疗效神奇。
这是什么缘故呢？
先交待几句。
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没在会上宣读，是把稿子印出来请代表讨论。除此之外，他在大会上还作了口头报告以及大会闭幕词《愚公移山》。《论联合政府》经代表讨论，确认为党的纲领，并于1945年5月2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反响强烈。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新华日报社散发了3万份《论联合政府》。连正在出席国民党六大的一些代表看了之后也说，共产党有办法，说得头头是道。
但是，《论联合政府》有两个版本。一个就是上面说的《解放日报》公开发表的版本。另一个是建国之后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收入该文时经过删改的版本。当然，前者更能反映七大时准确的历史面貌。在1949年，报刊宣传的《论联合政府》当然是1945年的版本。
1945年版的《论联合政府》，在当时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提出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
下面我们看看1945年版《论联合政府》是怎么说的。在引文中，把1953年版《毛泽东选集》所做的修改附在括号内。
“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是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1953年版《毛泽东选集》的编者，把“广大”两字改为“必要”），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1953年版《毛泽东选集》的编者，把“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改为“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今天的读者看了这段话，不免产生两个疑问：一个是，力主“兴无灭资”的毛泽东竟然也赞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广大发展”？再一个是，为什么1953年的修改又把“广大发展”改掉了？
现在先说第一点。毛泽东的确曾经赞成资本主义在中国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这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肇始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而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达到一个高峰。遗憾的是，后来他又带头批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在七大召开的1945年，毛泽东对发展资本主义热情高涨。上文提到他在七大除了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报告之外，还有一个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现收入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全书共8卷），题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在口头报告中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毛泽东还猛烈批评了不同意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党内同志，说他们是民粹主义。毛泽东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①
七大刚闭幕，延安《解放日报》为了贯彻《论联合政府》的精神，于
1945年6月21日发表社论《关于发展资本主义》，指出：“在许多农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自由资本主义还有它发展的宽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前面提到的《人民日报》1949年8
月12日任重的文章在引用了《论联合政府》的论述之后说：“对于产业落后的中国，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不但并不多余，而且在相当时期内是很有需要的，要让他发展的。”
这样说来，新中国成立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不但能够存在，而且还有广大、广泛、宽广的前途，私营老板怎能不拍手？
那么，为什么到了1953年，又把“广大发展”改掉呢？这与后来形势变化及党内斗争有关，后文将要表述。这里先谈谈一些学者对《论联合政府》两个版本的不同意见。
中共党史学会会长龚育之最近著文《关于七大的文献和回忆》建议说：
“听说中央有关单位还准备合作编辑七大历史文献集，提供更为详尽的档案材料。党史研究者们都在盼望着。这里提出一点希望，就是在这个文献集中，最好能同时收录《论联合政府》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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