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7-大突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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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不少地方发生混乱，私营商贩趁势投机。在受灾地区和粮食脱销地区，粮贩子大肆活动。私商得知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在京津地区，私商在两个小时之内把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去徐州抢购黄豆。一个叫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了25万公斤黄豆。几天之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情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张的社会心理反过来助长了农民不肯卖粮的情绪。结果造成恶性循环，粮食抢购和抬价的风浪一波又一波，如若钱塘潮涌。　　　　　
　　　　三是东北灾情严重。本来东北享有“粮仓”之誉，但因为收成剧减，完不成收购任务。当年上调给中央的粮食减少8亿公斤。当时中央掌握的粮食一共40多亿公斤，减少8亿公斤可不是个小数。　　　　　
　　　　事情严峻到北京和天津几乎没有面粉可卖了。　　　　　
　　　　如此种种，如何是好？　　　　　
　　　　时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临危受命的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的家伙。”　　　　　
　　　　毛泽东也为眼前的事实所震动。他对政治局的同事说：“在共产党面前岂止是一担炸药，分明是一场战争。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　　　　　
　　　　到了10月，陈云提出了几种危机对策，统购统销是最严厉的一种。毛泽东拍板，非此种严厉手段不足以度过危机。　　　　　
　　　　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议》调门极高，指出当时的粮食紧张，反映了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这样严厉的上纲上线，足以封住一切反对者的嘴。　　　　　
　　　　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决议，通过《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昭告天下，同月23日起在全国执行。　　　　　
　　　　一声令下，全国粮食市场一律关闭，一切买卖由政府掌控。私营商贩与农村粮食市场的联系彻底切断。　　　　　
　　　　基于同样的考虑，中共中央于11月15日还作出了《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2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食品公司，把副食品收购、销售与出口统统管起来。1954年9月9日，政务院又颁布了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总之，一不作，二不休，要干就干个彻底，把包括粮食在内的一切农产品的收购与销售全面控制起来。　　　　　
　　　　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说，粮食统购统销方针的要旨在于，买卖粮食乃是政府专有的权力，一切私人商贩买卖粮食均为非法。农民必须依照政府所订的数量、品种和价格将自己的收获卖给国家，纵使荒年减收亦不可免。假如农家因为荒年或者政府征购过多，而至自家粮食不足食用，则政府在核准之后会酌情提取国库存粮卖给农民。这种做法有一个无论百姓还是官员人人皆懂的说法，叫做“返销”。　　　　　
　　　　城里人亦须按照政府规定的数量、品种和价格购买粮食。配给的数量因人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居住地区的差异而有很大不同，所以，中国城镇中大约五千万个家庭，每家均有一个购粮本，出示粮本方能取得粮票。粮本里细细注明家庭所有成员的情况，以备核查。如果不能出示粮票，则无论有多少钱也不能买到一片面包。这种制度始终在执行着，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渐取消。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2）

　　　　不过，用这种近于强迫性质的制度将粮食置于政府的掌握之中，是要冒着农民离心离德的危险的，实行起来在技术上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当日乡下的自耕农户多至1亿，数量庞大而又居住分散，无论多么有效率的行政组织，根本无法知道每一户农民的丰歉多寡，即使知道了又如何逐户征取无误？假如农民纷纷隐瞒产量藏匿粮食，政府又能以什么办法加以应付？　　　　　
　　　　凌志军说，我们的党和政府既以组织见长，当然还要从组织的途径去寻找希望。毛泽东具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完成这一切。他提出把散乱的自耕农户收拢为若干较大的合作社，以此掌管农民全部的生产活动以及生活消费，由党的坚决信奉者出任合作社领导，其尊严又足以控制乡里农民的意志。对于政府来说，掌握合作社也就掌握了全体农民。1953年12月，几乎是在发布了统购统销命令的同时，又制定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合作化的进程自此大大提前。这局面被毛泽东形容为“太多的小辫子梳成了大辫子”。　　　　　
　　　　其实，自解放战争后期起，就在全国农村逐渐开展了互助组以及合作化运动。工作组剥夺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在贫穷农民中重新分配，然后一片一片地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件事随着军队向前推进，从东北、华北展开，再到华东、华南和西南。　　　　　
　　　　到1952年上半年，农村中组织起来的劳动力，东北区达到80　％，内蒙古达到70％，华北区为65％，西北区为60％，华东区33　　　　　
　　　　％。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3500万个，接近全国农户总数40％。此时的农民组织，以互助组为主，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辅。　　　　　
　　　　为了抓好农村互助合作，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3年2月成立。不过，部长邓子恢却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其后召开的两次全国农村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上，邓子恢的讲话强调了这样的要点：一个是保护私有权，即确保农民土地私有权，不能宣传归公；二是慎重前进，从互助合作开始，循序渐进，不能一哄而起搞合作社；三是不要搞阶级斗争，互助合作是经济问题，不是阶级斗争，不能用扣帽子威胁的方式强迫农民入社，入社一定要自觉自愿；四是反对吃大锅饭，农民个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不能归公；五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急躁冒进，不了解互助组是不可逾越的形式，强迫命令，急于搞合作社。　　　　　
　　　　1953年9月，忽然有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发表“九天九地”说，替农民诉苦，引起震动。　　　　　
　　　　9月11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发言揭露和批评了农村党政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要求乡村干部改变作风。他对农民的苦日子十分同情，打比方说：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梁漱溟的发言，引起毛泽东反感。毛泽东忍了一周。一周之后，17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梁列席会议），毛泽东当面对梁漱溟说了过火的话。毛泽东说梁的发言表现了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与会成员对毛泽东如此震怒大惊失色，但梁漱溟却毫不屈服。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梁漱溟再次发言，公开挑战毛泽东。导致台上的毛泽东和台下的梁漱溟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互相驳斥，谁也不让。这种场面当然前所未有，结果是梁漱溟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自此时起，梁漱溟被长期冷藏“闭门思过”垂30年之久。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　　　　　
　　　　90岁的梁漱溟才如“出土文物”一般，出来参加社会活动。梁氏的著作也重新大量刊行。令人告慰的是，1988年梁漱溟去世时，新华社发的《梁漱溟先生生平》，说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是一位“敢于坚持真理”的爱国知识分子。　　　　　
　　　　毛泽东觉得问题严重，不得不亲自出马。在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的会前和会中，毛泽东两次与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等人谈话（部长邓子恢出差在外）。他在谈话中批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这句话曾在党内流传很久，被看成经典。　　　　　
　　　　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小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　　　　　
　　　　‘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及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民生计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①　　　　　
　　　　显然，这些批评是针对邓子恢的。　　　　　
　　　　毛泽东还警告道：“对于农村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②　　　　　
　　　　毛泽东不满意农村组织停留在互助组阶段，他在谈话中要求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说，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他要求各地地委、县委用大力搞这件事，一定要搞好。要有数字，摊派下去。明年初，开会检查，看看完成的情形怎样。　　　　　
　　　　毛泽东还在谈话中驳斥了梁漱溟提出的农民生活很苦的意见。毛泽东说，农民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　　　　　
　　　　在巨大的压力下，东北、华北、华东、西南、中南、西北六大区在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上纷纷表态，表示要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来认识问题，从过去的注重互助组转变到注重合作社。　　　　　
　　　　因为在此之前，1953年2月和10月，中央的有关决议都是要求办好互助组。到了这个会议，由于毛泽东关于农村必须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强力介入，情况变了。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3）

　　　　会议确定，用三年多时间，到1957年，六大区的合作社要从目前的1。4万余个发展到70万个。　　　　　
　　　　会议结束之后的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土地归公，“实行土地统一经营”；又确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即到1957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争取发展到80万个。　　　　　
　　　　自此之后，层层加码之风劲吹全国。　　　　　
　　　　1954年4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把原计划1957年发展到80万个合作社提高到130万个或150万个。同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又将4月间提出的1955年发展到30万个或35万个合作社提高到在1955年春耕以前发展到60万个。　　　　　
　　　　各地为了完成指标，公开宣传“单干就是犯法”、“不入社就是资本主义”。浙江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县委宣传部长指着被斗的富农说：“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　　　　　
　　　　在各地如火箭窜升般发展合作社的浪潮中，邓子恢几次企图力挽狂澜，要求慎重或收缩。在个别时候，毛泽东也曾听取过他的意见，但总的来说，邓子恢与毛泽东的思路存在着根本差异。最终，两个人发生了激烈冲突。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把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召集到一起，在会上对邓子恢摊牌。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从此，这四个字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经典词汇。　　　　　
　　　　毛泽东在报告一开头就断然指出：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①　　　　　
　　　　毛泽东严厉警告说，邓子恢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两个多月之后，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宣布邓子恢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一大批曾经支持或同情邓子恢观点的高级干部纷纷检讨，与邓子恢划清界限。　　　　　
　　　　入社运动在全国农村无比猛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7月31日批判邓子恢时，入社的农户是1690万户。时间仅仅过了几个月，到1956年初，已经有7000万农户加入合作社。毛泽东对此的评价是：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　　　　　
　　　　此时，毛泽东精心修改和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全书分为三卷，约94万字，176篇文章。其中104篇文章长长短短的按语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在此书的“序言二”中，毛泽东对形势表现出了极大的乐观。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说：“他本以为改造五亿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很多细致的工作。现在，不过开了三个会议和出版了一本书，问题就解决了。”　　　　　
　　　　毛泽东在“序言二”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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