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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与子:心灯系列-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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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我。他们从圣塔摩尼卡开车到洛杉矶市区要花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有时更久，这得看当时的交通状况。但更糟的是爸爸妈妈不能碰我，而我最怀念的就是他们温暖的双臂环抱着我小小身躯的感觉。现在，他们的手臂套在无菌袍里，无菌口罩几乎遮住整个脸，我只能看到他们的眼睛，而他们的眼底总是溢满泪水。我被送进这里之后没多久就陷入昏迷，我的脊髓简直就像插针包一样，每天都得做穿刺。即使陷入昏迷，我仍记得自己听到医师们说我就快要死了。 我母亲开始在教堂里进行祈祷，每天24小时都有人在为我祷告。我的父亲则感到绝望，他惟一亲爱的宝贝儿子竟离他如此遥远。我知道他花了许多时间，想找出方法进入我身处的陌生世界。他拼命地想办法要让我知道，他就陪在我身边，其实我并不孤单。不久他便想出了一个办法，而且诚心地祈祷，祈求上苍让我活下去——他这辈子也许第一次如此虔诚。我从昏迷中醒来的那一天，听见身后医师的谈话，我以为我快要死了，这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恐惧与疑惑。突然间，我感觉床边有个东西，我知道这是爸爸送我的礼物，它是一个小手电筒，已经用医院的杀菌装置消毒过了，所以我可以使用。上面还有一张小纸条，写着——我爱你。爸爸留。 这个礼物比我过去收到的任何玩具都好。手电筒成了我的世界，我小心翼翼地避免照到不该照的地方，免得被没收；我一整天就玩着这个小小的光线，拿它照自己的脚趾头，也埋在被子里玩。 那一晚，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了。在我父母探视的时间来临时，我发现有一道光线从我床头的窗外投射进来，而这病房的楼下正是停车场。于是我用手电筒照它一次，它也回闪我两次，接着我再对它闪两次，然后三次。生病这几个月以来，我头一次觉得高兴。那是爸爸！他找到方法和我沟通了，他想借此驱除我心中的恐惧。 从那天开始，我和爸爸每天找到了一个参与生命的方式——即使不得不躺在病床上也一样可以得到生活中的乐趣。 圣诞节时，爸妈为我在我的房间里摆了一株满是装饰品的圣诞树，树下有着美丽包装的礼物，还有一辆全新的、闪闪发亮的脚踏车。他们将树和所有的礼物拍成照片带来，爸爸随手将照片塞入我病床的角落。这些令人愉快的照片，花好几个小时来猜每一份礼物里包着什么好东西。结果我下定决心要好起来，这样才能打开礼物、骑那辆崭新的脚踏车。每晚我总是等着爸爸从窗外打信号进来，这是通知我他已经到了的信号。我们约好用各种不同的讯号回给对方，这些游戏总是让我开心地笑出来。梦魇已近尾声，我逐渐康复了。5个月之后，我终于踏出医院。 爸妈又生了一个孩子，我也完全恢复健康，生活总算恢复正常了。而且，我与父亲终生分享着这个存在于手电筒光芒里的秘密。 许多年之后，我和妹妹都已成家有了孩子，父母亲也升格为祖父母时，父亲突然中风了。他变得无法与人沟通，此时我见到他眼里的恐惧。于是在回医院看他的那个晚上，我刻意找到靠近他病床的窗口，尽我所能用最亮的光照进去。但是没有响应。 没多久，父亲便过世了。这时，我突然想到父亲的名字有个“光”字，那是帮助我活下去的惟一希望之光，所以当年他才会想出这个简单的手电筒闪光游戏来鼓舞我。 我在葬礼上得知一个特别的故事，它胜过任何安慰的话语，让我得以稍解心中哀恸之情。有一位护士提到我父亲辞世当晚她正好在一旁。她说父亲那一整天非常焦虑不安，而且不舒服，“但是，他突然向上看，我猜他看到天堂了呢，因为他咧嘴而笑，整个人也放松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奇怪，于是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原来有一道光正从窗外照进来，好像是有人从停车场拿着手电筒照进来的光线。”他笑着说：“也许正好有位天使要为他照亮通往天堂的路吧……我们永远也猜不透。”
第四部分：父亲，我爱你我的父亲（图）
汤姆·克劳斯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需要有个朋友来辅导他、关怀他、养育他并且鼓励他。这个人给予人们指引与希望，他帮助人们去接受自己，他帮助人们立定目标，他帮助人们找到生命的意义。这真可以说是天使的工作。 ——汤姆·克劳斯 我对父亲最早的印象是，小时候，每当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会抓着他的手，他则会引领着我往前走，我永远记得这幅画面。长大一点之后，我会跟父亲一起收听收音机里的高中篮球赛转播。我会在纸上写下每个球员的名字，然后记录每个球员在球赛当中的得分。可是我总是无法熬到球赛结束，因为我的年纪还小，球赛还没结束，我都已经睡着了。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睡在我的床上，而记分表就放在我的身边。记分表上有球员最后的分数，这是爸爸在抱我上床之前，帮我填上去的。我永远会记得这个。 我还记得在圣诞节放假回家的时候，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父亲总会一大清早就把面包车开到家附近。爸爸载面包到面包店的时候，我就会坐在卡车的地板上。面包的香味与热气让我口水直流，也让我觉得很温馨。我永远会记得这个。 高中的时候，我开始迷上运动。我爸爸总是会来看我比赛。高三的时候，我们的足球队获得资格进入州际杯的冠军赛。这在我们学校的历史上是头一遭。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我爸爸悲伤地对我说，隔天他不能来看我比赛。比赛的地点离他送面包的路途有三个小时的车程。他说他会听收音机里的转播。我说我可以谅解。隔天比赛快要开始的时候，我想着我爸爸。当我排队准备开球的时候，我刚好看到球场另一边的停车场。我看到爸爸的面包车开进了运动场。他及时赶来参加球赛，而我们也赢得了那场州际比赛。我永远会记得这个。 几年之后，我成为了教师兼教练。有一天，清晨5点半的时候，我太太和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接电话，我永远也忘不了电话的另一头警察局传来的声音，他告诉我，爸爸在工作的途中发生车祸丧生了。附近一家农场的牛群冲破了篱笆，跑到公路上去，由于那天早上天色很暗、又下着雨，爸爸开车上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这些牲畜。爸爸的车在公路上撞到它们时急转向一边，接着一辆半拖车又撞上了爸爸的车。我听完之后，整个人都崩溃了。我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挂断电话，走回卧室，坐在床边，我太太一直问我是谁打来的电话，我说不出话来。我这辈子所做过最困难的事，就是讲出“爸爸死了”这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 此后的一切对我都不再重要了。我还是继续过日子，可是却对什么都不在意。这就好像有人将我的心从我的体内拿走，我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还是去上班；我还是在学校教书，我只是机械化地做着这些事。 有一天，我在学校的操场监督着一年级学生的下课活动，忽然发生了一件我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一个小男孩向我走来，然后抓着我的手。他用手握着我的最后两根手指。我像他那么大时，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握着我爸爸的手。 就在那一刻，我父亲仿佛又回到我的身边。就在那一刻，我又重新找到自己的目标。虽然我父亲走了，他还是留了某些东西给我，他将他的微笑留给了我；他将他的同情心留给了我；他将他的抚触留给了我。而我的目标就是要像他从前那样，善加运用这些天赋。从那天开始，我便重新展开新的生活。 我永远都会记得这个！
第四部分：父亲，我爱你回忆中的家（图）
爱丽希·克斯特纳 25年后，从前的同班同学又在他们原来的教室聚会。他们谈论着旧日的时光，谈论着回忆的价值。突然在座的一个人想起了年轻时的一件事，希望这件事能说明这些往日的同学都曾感受过的特殊心情。 “为什么最简单的事情偏最难说明呢？”他这样问其他同学。“那样的事只能通过比喻来说明，而比喻不是证明手段，是不是举一个例子最终能使我们取得进展呢？随便讲个什么小小的故事，行吗？” 当我还是个10岁孩子的时候，我非常想要一辆自行车。我父亲说我们穷得捉襟见肘，从那时起我就不再提起此事。直到有那么一天，我从年市上跑回家，激动地告诉家里的人：摸彩的头奖是——一辆自行车！而一张彩票只要20芬尼！父亲笑了。我请求道：“我们买两张彩票，或者甚至三张彩票，行吗？”父亲回答说：“我们穷人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我央求着，父亲摇摇头。我哭了起来。于是他让步了。“好吧，”他说，“明天下午我们去赶年集。”我高兴极了。 第二天下午到了，谢天谢地，车子还在原地放着。我可以买一张彩票。摇奖的轮盘嘎嘎吱吱地转着，我没中彩。不要紧，车还在，没有人把它赢走……头奖第二次开奖的时候，我手里拿着第二张彩票，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摇奖的轮子吱吱嘎嘎地响着，咔哒一声停了下来，中奖号正是27号——我赢了。 父亲死后很久，母亲才把当时的实情告诉我：父亲头一天晚上去找房东借了150马克。然后又找到摸奖处的人，按商店价格买下这部自行车，并对他说：“明天我带一小男孩来，请您让他的第二张彩票中奖，他得比我更好地学会相信他的运气。”摆彩轮的人手艺很熟练，他非常有把握：想让哪个号码中奖，哪个号码就中奖。 这笔钱是我父亲分很多次一点点还清的……而我却很高兴，只有孩子才会那么高兴，因为我的车确确实实只花了40芬尼。
第四部分：父亲，我爱你我终于了解父亲了（图）
汉克·惠特摩 我父亲在去年的今日——父亲节——过世。他在临终的前一日，因心脏病发而住进加护病房。当消息传出，他的6名子女纷纷赶到佛罗里达的文森医院。他躺在一个小病房的床上，身上接着各式各样的监视器和仪器。深夜里，父亲弥留之际，我们与母亲围绕在他床边，大家握着他的手、轻握他的臂膀，贴着他的脸颊对他说话。 “永别了，爸爸，”我们对他说，“我们爱你，爸爸。谢谢你，爸爸。喔，不……” 他在我们大家的手紧握时，咽下最后一口气。当我们回头看到心电图和脉搏记录器上的数字时，大家异口同声地发出一阵哀叹——他真的走了。凌晨时分，四周一片诡异的宁静，令人毛发直竖。我们紧握彼此的手，突然有人低声说道：“喂，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父亲节。” 爸爸享年75岁。至此，我对永生不死的向往，随着爸爸的溘然辞世而彻底幻灭，今后，再也没有爸爸的庇荫可以抚慰我了。对任何男孩子而言，爸爸都有这么一项静默无声的职责：作为一道防护墙，将儿子与其人生中可能遇上的万丈深渊分隔开来。如今，这道神奇的防护墙已然消逝，我变得既孤独又脆弱，但也比过去更懂得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还记得我5岁的时候，有一个暴风雪过后的早晨，爸爸让我跨坐在他肩上，从我们家走了一里路到城里去。当他勇敢地穿过雪堆时，我为了抓紧他，便将双手环抱在他头上，结果我的手套不小心盖住了他的眼睛。“我看不见东西啦！”他说，不过他还是继续向前走。一位看不见任何东西的英雄正背着我，在一片陌生而又没有人迹的野地里，向前开路。 他那时刚从二次大战的战场回到家，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和他如此亲近，这份记忆既鲜明又教人难忘。 他入土那天，许多昔日的回忆汹涌而至，但我却极力地想要透视自己对他的情感：他是否恪尽父责？失去他，我为何不觉得悲伤？我是否原谅他的缺点与过错？我是否真受过他的帮助，而且衷心感谢？又有哪一段旅程是我和他携手共度的？ 打从少年时代开始，我便非常渴望爸爸的鼓励。我曾经以为他会帮助我挑战某些传统或常规，并鼓舞激励我。然而，无论我在哪方面需要这类援助时，结果却往往会落空。几年之后，我只好接受想像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乖乖地适应它；但另一方面，我却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平息我无言的愤慨。 记得我在高中时曾经告诉他，我想要在毕业之后去当演员。他听了之后，就开始滔滔不绝地批评，说当一个演员是很不稳定的工作：“到最后，你可能得拿个锡杯在街角行乞。” 我还住在家里的时候，有一回为了想到纽约学表演，我们大吵了一架。他怒气冲冲地上楼来，我们正好在房门前碰个正着。父子俩愤慨地对峙着，我握紧拳头对他怒目而视，全身颤抖地对他说，一切都已成定局，除非他想和我打一架。他涨红的脸随即退了颜色，接着转身，垂着肩，慢慢走下楼去。 经过那件事情之后，我曾经怀疑过，当时若是他狠狠揍我一拳，事情会演变成怎样的局面？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否赢得太容易。这场成年仪式就这么瞬间发生、旋即落幕；排除了他的阻挠之后，剩下我一个人独自去面对未来。 然而，日常生活中，我们之间的敌对情绪仍然不断。例如，在我成为正式演员之后，他来百老汇观看我的演出，看完后他的评语是：“聪明的话，就再找些其他的事情干，将来失意时才有退路。” 后来我真的退出演艺圈进入报界，几年之后，当我写的第一本书出版时，我又辞掉了报社的工作。当全家人聚在一起庆祝时，爸爸拉我到一旁说：“趁现在，凭着这本书，赶快去找一家公司应征工作。”我对他表明，我想尽可能保持现状自由创作，他听了之后，只有沉默以对。 年复一年，对于父亲盲目的热情与信念，我报以无言的抗议。然而他的疑虑与恐惧却与日俱增。这样的嫌隙最后持续到1990年，当时我写了一本关于泰德·透纳的书，将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出版，而爸爸仍然觉得我的前途堪忧，于是他说：“喂，我想到了，你何不向透纳先生要求一份工作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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