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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学讲堂-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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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深秋时，想来也许有和这去年的模样相似的病叶的罢，但可惜我今年竟没有赏玩秋树的余闲”。——表面上看，这是“爱我者（“我”）的自白，其实是可以视为鲁迅对“爱我者”的嘱咐：不要再保存，“赏玩”、留恋于我，因为没这样的“余闲”，还有许多事要做。这几乎是鲁迅的“遗言”：十多年后，鲁迅离开这个世界时，也是这样告诫后人：“忘掉我”。
应该说《腊叶》是最具鲁迅个人性的一个文本，是他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在面对随时会发生的生命的死亡的时候，一次生命的思考。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他所感到的是自我的生命与自然生命“木叶”的同构与融合，把他的生命颜色，他作了枫树的生命之色。
但这又是怎样斑斓的色彩啊：那象征著人与自然之真的“青葱”的勃勃生机自不待言；那生命的“深秋”季节，也是如此的文采灿烂，而“乌黑”的阴影正出现在这“红的、黄的、绿的班驳”之中，这生与死的并置与交融，既触目惊心，又让人想起《野草》题辞中那段话——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一过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因死亡而证实了生命的意义，死亡绚烂正是出于生命的爱与美。在鲁迅看来，生死是相融的，正因为生是美的，死也是美的，前面讲到鲁迅如此的“黑暗”，“冷酷”，但现在，我们感觉得到，他的生命的底蕴是对美的神往与热爱，他的生命是大生命。他对宇宙基本元素的想象，展现了他生命的境界，这境界构成他生命的底色，这底色让他有勇气正视现实中人的种种生存困境，有勇反抗绝望。
所以，我想一个人的生命能与鲁迅这样的生命相遇，是最大的荣幸。
陈平原 文学的北京：春夏来冬文学的北京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洲，1987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中国大学十讲》、《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等三十余种著作，先后主编学术集刊《学人》、《现代中国》。
去年，我们在北大开了个题为“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刚好碰上北京市纪念建都八百五十周年，很受关注。不说5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也不说此地已有三千年的城市史，更不说春秋战国时燕国在此建都（称蓟）、西汉末年王莽在此立大燕国（别名燕京），咱们还是从公元1153年金中都建成，海陵王下诏迁都，北京正式成为“号令天下”的国都说起。既然很长时间里，北京是国都（帝京、首都），各方面的人才都会跑到，政治家、商人、文学家，全都来了，不见得在这定居，但总得来走走、看看。这样，就必定留下一大批关于北京的文字资料，包括诗文、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同学们有没有想过，几百年间，多少文人学士进京赶考，一路上怎么走过来的、随身携带什么物品、中间碰到多少艰难险阻？这些细节，其实很有趣的，对于学文史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历史记忆。像这一类的问题，都留在骚人墨客的诗文里。
这就是我所关心的“文学的北京”。从金代开始，历经元、明、清、民国，一直到今天，850年历史的国都，该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及人物，残留在文人的“记忆”以及文学作品里。诸位念中国文学，讲到元杂剧，老师肯定会告诉你们，关汉卿，元大都人。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可除此之外，我们无法找到更多有关关汉卿与北京城的直接联系。明清以后就大不一样了，很多文人用生花妙笔，记载、描绘、表现北京这么一座了不起的都城。这一类的文字资料很多，是后人想像北京的重要依据。
在我看来，一座都城，有各种各样的面相。有用刀剑建立起来的，那是政治的北京；有用金钱铸造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北京；有用砖木堆砌而成的，那是建筑的北京；有用色彩涂抹而成的，那是绘画的北京；有用文字累积起来的，那是文学的北京——这个经由史家的学识与文人的激情，用文字塑造出来的北京城，最容易感知，也最好触摸，我们今天，就准备从这里进入。
我在北大开了一门课，就叫“现代都市与现代文学”，每周带着研究生一起阅读、讨论下面这九本有关城市的书：RichardLehan的《文学中的城市：思想史与文化史》、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赵园的《北京：城与人》、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陈学霖的《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施坚雅的《中华晚期帝国的城市》、CarlE。Schorske的《世纪未的维也纳》、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以及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选书的标准，除了学术质量，还希望兼及思路与方法、文学与历史、中国与外国、古代与现代等。学生们对《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两本书尤其感兴趣，那种游手好闲的姿态、那种观察品味城市的能力，那种将城市的历史和文本的历史搅和在一起的阅读策略，都让他们很开心。同样道理，阅读北京，理解这座城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也是要兼及历史与文学。
在座的诸位同学，也许你们读过像《狄更斯与伦敦》、《雨果与巴黎》、《卡夫卡与布拉格》、《乔伊斯与都柏林》这样的著述，再塞给你一本《老舍与北京》，也没什么了不起。今天我讲的，不是某某作家的都市体验，而是希望借助若干篇散文，呈现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的形象与气质。而且，不想选择那些独一无二的景观，比如故宫、天坛、长城、颐和园等，而是谈谈每一个到过北京或准备前去旅游的人都必须面对的，那就是北京的春夏秋冬。
大家可不要误会，以为我是北京市旅游局派来拉客的，光拣好听的说。记得有人说过，某些城市只能接受好话，受不了委屈，而北京，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你说好说坏，它都无所谓。甚至，最喜欢说这座城市坏话的，很可能正是北京人。一边嘲笑，一边乐滋滋地生活在这座被自己骂得一塌糊涂的城市。有一回跟作家莫言聊天，他用说相声的口吻，转述一个段子：人大、政协开会，外地代表纷纷表示要为首都做贡献，山东代表说，为解决春天风沙大的问题，准备建一个塑料大棚，把北京市统统罩起来；山西代表说，为解决到美国签证难的问题，准备在北京挖一条直通华盛顿的地道；最绝的是河南的代表，说是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北京市的环境卫生问题，准备为每一只蚊子戴上口罩，为每一只老鼠配上安全套。我一听马上说，这笑话，准是北京人编的。北京人就是这样，对政府有意见，不直接骂，绕着弯子说，很刻毒，可又有幽默感，让你哭笑不得。
下面这几篇文章，偶有几句怪话，但总的基调是怀念，所以很温馨的。需要说明的是，周作人的文章是在北京写的，其他三位，郁达夫、张恨水、邓云乡，都是人在异乡，“怀想北平”。这你就不难理解，周文的调子为什么跟其他三位不一样。对于眼前的生活不乏批评，对于过去的时光多有依恋，这是人之常情。好吧，闲话休提，让我们赶紧进入北京的四季，在欣赏这些美文的同时，希望能带出一些有趣的问题。
陈平原 文学的北京：春夏来冬关于《北平的春天》（1）
周作人慨叹北京的水气太少，春天来得太慌张了，这点我承认。不过，所谓北京的春天“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似乎还另有所指。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在危机中崛起，很急迫地往前赶路，确实是走得“太慌张了”，缺少一种神定气闲、天马行空的精神状态。
我准备讨论的第一篇文章，是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周作人，1885年出生，1967年去世，笔名知堂、岂明等，浙江绍兴人，五四时期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论文，以及众多兼及知识与趣味的小品著称于世，可说是五四新文学的主将之一。周氏早年文名极盛，抗战中落水，1946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国民政府判处十年徒刑，1949年1月保释出狱，8月重归北京，晚年以译述日本及古希腊作品为生。读他撰于1944年的《我的杂学》，听他谈对于古文、小说、外语、希腊神话、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文学、性心理、医学史、乡土民艺、浮世绘、玩具、佛经等的兴趣，你肯定会惊讶其博学。因此，当他说自己别无所长，只不过是“国文粗通，常识略具”时，你就知道这个标准之高。反过来，在他眼中，国人的最大毛病，很可能就是缺乏“常识”、不通“国文”。
先说“国文”。五四刚过，周作人就开始自我调整，不欣赏胡适“明白如水”的白话，而是希望“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并杂糅口语、欧化语、古文、方言等，以造成“有雅致的俗语文来”。至于作为“常识”的知、情、意，周作人承认前两者受古希腊及日本的影响，后者则是基于自家的中国立场。但有一点，从1922年撰《自己的园地》起，周就对各种各样的“大名义”不感兴趣，并自觉保持距离；至于1924年《喝茶》一文所表达的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于粗茶淡饭中品味人生，更是成为日后周的生活信条。关于他的政治立场，学界有各种看法；但对于他在现代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基本上没有异议。要说二十世纪中国散文，成绩最大的，很可能还是周氏兄弟。像同样名气很大的林语堂、梁实秋等，单就散文而言，在我看来，都不能跟二周比。
谈论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我想转个弯，从此前的两篇周文说起。先说写于1924年的《故乡的野菜》。这里的关键是“故乡”——周本南人，但长期生活在北京。中年以后，周作人不断在文章中追忆故乡浙江绍兴的风土人情；但同时，他又喜欢谈论自己目前生活的北京。在《故乡的野菜》里，有这么一段话：“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对于周作人来说，绍兴是出生地，南京、东京是念书的地方，至于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则是在北京。此后，作为长期生活在“北地”的“南人”，周作人既以怀旧的笔调谈论绍兴，也以“南方”作为标尺，衡量眼下居住的这座北方城市。
我关注周作人的这个说法：住久了，就是故乡。因为，在现代社会，籍贯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居住地。换句话说，“在地”的思考、“在地”的情感以及“在地”的知识，对现代人来说，变得比很可能从未到过的原籍要重要得多。以前作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经常谈论宋代或明、清的进士分布，藉以考察一个地区的文化及教育水平。而且，各种诗派、文派的成立，也喜欢以地望命名。但在现代社会，这行不通。即便你在原籍出生、长大，可中学毕业后，你到外面上大学，甚至到国外留学，转益多师，我们很难再用“地方文化”来描述你、阐释你。我再引申一下周作人的观点：对于你长时间居住的城市，你应该对它感兴趣，关注它的风土人情、历史记忆、文学想像，不单是趣味，也是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这“南人”，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也开始有了谈论这位“老朋友”的兴致。
周作人有一篇谈北京的文章，叫做《北京的茶食》，说的是：“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到哪里去找精致的点心，这样的问题，也值得写成文章？可周作人不觉得这是小题大做，因为，他厌恶“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感叹代表“风流享乐”传统的众多食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粗糙恶俗的模仿品。这令他痛心疾首。这篇文章写于1929年，那年头，左翼文人正在提倡“血与火”的革命文学，而周作人却在满北京城找好吃的点心；因为吃不到，还写文章诉苦，这不挨骂才怪。周氏谈论点心之好不好吃，还讲究什么“精炼的或颓废的”，如此渲染安闲且丰腴的生活，跟当时上海的革命文学家相比较，真是天差地别。此文之引起反感，可想而知。但周作人有自己的解释：“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近代以来的生活，过于讲求功利和实用，做每件事，都事先计算好，希望能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果，这样急功近利，没有意思。无用的东西，比如游戏，对于生活来说，其实很有意义。举例来说，我们看夕阳、观秋荷、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须的。你能因为它不影响“温饱”，就否定观赏落日的意义？之所以谈点心时，要点出“历史的”、“精炼的”、“颓废的”三个修饰语，就因为它有关文化、审美、心情，故不可忽略。
这种追求“精致”的生活趣味，是有明显的针对性的。第一，晚清以来，我们相信“科学”，追求“进步”，崇尚“西洋文明”，对于自家原先某些精致、悠闲的生活方式，弃之如敝屐，这种态度，在周看来，并不可取；第二，左翼作家对革命文学的提倡，对颓废文艺的批判，以及将政治与文学捆绑在一起的功利性，周作人很不欣赏；第三，更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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