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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与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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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木壁上则钉着海狸皮和水貂皮。
我们是入夜之后到达牧场的。我和德尔同宿一屋，他睡床，我则裹着一床被睡在沙发上。甜睡一觉后，我在日出前就早早起了身，准备去点看马匹。一个印第安男孩领我参观了马厩，还正好让我看到了“蓝魔鬼”。它独个儿待在马栏里，没套笼头，烦躁不安地直喷气。我想知道这马怎么了，那印第安孩子告诉我，它擦伤了耳根，苍蝇一见新鲜伤口都叮了上来，惹得它很烦躁。我让那黑白混血的厨子佩吉替我打了一桶热水，然后拎着那桶水，拿着一块海绵进了马栏。“蓝魔鬼”上前来咬住我的肩胛，但当我把蘸满热水的海绵按到它耳朵上时，它便不再咬我了，我们立刻成了朋友。当天下午，我带“蓝魔鬼”到牧场前，给它加了鞍套上辔头，然后翻身上马，它像一头羔羊似地乖乖跑了起来。
“它是您的了”里斯朝我喊，“可是一旦让它咬了您的脚，您就知道什么叫痛了。”
这畜牲似乎有一套花招，它会不断地轻扯缰绳直到骑马人放松辔头，然后立刻掉转头衔住骑马人的脚趾，拼命咬着不放。它嫌恶的人绝对别想骑它，因为它会直立起来，像人一样用前蹄打架。但它倒未为难过我，还不止一次地救过我的命。像大多数雌性动物一样，它对别人的善意立刻会有回应，并对自己挚爱的人忠贞不渝。
接下来的一年丰富多彩，如果我要像描述从芝加哥到尤里卡农场的那半月一样将它细细描绘出来，那恐怕得写一本书了。要是在有生之年还有充裕的时间，我一定会将全部故事详尽地讲述出来。在这里我只能说，在到达牧场后的第三天，我们重新上路了，十个人，两驾车，每驾由四头骡子拉着，载满了装备和粮秣，去往南堪萨斯或新墨西哥，准备在那里以一美元一头的价格买进五六千头牲口带往最近的列车终点站堪萨斯城。我们的行程是一千两百英里。
我们踏上离道奇堡一百英里远的“游牧大道”以后，日子是在一种完完全全的单调沉闷中打发过去的，日落西山之后，吹来一阵轻柔的晚风，空气变得凉爽宜人，这时我们便会坐在营火旁聊上一两个钟头。很奇怪，话题经常会涉及到女人、宗教，以及劳资关系。听这些粗野的牧牛人讨论不可知世界的种种神秘，真是奇事。我很快在他们中间赢得了“战斗的怀疑论者”的名声，德尔在这方面助了我一臂之力，他对于各种学派和哲学家的丰富知识令我们为之惊叹。
这种日日进行的探讨、连续不断的辩论对我产生了极大影响，我没有书籍可供参阅，但有时一晚上却会谈到两三种不同的理论。因此我必须独自思考，私下里琢磨问题的方方面面。通常我会在日间离开队伍去打猎时做这些事情。在当牧牛人期间，我教会了自己思考，这是一门属于少数人的艺术，且鲜被实践，我所有的一些创见，都是这样得来的：在青春年少、思想成形的时候，我碰到了许多重大的近代问题，可无法自己寻求到问题的实质和解决方法，就只好尽我所能，设法找到某个较为合适的答案，来回答五六个思想各异的人提出的问题。
比如说，本特有一晚问我，一个普通工人的合理工资该是多少。我只能回答说，工资至少应该随着劳动生产的增长而增长，当时我还不知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种理想的安排。十年后在德国读到赫伯特·斯潘塞的作品时，我不禁欣然色喜，因为我发现自己竟先其发现了他社会学说的精华。然而，他的学说认为每个国家中个人自由的多寡须视“外来压力”而定，这一点在我看来只说对了一半，外来压力固然是一个因素，却不是最重要的，社会本身的向心力经常更加有力。比如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存在，在美国自由还是几乎被完全剥夺了。说真的，在任何一个时期，美国对个人自由的尊重程度都远不及英国，甚至法国和德国，只要想到禁酒这回事，便可了然。每个国家的向心力都与其人口成正比，因此，在美国，那种随大流的情绪才会构成一股荒谬不经的强大力量。
当我们不展开这种讨论或厌倦了关于女人的话题时，本特便会拿出纸牌来，对于赌博的强烈爱好能让这些人一直兴致勃勃地玩到天亮。
有件事值得一提，因为它神奇地打破了我们单调乏味的常规生活。我们晚上用干牛粪生火，把这戏称为“水牛木屑”。由于我总是第一个起身，佩吉便嘱托我骑马出去前先往炉子里添点“木屑”。一天早上，我正用左手抓起一把“木屑”，却倒霉地惊扰了一条小小的草原蛇，它恐怕是被暖和的炉火吸引到那里的。在我握起手的时候，小蛇猛地在我拇指背上咬了一口，然后迅速盘起身，愤怒地嘶嘶作响，一怒之下，我一脚踩扁了它，同时赶快吸吮伤口，可还不放心，又将拇指伸在炽热的火炭中摩擦了好一会儿，然后我没理会更多就出发了，认为这么小的一条蛇应该不会有多毒。可是过了一阵，我回到营地叫醒佩吉时，他却显得惊恐万状，焦虑不安，立刻跑去叫来了老板、里斯和德尔。里斯同意佩吉的看法，认为小草原蛇的毒性和它在森林中的“大哥”并无两样。
老板倒了一杯威士忌让我喝下去。我起先还拒绝，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还是一口喝了。
“这酒烈吗”他问道。
“不，淡得像水。”我回答。
我注意到他和里斯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光。
老板命令我四下里走走，他们各自搀住我一臂，强迫我走了半个钟头。我有点昏昏欲睡了。老板又给我喝了一大杯威士忌，我清醒了一阵，但不久再次变得昏昏沉沉，并且听不见声音了。再被灌了一杯威士忌后，我又振作了一下，但五分钟后双脚发软，我禁不住求他们让我去睡。
“见鬼。睡觉您就一睡不起了来吧，打起精神来”老板叫道。
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然后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必须用意志力强制自己了，于是便开始四处走、跳，来抵挡睡意。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不停活动，间或喝几杯威士忌，然后突然感到左拇指迸发出一阵剧痛。
“现在您如果还困的话，就可以去睡了。”老板说，“我想威士忌已经驱走了毒汁。”
我被咬的拇指痛得更厉害了，又生平第一次感到了头痛。但佩吉让我喝了一杯热水后，头痛便消失了。一两天后，显然是多亏了老板的高明医术，我完全康复了。在短短一年里，我们便损失了两个年轻人，都是被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草原蛇咬了之后中毒而亡。
时光流转，日复一日，我们很快便抵达了南得克萨斯州有人烟的地区。到了第一个市镇后，每个人都向老板讨欠薪。他们剃光了胡子，精心打扮，急躁不安又兴奋异常，查理激动得简直像个疯子。半小时后，他们到了市里最热闹的小酒馆，个个喝得酩酊大醉，都想找个女人来过夜。我没有随他们去。在查理出门前，我劝他别做傻事，可他却大声回答我：“哈，我生来就是做傻事的”然后便翻身上马，飞驰而去。
我已经习惯了和里斯、德尔、鲍勃或老板一起消磨闲暇时光，并从他们每个人身上获益匪浅。很快，我从老板和里斯那里便学不到什么了，可德尔和鲍勃身上却各自还有我取之不尽的东西，德尔拥有无穷无尽的文学、经济常识，鲍勃则带我去领悟神秘的牧牛之道，了解得克萨斯牛群的奇特习性。这些半野生动物中哪怕最小的一群都会有一个首领，让其它小牛俯首帖耳。当我们把好几群牛一同赶进畜栏时，总会爆发一场不可想象的混战，直到牛群经过无数次角斗争战推选出一个谁都服从的独一无二的首领，混战才会平息下来，可有时混战中会损失五六头牛。然而鲍勃却能够骑马冲进哄闹杂沓的牛群，一下子给它们找出一个新首领。在陶斯附近的大集市上，他总是徒步走进关了好几群牛的畜栏，挑选出牛群首领牵领出来，这时他的同胞便在旁发出胜利的欢呼，挑动“那帮美国佬”也如法炮制。鲍勃对于牛群的了解如魔法一般神奇，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在最初的几星期里，里斯和老板整日在外买牲口。里斯通常会把查理和查克·弗里曼这两个年轻美国人带去，然后将买入的牲口赶回大畜栏。老板则会随便找个人帮手。查理第一个告诉我们，他在外过的第一夜就染上了花柳病，之后便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接着，队里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因同样原因染病卧床了。我跑到最近的市镇去请教医生，尽我所能来帮他们。但治疗却很缓慢，因为他们会时不时地跑去借酒浇愁，这使好几个人的毛病变成了慢性病。我对于他们屈从于诱惑感到不可理解。沉醉酒乡已经是很愚蠢了，可他们拖着病体，却又开始去跟那些可怕的混血娼妓鬼混，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当然，我也在打听维达尔一家的消息，但似乎没人听说过他们。虽然我竭力找寻，可是几星期过去了，他们还是杳无音讯。维达尔小姐在离开芝加哥时曾给我留过一个地址，好让我收到他们的信后给转过去。我照这个地址给她写了封信，但我在收到回信前就离开了得克萨斯，后来我回到芝加哥，在弗里蒙特旅店看到了她的回信。那姑娘只简单地告诉我，他们已渡过格兰德河，在河对岸的庄园里安顿了下来，她还羞涩地加了一句，说某天我也许可以去拜访他们一次。我在回信中感谢了她，并说对她的怀念将我的世界彻底改变了——这是事实。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用西班牙文撰写这封书信，但虽有鲍勃相助，恐怕这里头还是犯了一打错误。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牛群很快愈买愈多。七月初，我们开始北上，赶着六千头牲口，买的时候只花了不到五千美元。在第一年里，事事顺利，我们只发现了几小撮平原上的印第安匪帮。由于我们力量强大，他们并不敢动手。老板允许我自己买五百头牛，说是希望酬谢我一直以来的刻苦耐劳。但我知道实际上是里斯和德尔向他出的主意。
现在一部分牲口是我自己的了，这让我成了一个时刻警惕、孜孜不倦的牧牛人。不止一次，我那经鲍勃调教而变得愈加敏锐的警惕性扭转了我们的命运。当我们到达印第安区的边界时，鲍勃警告我，晚上可能会有一小群印第安人，甚至单枪匹马的一个印第安人来牛群捣乱。几天后，我果然发现牛群有点不安。
我向鲍勃描述了种种迹象后，他说：“肯定是印第安人该死的败类”
那晚虽然不是我值夜，我还是在午夜的时候骑马绕营地巡视了一圈。突然间，我看见一个白影跳起来怪叫了几声。牛群开始逃窜。我扛起卡宾枪向那印第安人射去，显然没射中他，但那人觉得还是撤退更明智，便丢下裹着的白布单逃走了。我们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才让牛群安静了下来。那天晚上再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幸的事。我们终于一路平安地到达了当时文明区的前哨威奇托。十天后，我们在堪萨斯城以十五美元一头的价格卖掉了四分之一的牛群，剩下的牲口被装上车运往芝加哥。十月一日左右，我们抵达芝加哥，将牛群安置在密歇根街车站附近的牧牛场，第二天，便卖掉了一半以上的牛，而我也幸运地为我的三百头牛以每头十五美元的价格找到了买主。如果不是老板固执地在一斤三分的价钱上计较，我便能全部卖出去了。总之，这次买卖之后我就有五千多块钱存在银行里了，顿时觉得自己成了个富翁但是我的快乐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理所当然，我下榻到了弗里蒙特旅店，并受到了热情招待。旅店的管理似乎有些松懈了，我庆幸自己无须再负责任，舒舒服服地住在了那里。过去半年的游牧生活和体力劳动改变了我，并教我知道坚强的意志是一个人成功的最重要锻炼因素。我开始像人们锻炼肌肉那样磨炼意志力，每天都对自己提出一个新的考验，比如说，我很爱吃土豆，却可以在一星期里一口不沾，或者有整整一个月戒掉我所钟爱的咖啡。我记得有一句法国谚语，叫“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坚定了我的决心，让我服从于自己的理智，而非自己的胃口。
第四章劫后重逢
我想尽力将到达芝加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一一道来。
如没记错，我们是在星期三抵达芝加哥的，接下来的两天就在安顿牲口和贩卖牲口中忙忙碌碌地过去了。周六晚上，一阵火警铃声将我惊醒。受好奇心驱使，我飞快地套上马裤和靴子，下楼跑到马厩，骑上“蓝魔鬼”就向火场飞奔而去。消防员们行动敏捷，工作高效，让我为之目瞪口呆。像这样的火灾，在英国可能只出动六辆消防车，而美国人却动用了五十辆，且每辆都各司其职，表现圆满。
凌晨一点，大火被扑灭了，我沿着那些未受火灾损害的小道走了两三英里，回到旅馆。翌日，我将一切告之里斯和福特，他们听后竟然无动于衷，这让我深感讶异。在美国城市周边的木棚区，发生火灾是极其寻常的事，因此没人愿意理会我。
次日是星期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又一次警铃大作。我迅速换上工作服，未加细想，就缚上枪套，骑马飞跑出去。还未到达火场，我就预感到这次火灾要比上一次严重得多。首先，劲风横吹，火借风势，肆虐全城。其次，当我正惊讶于消防车如此之少时，得知别处又爆发了两起火灾。给我提供消息的人还毫无顾忌地宣称，火灾是一场要烧毁全城的阴谋。
“准是那些该死的外国无政府主义者在搞事，”他说。“在这样一个暴风天，一个木屋区有三处起火，这绝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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