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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大家-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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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您目前很多时候都是在往前想，想未来的事情，想机会？
尹明善：是这样。企业家要一直寻找机会，不会寻找机会，不努力去寻找机会，他就不是企业家。如果他凭着一种偶然的机会把企业做大了，他也会慢慢地消亡。只有不断寻找机会、不断制造机会的企业家，才是成功的企业家。
作为一个已成功走在时代前列的民营企业家，尹明善给外界的印象始终是充满活力并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在企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中都颇有建树。但就在前一段时间关于家族式企业弊端的讨论沸沸扬扬之时，尹明善旗帜鲜明地支持家族式企业。他认为家族式管理与现代企业制度并不矛盾，而且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下，家族式管理反而可以避免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困扰。尹明善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希望他们能子承父业，但是他说，如果孩子们不愿意继承他的事业，他也绝对不会勉强他们。
用人惟亲是为了稳定，用人惟贤是为了发展，一定要把这两方面的好的东西集中起来。李南：其实做得这么成功，您的商业天赋和敏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包括对于企业管理的一些心得体会。作为企业家，您一直是家族管理的倡导者，那么您怎样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家族的管理者？
尹明善：对于家族管理人们有一个误区，很多官员、很多经济学家在谈到家族管理时，都认为它是一个贬义词，认为一定要摆脱家族管理，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这个说法把它说含混了。家族主要是指它的所有制，伏田公司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家族企业，家族仍然可以用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比方说它仍然有董事会、监视会，为什么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因为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叫国家，带一个家字，我们认为中国的国家是若干个家庭组合起来的大家庭，甚至我们把中国有本事的人叫企业家、军事家。家族文化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谁也摆脱不了，惟一的办法就是把它用好，不要一下子扔掉。事实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可以说80％以上或多或少都有家族所有制的背景。家族的管理不能一概否定，最好的办法是把它用好，把它改造好，把我们中国的家族文化和西方的现代管理文化结合起来。
家族管理最大的毛病就是用人惟亲，始终就是身边家族的人，用人的范围小。有人提倡用人一定要惟贤。自己的亲人为什么不能用？我的观点是，用人惟亲是为了稳定，用人惟贤是为了发展，一定要把这两方面的好的东西集中起来。毕竟家族成员的成本低，有血缘关系，相对比较稳定。更何况我们的市场还不够规范，职业道德操守还有一定的问题，法律也不够健全。在这种情况下，抛弃家族太早了。
李南：您在家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父亲，您怎么来培养自己的孩子以后接好自己的班呢？
尹明善：我肯定是一个慈祥的父亲，但说不上是一个好父亲，因为我和他们接触的时间太少了。但是我有一个理念可以供做父母的参考，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意愿去改造子女、规范子女，他们喜欢做什么就让他们去做。我的儿女贪玩，我规劝几句就算了。尽可能地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发展，顺其自然会发展得更充分。
第二部分第31节 亦政亦商两相宜 尹明善专访（3）
李南：那么您将来会让子女接您的班吗？
尹明善：我当然希望我的子女能够接班，好像中国父母都有这种情结吧？但是还要对自己的子女进行观察，能接班就接班，实在不能接班就得挑选经理人。我们除了用很高的待遇留住他们之外，还要培养他们的事业心，设计一些制度来约束他们。当一个经理要离开企业的时候，我们要求他３年之内不得从事跟我们企业有竞争的行业，或者不能从事同行，请他们签字，已经有一定的约束力，但是我们还得给他们补偿。力帆的中高层人员很稳定，而我的人事部是超稳定的。
李南：怎么形成这种“超稳定”的？
尹明善：我想这里有他们的舞台，有很高的待遇，我经常讲“8分人才，9分使用，10分待遇”。当你把他看准了，决定让这个人作为你的栋梁、你的骨干的时候，就要给他很大的舞台、更高的待遇，把他留下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诚惶诚恐，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想到会有那么高的待遇！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下来。我相信，事业心和法制条款还是能把我们的高层人员基本上稳定下来的。
我们经常说，我们高举的是民族工业的大旗，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有一点民族的气节，都希望中华民族能够扬眉吐气。很多媒体采访我说，你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我说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工人的工资现在每人只是100美金，所以我们的产品才有竞争力，而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可以是1000美金。如果哪一天我们中国人、力帆的工人每个月能够拿到两三千美金，而我的产品仍然有竞争力，那时候说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我才可以接受。看来这个道路很遥远，可能一生都很难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一定要向这个目标前进。中国人没有理由一个月就只拿一二百美金，我们同样都是地球上的公民，这就需要众多的民族工业家、众多愿意为民族企业效劳的经理人员和工人。我们就用这种精神鼓励他们，我想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李南：您是民营企业家里面第一个进入政府高官系列的，您说您有２／３的时间从政。
尹明善：首先这是客观事实，又有官方的头衔，又是一个大商人，但是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不是一个好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意味着以权谋私。在探索当中，我身在其中，一定要小心，我们可以努力干，努力经商，努力参政，但是绝对不能把两者混合起来。如果哪一天出了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剧，这需要探索，也需要发挥群众的智慧。
李南：参政之后您感觉目前对自己的生意有没有影响？在精力方面和其他方面呢？
尹明善：天下的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时间上来说影响比较大，花很多时间参政议政，要苦得多；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也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机关有一整套好的管理办法，很多东西是我以前接触不到的。因为政府的这种程序管理、上下级的严格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特别是对大企业，如果很混乱就要出问题，所以从参政议政的角度来看，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从我个人来讲更是好事情，人生需要挑战，需要丰富自己的经历，能够从一个文化人变成一个大商人，变成一个国家干部，这几个角色的变换使我的经历更为丰富，让我一生当中有更多的光彩，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
目前的尹明善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人，而且还是中国首批进入省级官员序列的民营企业家，这本身就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商界与政界的交融、企业家与官员的双重身份丰富了尹明善的人生，使这个年逾六旬的老人看起来更加睿智而且深沉。在他的办公室中我们看到一个摆设，原以为上面的“淡薄名利，宁静致远”是他的座右铭，而尹明善却告诉我们，他的人生目标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人，比较酷爱文化，把商业也当成一种文化在研究。李南：在目前这个阶段，您怎么给自己定位？
尹明善：从本质上讲，我认为我还是一个文化人，因为我酷爱读书，喜欢研究文化，崇尚的也是文化。但是时代的需要，当个大商人也需要从政、议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拥护时代之潮流，顺乎人群之需要，不能逆潮流而动。
李南：这是不是也可以诠释您当时所说的“一个商人的成熟关键在于政治素质的成熟”？
尹明善：对。至少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要想将政治和经济截然划开很难，我们政府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是贫穷落后国家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如果仅仅从商人的角度来谈商业，可能肤浅了一点儿，站的角度太低了一些，所以我们不妨从文化的角度、政治的角度、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李南：我这里有媒体对您的几句评价，读起来很有意思：“评评老尹，54岁创业，身无‘棒棒军’之力；读书不少，言未立兼有迂腐；临事而俱，胆小如鼠，‘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追求崇高，难饮箪食瓢饮之苦；经营小有方，所得却超过应得之百倍、千倍。万千荣耀集一身，喜煞！惊煞！愧煞！”语言很是生动形象，您认为这种评价是否到位，如果让您自己来评价自己，您会怎么说？
尹明善：我觉得很到位，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矛盾体，如果你愿意向朋友、向观众袒露你的心机的话，你一定是有这一面，还有另外一面，每一个人都这样，我也一样。一方面，确实临势而据，遇见事情害怕，如果害怕就失去了机会，所以在害怕的时候，也要抓住机会，豁出去了！人是一种矛盾体，在矛盾体当中怎么把握自己？我想，相当多的人不太思考这种思想上的问题、哲学上的问题，方法上的问题，每天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饭穿衣，上班睡觉。他们不太探讨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很难取得大的成功。人要成功，在方法上一定要有研究。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人，比较酷爱文化，把商业也当成一种文化在研究。人生短暂，在一生当中，几次起起伏伏，也是非常正常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学者到成功的商人，从最初的小作坊老板到现在享誉全国的摩托巨子，尹明善走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之路。作为一个一直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历练的民营企业家，尹明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不断创新的勇气使他一直屹立于时代的潮头，这也许正应了他那句话：“大浪淘沙，是沙自流，是金自存”。
编导：杜玉倩
刚一见到尹明善，觉得他和我们心目中的红顶商人形象相去甚远，既没有叱咤风云、挥斥方遒的气魄，也没有口若悬河、精明强干的姿态，相反倒有几分文弱之气，或许这正是尹明善自认的文人之气。当说到自己小时生活艰难，为养家糊口而不得不12岁就做小生意时，尹明善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喊起了“卖洋钢针、发卡”，吆喝声格外响亮，周围几个年轻同事笑了起来，我却笑不出来，若没有昔时年少的磨难，也不会有今日民营经济的擎大旗者。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第三部分第32节 拓荒者 王维嘉专访（1）
无线互联世界的拓荒者 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总裁王维嘉专访
时下，海归回国创业是一个热门话题。而说起这些海归，我们可以数出像UT斯达康的吴鹰、搜狐的张朝阳、网通的田溯宁等等。但是，在这些海归当中有一个人也同样地值得我们去关注，他在全球第一个提出了“无线互联”的概念，在中国第一个发出了拇指经济将呈爆炸式增长的预言。他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总裁王维嘉先生。王维嘉，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总裁。1977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在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攻读博士。1987年获博士学位后，先后就职于美国太平洋贝尔公司、蜂窝数据公司、英特威尔公司。1994年在硅谷创建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并任总裁至今。
我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因为很多人在大学学的东西不一定是你今天做的东西，而我喜欢的东西、学习的东西与今天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李南：您小时候很喜欢无线电，自己还装过发射机之类的，那后来您从事这样一个职业，和小时候的那种喜好有没有关系？
王维嘉：我觉得有。男孩子一般喜欢两样东西：一个是无线电，一个是开车。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雄性都希望走得最远，听得最远。那么无线电就是让你和地球的另外一端通讯，所以无线电爱好者大部分都是男孩。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装矿石收音机，后来上五年级时装过一个发射机。
李南：过去一般的收音机就只能收，是吗？
王维嘉：对。假如说我现在说话对方可以听得到，就需要一个发射机。其实现在每一部手机都是一个发射机，但是在过去，一部发射机就是一个所谓的电台，电台是永远和敌人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敌人才有电台。所以当时我找了很多人问这个发射机怎么装，他们都不敢告诉我，我也不懂为什么。后来我知道，文化大革命当中，你要是装一个能发射电波的电台的话，万一被查出来就有可能会变成反革命。那时我是小孩，没什么事，但背后教我怎么设计的大人，就有可能被抓进监狱去。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有这么严重。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装收音机这些东西，上大学学的是无线电，然后去美国读书也是读通讯专业，等于说我的爱好从小学三年级到现在都没有变。
李南：对自己的爱好始终不渝。
王维嘉：是的。对于这种超距离的通讯、沟通、交流，我从内心有一种兴奋。所以我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因为很多人在大学学的东西不一定是你今天做的东西，而我喜欢的东西、学习的东西与今天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李南：是很难得。您想一想，如果您当时没有到斯坦福去读博士，而是在国内选择了一所也是很棒的大学，会不会选择今天这样的道路呢？您是不是一个天性中就萌生着创业冲动的人呢？
王维嘉：我的创业冲动是在去斯坦福之前。那是1984年，当时的《人民日报》登了一个连载叫“硅谷热”，是一个斯坦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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