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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8-无知者无耻-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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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看到了它所到达的远度。对更多的人来说，是事件让本不该成为秘密的东西揭开了。
“朦胧诗论争”是三个真人与上百人的论争，现在我仍然愿意满怀尊敬的提到这三位真人的名字：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他们因此而德高望重属于名至实归。我在大学做相关论文时查阅过大量资料，这上百的名单中不乏后来成为著名教授和著名学者的。“朦胧诗论争”的结果是朦胧诗被普及化了，是它最终走向传统教科书的开始。这是事件的作用，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活例，是真正的艺术最终将夺取人心的见证。我清楚地记得，在1986“两报大展”发生之后不久，一位属于北京圆明园诗社的青年诗人有过一番诚实而感慨万端的自白，他说他们当年组建圆明园诗社的时候想的是要高举《今天》的大旗，准备将《今天》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他们没有想到在外省主要是南方诗歌的发展如此之快，中国的诗歌已经走到了比《今天》更远的地方。这还是业内人士，如果没有“两报大展”，他根本就不知道南方的同行在干什么。这番话恰好是徐敬亚论断“先锋诗歌的重心已经南移”的性感注解。当时尚在北京读书的我由此觉悟到：在中国汉语诗歌的版图上连首都都是孤岛。由此你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两报大展”仅仅是数十家民间社团流派一次抽样性的作品展示，就在汉语诗歌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那么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习惯于膜拜历史，好像只有那过去的铭刻在碑的东西才是值得尊敬的，我不是常常也有望着先贤发黄的照片发呆的时刻么？而对眼前的现实又极度缺乏历史的敏感。我在去年春天的那个早晨在北京保利大厦门前等车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即将卷入一场言语的争斗，我必须以战士的姿态来做一次历史的抉择，我也并不敏感：中国新诗史上一个最适用于世纪之交的经典事件正在向我和我身边的人走来。当这群主要是来自外省的散兵游勇观光客般探头探脑地保持着初到北京的新鲜劲儿的时候，王家新正开着自己的私车将洋洋万言的批判材料运抵平谷县“盘峰诗会”的现场。今天已从这段历史中走出来的我，无法克制内心的感动要向如下人等表示我的敬意，他们是于坚、徐江、侯马、沈奇、杨克，他们只是到了现场才被主持人临时指认为“民间立场”一方的（像是为了主持的方便），他们面对诗歌强权与腐朽势力来势汹汹气焰嚣张的挑战，只是凭着诗人的直觉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大概除了我，这里没有天生的“好战分子”，我知道他们多少都克服了自己人性中柔软的东西，理智地选择了针锋相对，在这个复杂而微妙的时刻，是他们挺身而出扛住了汉语诗歌正在下落的闸门，让流水前行。与他们共同扛住了这道沉重大闸的是在会场之外会前会后奋而投笔的沈浩波、谢有顺、韩东、宋晓贤、唐欣、中岛。历史一样会记住这些名字，因为是他们自觉承担了对于诗歌的道义和责任，凭着他们的艺术良知，在本土化的汉语诗歌该不该向前发展独立前行、中国汉语诗歌的真相该不该大白于天下的历史关头。
在盘峰，“民间立场”有三张铁嘴：我、于坚和徐江。这三张铁嘴对付只会照本宣科毫无语言风采的“知识分子”三十张嘴也绰绰有余，有位同情“知识分子”的诗人说我们“主要是口才好”，在盘峰我们仅仅占据的是口舌的上风吗？在后来，论争移至报刊媒体，一位急着在会外站队的“知识分子”小诗人在事后总结说：“知识分子”不该用“民间”的方式和“民间”玩。他的意思是“知识分子”不擅长写檄文式的论争文字。也许他说得很对，但在后来我们仅仅取得的是笔墨的胜利吗？别骗自己了！我的“知识分子”的傻哥哥们。“盘峰论争”之前的日子多好啊！引进外资给他们自己发奖，引进外资在最权威的官方出版社出他们的书，不论何种形式的出国都是出访，“流亡者”也可以想回来就回来，用只有伪诗人才会酷爱的所谓“学术论文”的方式相互吹捧自我炒作了长达十年，他们说什么人们就信什么，他们想谁就是谁，那种主流感，那种惟一性。怀念吧，永远地怀念吧，那一去不复返的好日子。他们内部正要分封割据的时刻忽然有遭劫感，难怪西川要一声怪叫“黑社会”。此番他们失去的恐怕不止是半壁江山和他们自以为可以独霸的历史，此番他们遭遇了一个让他们坐卧不宁的坚硬的词那就是“真相”。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作为事件的“盘峰论争”（2）
穿过迷雾，“盘峰论争”最终抵达的是九十年代汉语诗歌的全部真相，并使这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是那么多的诗人用十年寂寞的奋斗共同铸就的并不喧嚣但硕果累累的九十年代，是标志着汉语诗歌在20世纪辉煌高点的最后十年，谁也不能以一己私欲而任意抹杀！“盘峰论争”的适时发生，真是天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倾向》的“明灯”将真的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照耀我们，照耀《今天》，照耀《非非》和《他们》，照耀《诗参考》和《葵》，《锋刃》和《诗镜》，《朋友们》和《下半身》，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是这“明灯”照耀下的一片“泥泞”，这不是我的比喻，我想不出这么背时而腐朽透顶的比喻，这是程光炜教授在其编选的《岁月的遗照》一书序言中的庄严宣告。是的，我们是“泥泞”，就算我是“泥泞”也要飞起来糊住你那自封的“明灯”，这是我的脾气。而我在儿时的做法是：“我用弹弓打灭所有的灯盏/尽管我也并不喜欢黑暗”。
“盘峰论争”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一份全面准确的总结，让汉语诗歌的真象大白于天下，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对于今后的。在作为基本立场的民间性、存在形式的本土化和作为艺术追求的先锋性被确立以后，汉语诗歌在新世纪的道路变得宽广开阔高迈起来。与帮气十足趣味一致非常组织化富于山头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写作”相比，“民间立场”从来就不是一个宗派和组织，甚至不是一个狭义的艺术流派。它是中国诗人别无选择的存在空间和对自身宿命的积极确认，是具有自由主义艺术家这一特征与禀赋的诗人们的集散地。“知识分子”永难理解为什么作为“民间”重镇的《诗参考》主编中岛会激烈抨击“民间”的另一重镇《1999中国新诗年鉴》。“知识分子”也永难理解在“盘峰论争”之后由“民间”诗人于坚、杨克参与编选的《作家》、《上海文学》“两刊联展”中会没有我、徐江、侯马、韩东、唐欣、宋晓贤、中岛的名字和作品。“民间并非是一个内囿性的自耗场所，虽然它坚持的是文学的绝对标准、绝对价值和绝对意义（在此并无妥协商量的余地），但它的视野应该是开阔的，并不内敛，它的方式是多样的，并不单一，它的活动是广大的，并不狭隘，它的气氛是欢乐的，并不阴郁，它追求的是绝对永恒，并非片刻之欢。”我想不出比韩东更博大而精微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伟大的“民间”了我们身在其中无意自拔的民间，我们惟一的民间。
在网上写出《诗坛英雄排行榜》的百晓生有两句话曾叫我心跳，他说：我独爱这个江湖，我只心系这一个江湖。这完全是侠士的肝胆剑客的心肠，这完全代表我的拳拳之心。所以我来了，来到这里，在中国民间一个更加广阔的天空下，在无限自由的空气中，在南岳衡山与各路英雄抱拳相认。几年前我在致上海诗人默默的一首诗中曾写到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话，今天曾经沧海的我仍然信奉它。不论此次我们在此经历的是外界盛传的“衡山论剑”还是“衡山会盟”，我相信所有来到这里的朋友都会在“同在民间”、“永在民间”的基本事实和永恒立场面前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我相信那正是汉语诗歌在新世纪的中国不断前进的方向。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满意与遗憾
大概是受了《新周刊》这类“盘点专家”的影响，到了去年年末的一天和一位朋友一起绕着大雁塔散步时，也给自己即将过去的一年做了一番“盘点”。做的也还煞是认真。
在似乎是不同寻常的1999，我对自己最满意的一件事是积极参与了“盘峰论剑”并且在论争当中有着自以为出色的表现；而最感遗憾的一件事，则是没有应邀参与《十作家批判书》的写作。两件事都和“骂人”有关，所以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之后，我还想拿到这里来说。
我写了近二十年的诗，做了不止于二十年的人。而“盘峰论争”正是这样一种考验，是对你几十年来写诗做人究竟到了什么份上的一种考验。一切都好像是突如其来的，你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决断，你说你是没有立场的，天生的散仙一个，那有没有利益（有些人不好意思提这个词）渗透其间？就算你不承认有利益这回事，那诗学上的是非判断总还是有的吧？不好意思说出来吗？为什么？怕人以为你是有立场的？怕人以为你站在了对方的立场上？怕得罪了什么人从而伤及了自身的那点利益？说穿了还不就是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人，我们并不纯洁，我们也无法纯洁。在那个充满戏剧性的场景当中，你根本没有其它选择而必须表态。我没有背叛自己的艺术立场，我也没有背离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判断，我更没有违背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和总体风格，有此前提剩下的便是一场智力游戏。我在一首名叫《峥嵘岁月》的诗中写到了这次论争事件：“我以为今生今世/已经不会遇到/为真理而斗争的事/直到今年四月间/我在北京平谷县/遭遇一小撮知识分子之前”我使用了“真理”一词，其实哪有那么严重？也就是以真理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场智力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显然你没有对手表现得更蠢。而且以你之性情将之玩得很真，搞得颇为痛快，先是当面骂再跑到媒体上骂，这样的事一年中能有几件呢？所以我说最满意。说实话我并不关心“盘峰论争”的文化意义（它可能真有意义），而只关心它和我身体之间的关系（它让我真正的痛快了一下）。
《十作家批判书》的策划者暨出版人张小波是我的朋友，他两度邀请我撰写该书的两个章节，都被我推掉了。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惧怕小波策划中的“半学术”，实则犯懒。该书出版后，我听到或看到一些所谓的“学者专家”的反应，眼见这帮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家伙居然还能平心静气地说长道短，我就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反而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可惜已在事后。不当事后诸葛，我不是说我可以比朱大可等优秀的作者写得更好，而是说如果写的话，我的方式会更为彻底，会让那些无聊看客顿然丧失放屁的雅兴。所以说，我是为自己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遗憾。在这一年中也堪称“之最”。
1999，满意与遗憾，都与“骂人”有关，如此说来我已经丧心病狂了吧？不，不，那只是我身体中的一小点儿需要。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人话”终于吐出
我一直以为“知识分子”诗人是不说人话的，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说人话，用的是中国人唱意大利歌剧的那种美声腔调，真是把人恶心死了！而在他们比作品还多的“学术论文”中，总是不厌其烦地罗列：里尔克说了什么，帕斯捷尔纳克又说什么，所以什么。他们从来不说：我说了什么。
我的成见终有被打破的时候，那是在不久前的一天，我在《阅读导刊》上读到了孙文波就“盘峰论争”的一个简短发言，短短三百来字的发言却是说人话的，人味十足的。但这是什么样的“人味”啊！
孙文波说：“要我现在再来谈谈对盘峰诗会的看法，我只能说：没有看法。那些由它所起始的诗歌论争，用我今天的目光看，除了给爱嚼舌头的人提供了一些话题，又能说明什么呢？”
我的疑问是：既然孙文波对“盘峰论争”持这种虚无的态度，那么他干吗还要在论争结束后伙同王家新将“知识分子”一方的论争文字汇编成册出版，并再次盗用“90年代诗歌”的名义？照他的说法，出版的目的不是让更多的人嚼舌头吗？真是人爱掌嘴你拦不住。
孙文波说：“时至今日，我对我写了一些报纸小文很不以为然。我知道，如果盘峰之争发生在今天，我肯定不会说一句话。”
这是反思么？他以为人们会相信他反思的真诚态度么？“盘峰论争”也就是一年前的事，那时的孙文波比现在是小了一岁，但也是成年人啊！他那些“报纸小文”不是他自己写的么？谁逼他了？他现在是看结果悔当初，他不骂人他的平庸就不可能被揭露，难怪连一位“知识分子”的主将也在私下里说：“在盘峰论争之后，孙文波的平庸成了尽人皆知的事。”
孙文波说：“论争，如果论争就能产生诗人，那我们才要嘿嘿一笑了。”
我记得孙文波还在某篇论争文章的结尾处谈到过这么一个意思：让“民间立场”的人去论争吧，他们论争文章写多了就顾不上作品。真是可乐！这完全是高考前那些笨学生的心理。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就是指他这个以作品平庸著称，靠“知识分子”十年来的学术包装起家的人，却整天口口声声作品作品的，让人颇觉滑稽。王家新说：二十年后再看。看什么？我要没理解错的话，他大概也是指的看作品。他们真以为只有他们才有作品吗？我把话搁这儿：我用我今天的作品和你们今后二十年累积起来的作品比，我今后二十年的作品另有比处（不是你们），就这么着了。
孙文波说了那么多，最后通向哪儿？他这三百来字没有标题但有题眼“我要告诉别人的是：我已忘记那鸡巴毛的论争。”
“鸡巴毛”这就是孙文波的“人话”吗？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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