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8-无知者无耻-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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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唐》终于来了，八年不出，它漏掉了可能成为的一代人，所以在它真的诞生的时刻，我的心情并不轻松。好像是在一夜之间，那一夜是在奔赴衡山的南下列车上，我和黄海、土马这两位与我共赴“武林大会”的青年诗人海阔天空地聊诗，主编《七十年代》多年的黄海谈及他有将《七十年代》由报变书的打算，我说《七十年代》名字不好而且意义不大，他问我叫什么好，我随口而出：《唐》。我还谈到当年的梦想和计划，黄海和土马显得很激动，这是我没有料到的。这一趟，黄海从衡山就开始了为《唐》约稿。回到西安之后，我约黄海、土马、秦巴子、朱剑吃了一顿饭，饭桌上大家都在说《唐》的事，这也成了《唐》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大家就《唐》的编辑方针和形象定位做了最后讨论，编委会也在这五人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两个“老家伙”，三位“70后”，这样的人员组合将最大限度地发挥必要的稳重和更多的活力。《唐》，指日可待。　　　　
　　　　当年筹办《唐》时，逸子曾向于坚约稿，于坚在回信中说了一段话，大意如是：做一本叫作《唐》的刊物，要么是一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要么就是一群疯子。我想今天还在写诗的人都是广义的也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这没什么可说的，有意思的是他关于“疯子”的话，我想这是因为一贯倡导“拒绝隐喻”的于坚却把《唐》读成了隐喻，一个大隐喻。正确的读法是中岛在衡山之巅的读法，他反复念叨着：“唐，唐，唐，唐。”然后说：“好听！”《唐》不是一帮古典主义遗老遗少的聚集地，也和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个朝代无关，如果说这个字在汉语的语境中尤其在诗人的嘴里有力量，那是一个距今遥远的诗歌盛世所带来的余韵这点余韵是我可以接受的最后限度。但我最大的希望在于你只是感觉到它在声音上的好听。还有人问过我：它是否脱胎于棉棉的畅销小说《糖》？这令我哭笑不得。看来，对《唐》“拒绝隐喻”的解释真不算废话。　　　　
　　　　与此同时我也必须声明：《唐》不是一本地域性的刊物。在它诞生的地方，也和其它省份一样，真正的诗人都和本省的正统文学处于一刀两断的关系，该省文学以“农民小说”称著的更为明显的传统性，使如上所述的断裂关系显得更加直接和刺目。秦巴子近期有新的名言：“我和伊沙不是陕西诗人，我们是侨居陕西的中国诗人。”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一丝抱怨，我以为连抱怨都是多余的，因此而抱怨是对我们自身的侮辱！　　　　
　　　　同时，《唐》也不是一份同仁刊物，至少在艺术上它不是。这并非刻意而为，这是强求不得的事。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所有自命的流派以及诗歌写作的小集体都无法摆脱形象的滑稽和处境的尴尬。确实，在已经逝去的上世纪的90年代，“个人写作”是诗人们最大的共识，哪怕有一部分人是口是心非的把它当成了策略。回到个人，所有在《唐》上亮相的诗人都应坚持个人的身份并坚守个人的立场。没有《唐》的诗风，也没有《唐》的诗人。　　　　
　　　　开阔，但不是没有方向它将永远保持常识中的中国现代诗继续前进的方向；自由，但不是没有立场在先锋大旗下的形式多样的探索实验是它最为基本的立场；包容，但不意味着中庸那种诗坛议会式的为各种势力的代表安排席位的方式必须杜绝；严肃，但不意味着刻板我们将在作品本身的生命力上来寻求一本诗刊的可读性。　　　　
　　　　从作品到作品十年后你会发现这里是名篇荟萃佳作纷呈；外带少量（也只可能是少量）富于创见的文论，具有诗学意义的访谈录和具有诗史价值的回忆录。这是八年来我梦想中的和马上就要摆在大家面前的《唐》。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见证　沈浩波的历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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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1998年上半年吧，我在学校传达室接到一封寄自母校北师大的来信，写信人是一个名叫“沈浩波”的正在就读于母校中文系的大三学生，他除了在信封里夹寄了两份由他参与创办的《五四文学报》外，还在这封长达数页的信中将中国的新诗史按照他的理解“掳”了一遍，我很快写了回信现在可以回头试想一下：我当时会不会不回他的信？回答是否定的，他来自我深怀感情的母校是一方面，而更主要的是：这“孩子”在信中的字里行间所表现出的才气、素质和禀赋是明摆着的，我当不会拒绝。　　　　
　　　　在我看来，这位年纪小我整整十岁的“同门师弟”在其长信中所勾勒出的“中国新诗史”的这份“论纲”是相当准确和有水平的我也能够看出：这其中有我的母校母系（我至今还对它珍藏着“中国大学中最好的中文系”的美好印象）教育的结果，也有他个人的消化和理解。我已经忘记了在当时给他的回信中是否谈及了我对他信中所谈内容心存的两点异议：一是把欧阳江河说得太神了，抬得太高了；二是在谈到我的诗时用的还是当时评论界惯用的那些俗词：“另类”什么的。从《五四文学报》等处看到：他那一段署名为“仇水”发表的诗歌中也有明显受到欧阳江河影响的外在浅表特征，后来真正认识之后，他更是向我坦承：他是从读汪国真开始写诗的。他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多么欣赏他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表现的是一份大气！我就有过一大纳闷：汪国真当年数以百万计（保守估计）的青少年读者和今天诗歌网上动辄以“你是汪国真”来攻击他人诗作的虫子们到底有无关系？是何关系？对此我深表怀疑。另外，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大学毕业后头两年里我与“知识分子诗人”西川因稿事通过两封信，在信中我曾向这位仁兄坦承：我少年时代曾受到过舒婷、傅天琳的影响。数年过去，到了上世纪末的“盘峰论争”时，这个西川在他那篇将“民间”诬为“黑社会”的文章中用“有信为证”的口气“揭发”我：曾受过傅天琳的影响。在他看来，这很可笑么？好像是什么罪证似的？他以为将之公布出来就可以打击我这怎么可能？！我在我的一篇自述中曾经这样回应道：“将一个人生命中的一段真实经历写出来就可以打击了这个人？！对我来说这是随时可以写出来也正准备写出来的东西（只不过对非诗类的文字我宁愿等待时机），西川替我先把它说出来也很好。但我太熟悉西川这类‘知识分子’的趣味和心理了，所以我在《究竟谁疯了》一文中对这位深受李白、惠特曼、聂鲁达、庞德、博尔赫斯交叉影响的北京诗人做了毫不留情的反击。师傅牛B我牛B他们真的相信这种逻辑，傻B！”按照此种傻B逻辑，我现在告诉大家：沈浩波最初开始诗歌写作还能和汪国真扯上一点关系，就是一种至为有力的“揭露”了么？！而且“无信为证”，小沈当面说过的话他完全可以不承认的，有没有第三者在场可以作为“证人”？我早就搞忘了。　　　　
　　　　一个从读汪国真开始写作，也曾向欧阳江河暗自偷偷学艺的京城“校园诗人”我愿意遵照印象中的真实来描述沈浩波的起点。在以享有某种阅读特权的“中高干子弟”为发轫特征的中国大陆现代诗的“传统”面前（与此相应的：享有聆听特权的“文工团子弟”是摇滚音乐的发轫特征），我特别愿意说出我们文学出身的卑贱（我在喜欢傅天琳之前还曾喜欢过雷抒雁呐！），怀着一种真正的光荣！幸好，我们共同的母校北师大也正好是那种不会给它的学生以任何虚妄的集体优越感但在提供的教育质量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学校，所谓“师大师大，人民养大”的与身俱来的平民性，这就使我们和那些老是要把自个儿的写作和一所学校联系起来的人有了本质上的差异而这是十分重要的。　　　　
　　　　在错过了1998年暑假的一次见面机会之后，我和小沈在1999年初的北京相见，站在我面前的他是一副留分头、戴黑边眼镜、围着一条大围巾的平民书生形象，开朗、健谈，很有活力的样子，也暗藏着一丝外人不易察觉的匪气。这时他的谈话内容，与大半年前的信中相比已有了明显的改观，对此我并未感到突兀，因为这半年里他和我一直保持着还算密切的联系，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见到侯马以及后来见到徐江之后，都曾兴奋和不无激动地给我打过电话，告诉我他在与两位“师兄”的交谈中所得到的诗学观念上的启迪和收获也正是在此大半年中，他观念飞跃，诗风急转，开始用口语的方式写诗，虽然还是不无粗糙的，也未得口语诗精妙之处的诸多要领，但却一下子从京城“校园诗人”的普泛趣味与腔调中跳了出来……　　　　
　　　　在当年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我曾当面对着徐江和侯马感叹过：“我们是没有师兄的人！”从这一点来说，小沈是幸运的，小沈的幸运正是我们的光荣。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见证　沈浩波的历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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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我写于2000年底的长文《2000：中国新诗关键词》中“沈浩波”这一词条下的内容：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不免暗自乐了：其面部特征怎么竟与当年那匹刘黑马酷肖？怎么会这样？不是上帝在搞笑吧？那是1999年年初，当时他已经发表了针对《岁月的遗照》的《谁在拿90年代开涮？》一文历史不该忘记的是：那正是“盘峰论争”前奏序曲的第一声鼓音。伟大的“盘峰论争”最终是由一位中文系的大四男生敲响了它的定音鼓，这真是意味深长。反过来，由这场论争引发的一场伟大的革命也催化了这位青年的成长。　　　这一年的7月，他发表了《对于中国诗歌新的增长点的确立》一文，对90年代的新诗成果做了最具发现性的总结和极具个人化的表述，在我看来，这是该年度有关中国新诗的最佳论文。8月，他与朵渔、南人、巫昂、尹丽川、李红旗等青年诗人筹划多时的《下半身》创刊，“下半身”诗歌团体宣告成立，这个团体几乎吸纳了目前“70年代以后出生诗人群”中所有具有先锋倾向的优秀分子：盛兴、朱剑、马非等，《下半身》的创刊构成了该年诗界最为热闹的话题和最具轰动性的事件，他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一文是一篇颇为有力的宣言，在90年代初期便有人私创禁区的中国新诗的身体写作由此形成理论和一种至关重要的写作原则。也是在8月，在诗人吕叶策划于南岳衡山举行的“90年代汉语诗研究论坛”（这是本年度最具影响和收获的一次诗歌会议）上，他语惊四座的发言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由“盘峰论争”以来在“民间诗人”那里形成的一种“一致对外”（对付“知识分子”及其拥趸）的批评模式（这导致了另一种庸俗）被他率先打破，他“枪口内转”逐一“点射”了“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从于坚、韩东到杨黎、何小竹，从徐江、侯马到朱文、杨键，几乎一个都没放过。在场有俗人称之为“作秀大师的表演”，也许我比这等俗人更加了解他每逢场合的作秀欲，但我没有看到有人对他“射”不到“点”的有力反驳。在我看来，他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中触及了这些诗人在十年二十年的写作中存留在根子上的问题那也正是中国新诗在发展中一直存在的深层问题。在“民间诗人”内部力倡的“性感批评”，也被他演绎得极其到位。我作为一名现场的目击证人，看到作为他师兄和朋友的徐江、宋晓贤的脸红了，我感到一种真实而健康的批评空气正在升腾，长期笼罩在诗歌批评界的某种庸俗之风正在被年轻一代改变。何小竹称沈浩波为“阳光少年”，我以为他恰恰不那么“阳光”而且身藏大恶。　　　很早就听人在酒桌上说：小沈（抑或浩波）是个“人物”。这一年，对广泛的中国诗歌界来说，他真成了一个“人物”毫无疑问，沈浩波是该年度中国诗坛真正的“风云人物”。从技术上讲，他的名字能够成为我这篇文字的一个词条，是因为他同时也是该年度的“最佳批评家”，但我更加看重他作为“人物”的价值并试图为“人物”正名：对“朦胧诗”而言，谢冕先生仅仅是一个批评家和代言人吗？对“第三代诗歌运动”而言，徐敬亚似乎更多体现的也是一个“人物”的价值。已经十四年不出这样的“人物”了。历史的经验表明：当这样的“人物”出现时，中国的新诗就会在热闹的外表下悄然改变很多东西，现在是剃一光头时年24岁的“跳梁小丑”沈浩波。　　　　
　　　　今天重读，以上这段文字还算准确全面地概括了1999…2000两年间沈浩波横空出世的风云表现，恐怕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是：他如此之快地出了名，而且这个名出得还真不算小！此名一出，他在遭遇来自外界诸多质疑的同时也必然地陷入到这样一种尴尬之中那就是：盛名之下，其诗歌文本的成熟与完美其实并未同步抵达。站在我的位置上有可能近距离地看出，以其短短的诗龄来算，与其最初并不算高的起点相比，他在文本内部的进步已算惊人，一切都在正常地与时间相合的生长之中，但问题是在于：既然你是“名诗人”了，同行与读者自会更加挑剔与苛求，除了那些对“这种风格”死抱成见而加以全盘否定者，这也没什么不对的。在此两年中，也许是在“盘峰论争”之后日益健康的世风下，“发掘新人”成为“民间”这个场里的共识，甚至一跃而成为一种媚俗行为。几个“老家伙”都在利用他们掌握的媒体和公开推荐的机会，向诗界宣告他们在“新人”中“发现”的“天才”我自然也混在其中，利用我在发行量甚大的《文友》杂志主持的《世纪诗典》专栏让更多人从无到有地认识了盛兴、朱剑、轩辕轼轲、张志等等其中前二人也正是我所认定的“70后新人”中的“天才人物”，也就是说，沈浩波不在我所“圈定”的“天才”的名单之中，以我与他之师兄弟之情，如果再加上一点与诗有关的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