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8-无知者无耻-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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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沙：丁当兄，久违了！总经理的位置还坐得安稳吗？当年我不敢像你的同代诗人那样叫你“小丁”，可你也别托大啊！把小弟说得跟追星一族似的，我什么时候一定请你看看我的作品（爱看不看好像才是我的真脾气），而且还说你“伟大”（真要命）？你们这帮第三代就是不能让我敬着，我一敬你们，你们准保错乱（这是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问题是：你不能把你自己当标准。你是有真气，吕德安是欠真气，我是真气乱窜走火入魔。按百晓生的说法，我不是“西毒”欧阳锋吗？那走火入魔可就成了一种大境界。作为中国诗人，我觉得还是“火”点“魔”点好，我们的血里欠这些。　　　　
　　　　吕叶：在这里面伊沙可以说是个特别的例外。在编选过程中，他也是最有争议、分歧最大的一个，但在诗歌界，他似乎已开始走红，开始被某些评论家当作“后现代”在中国的典范进行炒作。尽管伊沙表现出“一脸无所谓”，心中却是暗喜的。伊沙曾为汉语诗歌提供了一些独具个性的写作文本，但最近的创作有些锋芒锐减，有粗制滥造之嫌。这是我们必须提请伊沙注意，并保持必要的清醒，必须冷静对待的。　　　　
　　　　伊沙：感谢吕叶兄适时的提醒。你这番话是1995年讲的，不知你现在怎么看？马非在当年也是这观点，他在1999年编完《我终于理解了你的拒绝》后修正了他的观点。　　　　
　　　　邱正伦：谁来拯救沦陷中的诗歌，恐怕首要的是拯救诗人的灵魂，重新恢复才子们的血性，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如果按戏耍的方式玩味什么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抬高既简单又贫血的脑袋，推崇所谓伊沙或为汪国真鸣锣开道，这不仅无助于诗歌的自救，相反会使诗歌真正地推向断头台，流尽诗歌的最后一滴血，然后洗白。　　　　
　　　　伊沙：正伦兄，我再怎么不是人，也不是“所谓伊沙”，我就是伊沙本身。不论是你或是别的谁，凡把我与汪国真并提者，我认为都是不怀好意的。　　　　
　　　　李凌云：被加速的时代拉下一段距离的，是一群据说是才情非凡的现代诗人，他们气喘吁吁地追赶着，有人掉队，有人改弦更张，还有位叫伊沙的，骂了一声：狗日的电脑！　　　　
　　　　伊沙：在不懂幽默、缺乏起码的现代诗阅读素质的读者面前，我愿意承认我是“被加速的时代拉下一段距离的”。　　　　
　　　　马永波：你读中国当代的诗歌吗？对所谓后现代你持何见解？　　　　
　　　　崔健：我非常不了解后现代，这方面我真的没有发言权。　　　　
　　　　马永波：是这样，现在有几个写诗的，号称“摇滚诗人”。　　　　
　　　　崔健：谁呀？　　　　
　　　　马永波：好像西安有一个叫伊沙的。　　　　
　　　　崔健：伊沙已不是诗人了。　　　　
　　　　伊沙：我在骂过崔健之后就不再是诗人而成为批评家了：崔健在骂过我之后就不再是歌手而成为批评家了：马永波在访过崔健之后就不再是诗人而成为记者了如此而已。　　　　
　　　　狼人：胖子伊沙，把唾沫吐在指尖上在邮局领一笔不菲的稿酬……这是伊沙的私生活，更准确说是诗生活，在这个时代表征着一个伪后现代主义者的言不由衷和被人广泛争议的快感。伊沙说：“我操后现代他妈！”这使狼人之流汗颜不止。当伊沙一脸恶意地说海子之后出现了海子二世三世时，实际上是在打自己的耳光，因为目前仿伊沙写作成为时髦，苍蝇追逐大便极为形象地印证着伊沙写作的死亡。一江湖医生把脉说：“他死于纵欲过度！”　　　　
　　　　伊沙：瘦子狼人，我这个言不由衷的伪后现代主义者确实说过“我操后现代他妈”的话，好像是在给你的哥们儿阿翔的信中写的。你们汗颜不止吗？那就请你们继续汗颜不止好了！我指出有海子二世三世存在，你心虚什么？至于仿伊沙写作是否已成为时髦我不知道，但我想我写作的死亡不是因为我有几个仿写者，海子自然也不是。所以我宁可接受“他死于纵欲过度！”的不知所云。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与批评者们的真诚对话（2）

　　　　广子：作为一个间断性的刊物，本卷《坚持》的诗歌部分首先拒绝了女性作者，这多少有些残酷和无情。其次是伊沙的作品。前者是因为她们（指已寄来作品的女性作者）没能写出让我们满意的诗歌或女性诗歌，而后者还沉湎于惯性写作及自我模仿之中。但我们并不拒绝女性诗歌和今后的伊沙。　　　　
　　　　伊沙：我要感谢广子，不管他说得准确与否，起码都引我回视自己的诗歌。有人喊：“狼来了！”不一定马上就来，但我知道狼有随时要来的可能。我也非常欣赏广子的方式，把对某人的拒绝直接写进刊物的前言中，这是光明正大的方式。不像“知识分子”，大小破事都喜欢暗着来。　　　　
　　　　叶延滨：伊沙的诗是后现代的诗。后现代诗歌可以写得好，可以写得让人读懂，伊沙就是个例子。读不懂后现代的人们，读了伊沙之后，句句明白，但明白之后还说不明白：“诗难道可以这么写么？”伊沙的黑色幽默，伊沙的调侃语态，都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我们的生存状态。当然，这里也需要一个“度”，失去节制也就不是伊沙的诗，而是伊沙的侃大山了。　　　　　　
　　　　伊沙：我完全接受叶先生的意见。对于一个比较“放”的诗人，“度”尤其重要，在我心中。　　　　
　　　　石天河：……我顺便要谈到你们第三期上，以伊沙的《哀哉屈子》作头条，我感到，这会使读者一看就产生一个印象，以为你们又是一家“搞怪”的刊物。伊沙这个青年诗人，在“第三代诗人”中，与于坚等人不同，他喜欢用粗鄙语言入诗，因而有“四大痞子”之一的名声，他的诗，如《饿死诗人》，显得有真情，有激愤，因而近年曾获得一些好评。但他的诗，如何评价，还是存在问题的。如果就这样“粗鄙”下去，不消多久，人们便会厌倦。而且，这首《哀哉屈子》里面，竟然说屈原是“以做娼妓的满腹辛酸”云云，这除了矫作的“反传统”狂怪姿态以外，就只是哗众取宠，根本不是“前卫”精神。我前些时，看到《台湾诗学季刊》上，台湾的一位诗评家批评于坚的《0档案》说“前卫就是搞怪”。伊沙也类似，并且，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以为不应过分高估这样的诗，它根本谈不上艺术。　　　　
　　　　伊沙：石老前辈，在此我只想与您沟通一点，也只是向您交代一个事实，把屈原比作一个娼妓不完全是我的发明（如果是的话我足以堪称“伟大”），而是从司马迁那儿偷来的，司马迁没有具体说屈原，说的是你我，说的是读书人全体，他被骟了，然后成为最有力量的人。他这么说只是为了“反传统”、“狂怪姿态”、“哗众取宠”？至于我不过是在传统中取了它不多的一点好东西罢了。　　　　
　　　　沈奇：当然，就作品而言，我们可以在深入探究之中发现许多远未成熟和完善之处，比如缺少必要的控制和加强，缺乏对“诗艺完美”的难度追求，过于偏重叙述性语言且大多是线性地展开，缺少意象的点染和层面的深入，造成一些作品显得太随便粗鄙，一些作品感觉平面和直露，而总体的艺术效应则总是多于轰击而少于渗透，加之几乎完全放弃了诗歌语言特具的音乐性，弄不好就会掉进“一次性消费”之陷阱（这便是我前面说的“铤而走险”，其深层的理论问题，有待另文探讨），而对于诗这种“文学中的文学”来讲，则是最本质性的偏移和失误……。　　　　
　　　　伊沙：沈兄，一起度过了很多年，很多观念现在都该重新另说了对吧？我们经常讨论的……　　　　
　　　　逸子：伊沙在一开始就陷入了本身选择的局限。这一局限成就了他的猛烈、骄横，也造成了他无法从语感逃离的结果。一个坏孩子所做的一切最终将成为文明的一块伤疤，伊沙连同他的聪明一起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伊沙=文明的轻伤。伊沙在人与非人之间的选位造成了一些人的喝彩，这是对其聪明的承认，也是对其不彻底的承认。　　　　
　　　　伊沙：逸子，你小子那双咪咪眼儿也太他妈毒了！我无话可说。　　　　
　　　　于坚：在伊沙的非道德化写作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既定价值的怀疑和否定，而不是他对语言的攻击。他是一个更倾向于说什么而不在乎如何说的作者，他的作品不是在能指的向度而是在所指的向度上展开的。他愤怒攻击的不是诗，而是志。因此，他的貌似激进的反传统姿态恰恰与传统的“诗言志”吻合。他的许多诗都有现代箴言的特征。这种写作也有着某些危险的致命因素，说什么的诗人，如果激情得不到（语言的或修辞手段的）有效控制，很可能就会成为如歌德指出的那类“被扣押的议会发言”。　　　　
　　　　伊沙　：于师傅（你不要笑），你说我不攻击语言，这好像不符合你一直挂在嘴边的“柔软”，诗人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应该更“柔软”（与生存的关系相比）？我知道你是在说我的诗没有把语言“搞乱”，像《0档案》那样。我太熟悉你们“老三代”谈诗的语码：说什么如何说，所指能指，诗言志诗言诗，前者都属于层次较低的一类，于师傅是在说我等而下之。我只想反过来问你一句：我的“说什么”用贺敬之的“如何说”能不能“说”出来？我的“说什么”用北岛的“如何说”能不能“说”出来？我的“说什么”用于坚的“如何说”能不能“说”出来？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你就可以明白我的“说什么”是我的“如何说”发挥了作用。什么是“被扣押的议会发言”？我不懂。请教饱读经书的秦巴子，也说不懂。但我知道，我在对修辞的认识、对传统的理解和对说法（理论？）的信任程度上与于师傅出现了较大分野。因为十年前诗歌上的师徒关系，这也是我乐意看到的局面，如果我还有救，那么迟早有一天，我会与我把自己安放其中的“文明的序列”一刀两断！下面的话可能多余，因为是昨日的弟子评点今天的师傅：于坚太爱自己了！他真爱的只是自己的诗。他人只是他阅读上的酌情搭配而已，比如他喜欢张爱玲，他喜欢周作人而批判周树人，他喜欢吕德安、杨键、朱文，都是比他本人更“柔软”的阅读对象，一如男人喜欢女人。所以我从不信任于坚的评论，因为在他的评论里，经常是作为狮子的同行没有作为阅读对象的羚羊更有力（因为没有后者美丽）！　　　　
　　　　看来，这个对话并不成功，至少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如此。能够让我完全接受的意见并不多从这一点上说我自己做到了“真诚”。而从文章的结构上说，这一部分似乎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本来你就是来做自我批判的，可连别人的意见你都接受不了。但我以为自我批判不是“戏”，自我批判者也不是“戏子”，我该警惕的是这样一种矫情你说我是屎，我就说我是厕所，怎么样？我对自己够狠因而够境界吧？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我在“盘峰论争”中的邪念（1）

　　　　在我看来一个诗人应该是由“自然之子”和“文明之子”这两重构成的，这两重之间的平衡关系将决定一位诗人的存在。一旦平衡关系失去，他（她）的存在就会出现危机，最直观的例子是顾城和海子，作为“自然之子”的强和作为“文明之子”的弱导致了他们的悲剧。诗歌写作更需要天才（对比小说和散文），你在这个行业中浸泡越深便越会发现，这几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前文所列，我17岁的诗和顾城14岁的诗搁在一起比较，我应该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白痴一个，还玩什么玩啊！但问题是什么是天才？一个人在14岁或17岁时所显示的才华才叫天才吗？没那么简单。14岁的顾城已经有了“文明之子”的那重身份（他已系统地读了洛尔迦、惠特曼、艾略特），而17岁的我几乎没有这一重身份（我甚至没读过北岛和顾城本人）。所以，天才不是“天生此才”，它是“文明之子”反复作用于“自然之子”的结果。我愿意和顾城去比双方都写于25岁时的诗，我更敢去比双方都写于30岁时的诗。这是我存在（写下去）的内心依据。我确实发现了自己身上别人无法复制的　那部分才华这就叫“天才”。比如《结结巴巴》为什么是被我写出？既偶然又必然。与此同时，我也确实发现了自身存在的致命缺陷；我的语言飞翔感太差了！而我又对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心向往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金斯堡《嚎叫》、《美国》），这便构成了我写作时的一种痛苦，别人无法知道，你写不出你想要的那种效果。这可能缘于我思维的跳跃能力天生就差，也可能因为我的写作是更强调方向感的写作（语言过于集中的被推向某个方位）。正如才华不是绝对的天生，问题也不是绝对天生的问题，我相信它有终被克服的一日，我相信我作为“文明之子”的那一重仍会起作用。　　　　
　　　　无才不写诗。由于对自身（才华）的确信，而且没有丧失自省的冷静，我就没有去做职业的混子。本来事情是简单的，你写完你的东西就什么都不用管，如果它真是好东西那被人认识是迟早的问题。有时我也很虚无，因为看到最终决定一切的东西是什么，而且有一个铁规律：越晚被承认的东西就越是好东西。我从自己作品的处境中也看到了某种迹象，它在短期之内想得到公认已无可能，那是不是就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未来呢？有一次，面对友人南嫫的称赞我回答说：“不论多少，我的作品给我的将来存了一笔钱。”虚无是一种轻松，它暗藏力量，也能为自己赢得专注。可我又是这么矛盾的一个人，看到一批才华平庸者竟能仰仗混子的本事在所谓的“诗坛”上混成个人模狗样来，我就心里着急：一个诗人死了，一批自称是他的朋友的人竟能从此变得重要起来；靠跟名诗人搞对话、做名诗人的小兄弟的混法竟然还能奏效；北京那个地方会和饭局像屎一样多，经常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