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8-无知者无耻-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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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一生都在等待着别人给他授奖，有的人则天天都在给自己发奖就像孩子取出储蓄罐里的零钱买来糖果发给自己一样。　　　　
　　　　谢谢妈！我被你生成了后者。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获奖感言

　　　　在我的诗写成了我想让它成为的那种样子之后，我就再没有过获奖的记录了。所以此次在《诗参考》获奖对我来说有着“第一次”的意义。　　　　
　　　　我想一项诗歌奖如果有三个以上的人参评的话，我就永远不可能获奖。如果在我之外还有另一个候选人在场的话，我也不可能获奖。因为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三个人参评就会有两个人反对我；有另一个候选人在场不管他或者她是谁，也会轻而易举地击败我，因为我首先会被评委们裁定写的不是诗，而另一个人不管写得好坏，他或她起码写的是诗。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评选中我是毫无竞争力的，谁都可以不废吹灰之力地击败我。程序上十分公正的评奖，永远不会将公正覆盖在我的头上。在这种情况下，参赛就成了一种自取其辱。　　　　
　　　　九十年代以来，我有过两次自取其辱的经历。一次是在九四年，我在身为组织者的诗人朱文杰的鼓动下以我的第一部诗集《饿死诗人》参选当年度的“西安文学奖”，结果在最终获奖的十位诗人中没有我的名字。据一位参评的老诗人私下透露说，其实我连进入投票的程序都没有，是负责诗歌类评奖的诗人闻频指出：如果伊沙获奖，这个奖就不像政府奖了。奇怪的是在发奖那天他们也向我发了请柬，我什么都没想就去了，结果所有认识我的人都来安慰我，怀抱一个个像泡菜坛子似的奖杯到我身边来坐一坐，还有人夸奖我说：没获奖也来，你这是大诗人的胸怀和气派。操！你说当时坐在那儿的我是该哭还是该笑呢？！另一次是在九七年，身为评委之一的诗人吕德安打电话给我说准备推荐我参选“刘丽安诗歌奖”，我听了很高兴就把作品寄去了，结果再无消息。后来一位诗人打电话给我说吕德安又去美国了，说他一直不好意思再打电话给我，因为他把我的作品刚递上去就遭到另一位评委臧棣的拼命反对，据这位打电话的诗人说：吕德安当时都气哭了。如此说来我还是没有进入投票的程序。悉密在北大讲我的诗，他也要站起来抗议。这个小臧棣，用他在“盘峰诗会”上说徐江的话说他：我可没得罪过你呀！我想得罪你我把你这么个冒充诗人的学术混混儿得罪定了也是在“盘峰诗会”之后的事，你以为靠西渡、桑克、王艾、胡军军等就能搅一搅我的心情？吕德安是一位我十分看重的优秀诗人，我又一次自取其辱完全是出于他对我看重的看重，真是难为你了，德安兄！　　　　
　　　　这一次我是在没有多少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忽然得到了这么一个奖的，“十年成就奖”，好像也用不着参选，十年里你做了什么应该一目了然。好像也没有一个可称为“评委会”之类的玩意存在，《诗参考》的主编中岛一个人说了算，他说伊沙应该获奖然后我就获了奖。所以这个奖是中岛本人给我的，既然在以往的评奖中，闻频、臧棣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他们说：“不！”那么中岛也可以一个人出来说：“是！”我好像也曾一个人说了算过，那是1998年度《文友》文学奖也是迄今为止《文友》颁发的惟一一届文学奖，我说颁给食指，也就这么定了。当时我惟一的一点小依据是：《相信未来》在我的《世纪诗典》栏目中发表后我接到了大量（也是最多）的读者来信。我希望在中岛那里也有一点具体的依据，他的回答令我心定，他说：九三年有我作品小辑的那一期是《诗参考》历史上冲击力最强而且影响最大的一期。　　　　
　　　　一个人在他充分写作的十年结束的时候，他的一位十分了解他写作成果的朋友授予他一个奖项，他真是快乐极了。没有奖金，没有奖牌，没有仪式，仅仅是一项纯荣誉性的奖励，被他引为十年历程的一个标志。他真是快乐极了。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受奖辞　我追求空翻腾越的诗歌

　　　　各位朋友：　　　　
　　　　回到如火如荼的八月，我应邀给三家报纸同时撰写有关雅典奥运会的日专栏。作为一名单纯的看客，感官的享受良多；而作为一名写诗的，收获也是大大的。在万般感受中，给我留下至深印象的是一位俄罗斯体操名将在体操单杠决赛中的遭遇：它直指我在写诗生涯中所得到的一些人生经验，促使我在当日的专栏文章中如此写道：“这一夜太沉闷，收工时却见涅莫夫那一出，竟看得险些落泪！那是人心在挑战权力，那是真正强者的征服，涅莫夫是没有得到金牌，但却得到了一座谁都没有的金矿……”　　　　　
　　　　这个发生在奥运会上的事件让我联想起对诗歌所做的评判（任何评奖应该算这种评判的形式凸现），如果裁判之心原本就是黑的，在此反而失去了谈论的价值，我可以也经常遭受来自于他人的道德审判，但却不屑于在道德这种低层次上去审判他人，我拒绝审判。我以为裁判根据比赛规则所制定出的评分标准才是耐人寻味而值得一谈的或许这些个裁判是态度更为认真要求更为严格地依照评分标准办事的，他们倍受观众嘲弄与抗议后的满腹委屈在于：两个杠上腾越就是10分起评，你个涅莫夫，空翻加腾越，干吗要做六个呢？多做四个，做了也白做，反正我们不会给你更高的起评分，不但不给，你还需要做些自我反省，你是在盲目追求难度的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老运动员，而现在的规则与评分标准，是本着保护运动员的人身安全着想而重新设定的……啊哈！这多像盛行于汉语诗坛的评分标准：六个杠上的空翻腾越动作无论多么惊险刺激，无论多么潇洒漂亮都从来不会受到鼓励，因为来自我们文化传统的诗歌标准具体说来是人为化的评分标准只是为满足于落地站稳的平庸者而设定的。　　　　　
　　　　用体育类比诗歌，难免会遇到技术上的尴尬，一样的用词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难度”：在体操比赛中那是任何一双平凡的肉眼都能够感知的东西，而在诗歌中则大不然，我注意到在汉语诗坛上长期以来大叫大嚷“难度”并以此炫耀的一群人所追求的恰恰是最无真正难度可言的写作，语文修辞层面上的难度类似于小学生识字阶段所理解的那种生字之“难”，恰恰是没有灵魂、没有血肉、没有情感、没有智慧的平庸者的障眼法与遮羞布。还有我姑妄言之的所谓“人心”，在一场体育比赛中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它有着多么强大的见证的意味和力量，进入诗歌则纯属虚妄之言，是一个无用的“大词”，体操馆中的一万名观众一眼便可以看出谁才是单杠上最棒的选手，并立即发现黑哨的存在，但如果让这一万名观众投票选出“最佳诗歌”和“最佳诗人”来，那么他们极有可能选出的不是“最佳”而是最差。　　　　　
　　　　所以，诗歌终究不是体育，我也可以在此明言：与体育相比，它是更为复杂更为高级的存在。那么，诗歌评判乃至评奖也就无法等同于竞技体育比赛，结果也就不具有相同的性质。明白了这番道理我自然就是清醒的：今天，我作为一项诗歌奖的获得者之一出现的这个场合中，但我绝对不是一个获胜者。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没有舍我其谁的事，除了那存在于现世的俗人的肉身能够得到些许的鼓励和安慰之外，我的诗歌并没有得到什么如果一定要说“得到”的话，那么长期以来它所遭受的非议和咒骂，它与奖绝缘的遭际，已经就是很好的一种“得到”了！好的诗歌怎么可能与奖杯、奖金这些东西发生正常的逻辑关系呢？在我的逻辑词典里是没有这种关系的，所以此时此地说惶惑是言重了，我只是有点不大习惯。　　　　　
　　　　所以，诸位朋友，请允许我做此理解：将此一项“双年诗人奖”授予我的意思是授予了过去两年中一个埋头写作成果稍多的“劳动模范”而已，这样的话，我心里就会感到踏实一分。还有就是：如果我的名字忝列在获奖者的名单中，能够鼓舞那些埋头写作勇于创新作品不断卓有成效的“劳动者”（而对那些混迹于诗坛表面的活动家、游走者、流窜犯、二溜子、会虫子有所打击），并能够唤起人们对于此奖的侧目、关注、尊重与信任的话，我会又感到踏实了一分。　　　　　
　　　　请诸位原谅，我还没有浅薄到因为一己之遇在一次评奖中的有所改善而立马就去修改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地步，我仍然或者还会更加坚定地认为：对于有限的时空而言，公正是不存在的；而对于那些深通诗歌的长存之道并为此早就做好了准备的诗人，公正似乎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诗圣的良言已经成了很多当代同行们嚼在口中的口香糖了，可我总觉得诱惑他们的只是前头一句，而在我看来：这两句恰好构成了一个最为强大的至高逻辑：没有后句，你能够得到前句么？你真的准备好了接受这个逻辑并以身试法么？豁得出去么？舍得自己么？道理比谁都明白，至少比谁都讲得明白，做起来却是另外一套！这种人我真是见得太多太多了！有种的咱都朝着永恒使劲！跟时间去做一番较量吧！如此一来，诗人间的关系不也可以变得松快一点了么？道不同不相与谋，是的，但不妨可以做个酒肉朋友，做个表面上的也可以嘛！　　　　　
　　　　公正是不存在的，但我还是要在此感谢在一个小小的局部不放弃为建立公正而努力工作的评委会，在诗歌中富有创造性的劳动成果是要靠独到的创见才能被认知的，你们是看见的人我将此理解为爱一种深情大爱！同时我也要感谢所有为此奖的创设而做出了非凡贡献的人。感谢额尔古纳的朋友们，将我领进这片美得惊心的人间仙境。给我奖掖者，为我知己；赐我灵感者，为我贵人。你们是有心的，毕竟在今天诗歌不属于有利可图的东西。谢谢大家！我想：作为一名获奖者的我回报诸位回报此奖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今后继续为不得奖的命运而写作，为追求六个空翻腾越而不考虑落地站稳的后果而写作这绝非一时的故作姿态，而是永远的日常状态！　　　　　
　　　　谢谢！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我做故我说

　　　　“口语诗”这个概念在汉语诗歌的语境中头一次富于尊严感和挑战性的被提出来，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风起云涌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此前，外在勉强具备这一征候（内在追求实则南辕北辙）的作品，要么被当作“百花齐放”的最后一朵，要么倍受歧视地被当作“历史个案”来对待，因此我从来都拒绝用所谓“白话诗”、“民歌体”或远溯王梵志的方式来搅这个严肃的局。　　　　
　　　　“口语诗”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的背景正是“第三代”主要诗人所带来的第一次口语诗热潮，它由1982…1985年诗人的地下写作实践，通过1986年“两报大展”以及在此前后主流媒体对其做出的“生活流”误读而给予的肯定从而占得舆论的上风，1986…1988年是口语诗写作迅速升温终至泛滥的两年。90年代，“口语诗”实践中的激进分子借理论界盛行的“后现代热”来和“死亡崇拜”、“历史崇拜”所带来的“知识分子写作”做舆论上的对峙，1999年爆发的“盘峰论争”正是十年对峙所积压的矛盾外化的一大表现。此后，以“口语诗”的实践者们为实体的“民间写作”再度占得舆论的上风，“口语诗”的风格特点和“口语诗人”的存在方式也十分自然地与新世纪到来后的“网络时代”相交，由此带来了“口语诗”写作的第二次热潮。现在，我们正是坐在这第二次热潮的浪尖上来谈论“口语诗”的发展。　　　　
　　　　据说，“第三代”是在80年代在对“朦胧诗”的反拨中来确立自己的，可是韩东在当年就曾呼唤“朴素”；据说，“后现代”是在90年代对“前现代”的解构中来确立自己的，可是我在当年就曾强调“人话”这么表述我是试图打破人们一谈及“口语诗”时那种不走脑子的“后置”思维，似乎永远是先有什么然后我们针对什么才做了什么似的。今天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范畴内的“口语诗”从来就不是一种仅仅应用于写作的策略，而是抱负、是精神、是文化、是身体、是灵魂和一条深入逼近人性的宽广之路，是最富隐秘意味和无限生机的语言，是前进中的诗歌本身，是不断挑战自身的创造。整整20年来，汉语中的“口语诗”走过了自发轫到渐趋成熟的过程：前期的带有欧化译体特征的拿腔拿调的叙述已经走入后期的气血迸发脱口而出的爽利表达；前期的以文化观念来解构文化观念的笨拙解说已经走入后期置身于生活与生命原生现场的自由自在；前期的日常主义已经走入后期的高峰体验；前期语境封闭中的软语和谐已经走入到后期诗风大开中的金属混响汉语诗歌也正是由此获得了一个强健的“胃”，由“口语”的材料铸成的一个崭新器官，它的消化功能开始变得如此强劲：一条由“口语”原声现场出发，增强个体的“母语”意识，通过激活“母语”的方式而将民族记忆中的光荣拉入到现代语境之中，从而全面复兴汉诗的道路已经不是说说而已的事，它已在某些诗人的脚下清晰地延伸向前。这是一条伟大之路，它由所谓“口语诗人”踏出出自艺术规律的必然。　　　　
　　　　我曾发问：既然我们“口语”老被“另”出来谈，那么“非口语”又是什么形态的语言？书面语么？那好，如果一个人的写作是无视并且回避语言的原声现场，我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抱负低下的写作吧。理论上辩不清的反对派通常会拎出几个门都没摸着的文学青年的浅陋习作来作为对“口语诗”的攻击，此种方式堪称下流。最终的结论貌似“霸道”但现实却明摆在这里：也只是在平庸的舆论和生态环境中，“口语诗”才与其它的什么“多元并存”。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年少时狂热的梦

　　　　我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