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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8-无知者无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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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想说的事也正是发生在网上：那是雅典奥运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人不就是多拿了几块金牌嘛！西方列强的舆论便一下子坐不住了：《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泰晤士报》、《读卖新闻》、《莫斯科新闻报》长期以来，这些媒体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说成是“现代文明的代言人”也不为过吧？却是一派胡言，一堆小丑！像网上常有的那种嫉妒狂在发帖子。其中暗藏的一个逻辑是相当霸道而混帐的：中国人拿多了金牌就是有问题的，越拿的多就是越有问题。
几篇小丑之文被挂在了诗歌网上，便成了一块试金石，什么人说什么话。绝大多数庸众的反映可以他们自道的三个字予以概括“有道理”好一个“有道理”！谁的“道理”？西方政治正确文明正确的“道理”！廿年以来，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不断地接受这种道理，到今天像合格的毕业生那样在网上立场文明态度正确地说一句：“有道理”。个别真正的诗人则绝尘而去，怒不可遏，小题大做，指东打西，破口大骂！不过是在借奥运之事谈思想说诗歌，言词极端或高妙如“鲁迅的拿来主义比我较为低级，不过是从东洋拿回一把手术刀来割国民性的疮”。若干年前，有岭南青年才俊提出过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在硬努着批判鲁迅的人群中能够提出个把有价值的问题就相当不错了）：为什么鲁迅只差一步成尼采？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他没有疯明摆着他疯不了，因为本质上他是西方（包括东洋）文明的正确论者这样的人对大是大非那么有把握，他怎么疯得了？这是我所给出的更进一步的答案。
忽然想到：在中国的诗人中从来不乏制造思想的能力（哪怕它只产生于一个、两个、三个人中），这使中国诗歌的某一部分从未丧失过硬度与重量。在近距离的接触中，我发现诗歌艺术的列车拒载的是两种人：一种是无话可说硬要写出“诗”来的“散仙”，一种是在正确文明指导下用道理来写诗的人。前者利用思想并不直接等同艺术其中的转化又是一个复杂而微妙这两点来回避思想，拒绝承担，进而掩盖自己空空如也的头脑；后者则永不懂得不论思想还是艺术都是在与文明的错位中产生，照搬是最大的无能就这样，一代人被甩下去了，两代人被甩下去了，三代人被甩下去了……我已经有经验了：见到这些老的新的下车者，你永远不要问：为什么不写了？这样的提问等于给了白痴耍个性的机会，明摆着的一个事实是：他们拿什么来写？！
就像列强们不喜欢中国的运动员多拿金牌一样，他们也不喜欢中国的诗人真的把诗写好：好也得像他们标准中的那个好法。很早以前，那个叫做斯蒂芬·欧文的美国教授早就开宗明义了，他一方面说北岛的诗让瑞典诗人想起了他们的“少作”，另一方面则口气地说：我们认为他是最好的，中国人就会接受。但好在不是所有的中国诗人都在朝着这个标准而去，不是为了让尔等看着舒服，在上个世纪末，于坚说：“中国新诗的前卫部分在一个世纪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体、精神和尊严，它不再是意识形态、知识的外延部分，不再是无休无止的学生。诗就是诗，创造、独立、清晰、光明。面对这个世界对强权意识的普遍谄媚，它发出了决不媚俗的、来自汉语、来自中国大地、中国经验、中国传统和心灵的声音。这声音虽然微弱，但毕竟出现了，这声音使‘拿来主义’的二十世纪新诗没有可怜地只是以‘博士论文’结束。” “七十年代我是秘密的个人主义者。八十年代我是半公开的自由主义者。我发现，从九十年代末以来，在诗人中，我将是秘密的民族主义者。”我在《2000：中国新诗关键词》中为他击掌道：“好一个‘秘密的民族主义者’！如果在这一年里于坚的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在为之鼓掌，那么我孤独的掌声证明的是我听觉的质量。如果这‘秘密的民族主义者’在中国的诗人中只有于坚一人，那么我就早已成为另外的一个人……”
结果是，在此后的两三年中，我们不约而同地写出了各自的《唐》和《长安行》。我永远难以忘记，我在本地的一所大学朗诵我《唐》的表情时，一位当时作为主讲人的欧洲汉学家那副难过的表情，在此诗面前，他那来自西方的让他拿到博士和教授的知识不够了，文明培养给他的对诗的判断力在瞬间失效，他有着无法继续在中国人面前继续权威下去的痛苦……
“让中国的诗歌成为他们眼中一个秘密的系统！”不久前的旅途之中，我对另外一位诗人如是说。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格瓦拉
最近老是提到这个人。四月底棉棉挺着大肚子来西安签售，在本市雅人扎堆的恒河沙书店搞了一个作品研讨会。那晚上本市著名的雅人基本都来了，一些发言令我难忘。
A激动不已地用双手搓着自己的大腿说：“这是诗啊！这是诗啊！反正这是诗！”他在盛赞棉棉小说《糖》，然后不做任何阐释，像是有意拒绝。这是一位来自80年代的老诗歌青年。
B指出棉棉小说发挥了身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会的地缘优势，希望棉棉今后的作品能写得健康快乐些，让肚子里的小宝宝带给她健康快乐，最终从一棵文学幼树长成参天巨树。这是一位刚获提拔的文学官员。
C要求棉棉用一段话概括自己的这部《糖》，他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用保尔说的一段话，96个字，概括了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请你用一段话概括你的《糖》。”这是来自“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一位老者，他来此的兴趣在于能不能发现一部可以推荐给下一代的书，他报此希望的前提是他其实并没有读过《糖》。
棉棉的回答很是精彩，也让老者感到满意。起先她搞不懂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谁，就向坐在身旁的女诗人南嫫请教，弄明白之后就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作品：“让世界充满爱。”
那晚上棉棉的精彩答问不止这一例，她对一位不知是第几次起来叫板的一位光头大学生说：“你太酷了！”那家伙顿然傻了，之后便像受了打击似的，沉默不语。棉棉是语言天才，她的人比她的作品给我更深的印象，她作品中的语言和她的口头语言还是有明显的距离，所以我在发言中对她说：“你作品中的语言还是给人资源感，它有资源，只不过那资源有所不同，不那么文人化，那是脱胎于西方摇滚歌词的一种语言即便是这种资源也必须丢弃。”我对她说：“你和王朔骨子里还是有一种在文化面前的自卑感。”棉棉表示接受。
那天晚上我在接下去的发言中提到了格瓦拉。我不是在针对棉棉，而是针对由她衍生出来的一种伪写作，我说：“如果吸毒、性乱成了每一位中国青年争先追逐的时尚符号，我宁可追求XXX主义；如果中产阶级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我就崇拜格瓦拉。”
棉棉很可爱，她又在向南嫫请教格瓦拉是谁了。
最近老是提到这个人。在一首诗中，在一首名叫《故人张》的诗中。
那是很多年前
一个夜晚
我们在一家酒店
二楼的餐厅坐着
透过四面落地的玻璃
欣赏这家酒店的风格
是仿阿拉伯式的
月光下的草坪
一望无际
我们陷在舒适的软椅里
美好生活的享受中
谈着什么
或者什么也没谈
桌上有咖啡
指间有烟
穿过烟雾
你探头凑过来你的脸
认真地问我
这儿的环境
你能否适应
你是指我
为什么
要提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问的是我
我是伟大的格瓦拉么
或者你问得
更加浅薄
一个不常住酒店的人
一个乡巴佬
住得惯么
具体的意思
我已无从分辨
当时也未予回答
但我听出了一个人
内心的卑贱
后来我们因为
一次公开的事件玩完
分道扬镳
谁又知道
我们灵魂的硬件
早已分化
是的 我蔑视高贵
但也憎恶卑贱
这首诗中所写到的人物与事件都是真实的。那是十年前，一个是怀报百万富翁的梦想刚刚进入娱乐圈的歌手，一个是刚从京都的繁华中抽身而去返回故乡的平民诗人，当时他们都只有二十来岁，他们在一家酒店的见面构成了某种特殊的气氛，其中的细节耐人寻味，尤其是在他们的人生和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基本结果的十年后。也是今年，我在写作此诗的过程中已不再为某种丢失的友谊和过去共同的生活而激动我在为另一种东西而激动，这种激动让我脱口而出“伟大的格瓦拉”，这种激动让我忙于说出人性的高贵与卑贱。
关于格瓦拉，我所知道的不比你多。只是当“格瓦拉离开古巴的前夜”这样一些不知出处的语句从远处飘来，我便会陷于莫名其妙的激动之中，我的身体需要这种激动。“伟大的格瓦拉”，我能够说出它是我将人性比人性得出的一种看法，他做到的，我不能一种简单的人性比较。不符合我之人性的便是非人性吗？我对这种来自于中国书生中间的操蛋逻辑恨之入骨，他们因此而得出的格瓦拉是“革命狂”、“战争贩子”的结论只能使他们对自己的阉人生活心安理得。而对我来说，正因为世间有格瓦拉这样的人物存在，我才明白我和我的同代人追逐牛B的生活方式其实一点儿都不牛B。
最近老是提到这个人。又是在一首诗中，在刚刚写就的一首名叫《有一个青年是中国的青年》的诗中。
当众进行的
未必都是表演
他先给老婆打电话
再给小蜜打一个
神态竟差不多
像是一个电话
然后做出
一切安排停当的样子
搓搓手
拍拍腿
抹抹嘴
然后把注意力放在
面前的一桌客家菜上
啃着一只三黄鸡腿
说客家菜好
然后大讲客家人
形成的历史
说真不容易啊
然后开始啃烧鹅
间或也没忘了
跟上菜的小姐调情
后来提到买车的事
后来提到装修房子的事
后来提到晋升职称的事
后来提到小仕途上的得失
那也是后来
在酒足饭饱的时候
他忽然发怒
破口大骂
全然不顾风度
那是在有人剔牙
从牙缝里剔出格瓦拉
这名字的时候
与前一首有所不同的是：这首诗并不完全真实。我是把几个场面中的内容做了集中处理，结尾那个戏剧化的安排出自我的虚构。但我敢于大胆虚构的心理依据却真实得要命，我太了解我也身在其间的所谓“中国的青年”，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奋斗，他们的趣味，我知道格瓦拉的重生对他们有相当强烈的刺伤感，这个酷毕了的男人木刻般的肖像像一枚图钉一样被摁进了他们内心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价值观所铸就的墙，同时也被摁进了他们用二十年的时间所长起来的肚子！一个人义正词严地告诉我说：“你以为格瓦拉是谁？革命一成功他就是另一个波尔布特，另一个米洛舍维齐。”这个可怜虫，说完之后他脸上的表情安宁多了，二十年来最正确的价值观使其内心的刺伤感得到了暂时性的缓解。“中国的青年”中国的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追求事理的正确性上过日子，思路清晰，头脑冷静，观点鲜明，永远高歌着人类文明的主旋律，西方国家一个世纪都没有产生过如此正确的一代青年，中国只用二十年，想一想是否有些怪诞？像余杰这类书虫有上几百万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这面糊涂的镜子所映照出的一代十分清醒也永远正确的青年用最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最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的青年”。
现在，“中国的青年”思考着格瓦拉的正确性，他们的回答是：“不！”
现在，“中国的青年”思考着格瓦拉对于自身的必要性，他们的回答是：“不！”
我只好中指朝天。
最近我老是提到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这篇文章里。老婆要去图书馆借书，我说借几本与格瓦拉有关的书看看，待她走到门口时我已改了主意，说：“算了，不要了。”我想格瓦拉现在于我还只是一种感觉，就像“格瓦拉”三个字的发音一样美妙，我怕在我读过有关格瓦拉的书后他于我变成了可怕的知识和该死的文化意义，我开始用格瓦拉专家的口吻说事儿和吓唬人，现在我在离可耻只差一步的地方刹了车。重要的永远不是那个人，他的肠子肚子长得如何，重要的是他给我的这点儿感觉哪怕是我生造出的一种感觉。
泰森第一次从狱里出来的时候，双臂各刺了一个人，是左臂毛泽东右臂格瓦拉，还是左臂格瓦拉右臂毛泽东，我忘了，但我知道那也正是我所要的那种感觉并且到此为止。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从奈舍到昆明
我所知道的瑞典奈舍国际诗歌节已经举办了十多届了，起初它邀请的诗人局限于北欧五国，产生的影响也在北欧地区，后来逐步扩大至整个欧洲、北美乃至世纪各地。2002年，当它举办到第16届的时候，以诗歌节组委会主席果伊·佩尔森的名义，首次向中国的诗人发出邀请，于坚、尹丽川和我有幸躬逢其盛。
那是一次十分难忘的旅行，前年夏天，在瑞典这个“大高尔夫球场般的国家”（于坚语）里，在美丽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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