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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8-无知者无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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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恐怕已经无人愿提刘晓庆生意初成时反过来给她所在的北影厂的职工发工资的事了，也没有人愿意承认他们当年下海时曾在这位演员身上得到过怎样的激励和启示，那就沉默吧，我不希望所有人都一下变得喜洋洋的。“贪官”应该受到法律的惩治，惩治“贪官”是大快人心的事这没有问题，但如果它满足的是人心深处某种不可告人的隐秘快感并且成为一种广泛的风尚，这就恶心了这一回，延伸到刘晓庆了吗？
一个人赚了那么多钱还不交税，是我这个穷鬼永远没法想像的，忽然想到自己接到的稿费单上为什么会精确到毛便知道那是编辑部替你交税后的数字便心里感到踏实啊！我深知刘晓庆的问题只能由法官来解决了，但我也深知不该所有人现在都集体戴上法官的面具。
那样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也有点太乖戾了一点？！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岁末“痛经”今又来
每到岁末，各媒体就跟“痛经”发作似的要评选年度“新闻人物”之类的玩意。刚好赶上这么个世纪末，名头就又多了一个。既然这是人家媒体每年的例行公事，既然是老记们苦口婆心地在没有新闻的时段里硬要造出一点新闻来，既然那代表着人民的读者也非常需要这种造，那咱也就不要非议这种形式了，但关键是有人借这种形式所玩出的那些不伦不类的名堂。
其实所谓“新闻人物”这种这东西是不用选的，你只需回头翻一翻这一年的报纸，谁在这一年里所占据的版面多，谁的名字的出现率高，那么谁就是。但是有人偏要打着“新闻人物”的旗号来评选（实则是推举）出一些所谓的“杰出人士”也就是说他们要在中小学都废弃了评选“三好”的今天来过一把评“三好”的瘾。贝利就是国际足联评出的“三好”，在这项“世纪足球先生”的评选中非要让这个黑皮肤的“足球政客”来压“学习好但品德不好”的马拉多纳同学一头，而后者本是网上民选的第一；而在年度“足球先生”的评选中也是手脚多多，连傻子大概也能看出来，这一年的足球是属于菲戈的，只有最势利和最不用脑的人才会选齐达内，他哪有菲戈踢得有境界和富有想像力啊！我在《足球》报上说：天下足球一般黑，其实是天下打足球牌的政客一样黑，有这种家伙的介入，足球哪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纯洁。有些媒体将金正日列为年度风云人物，是有根据的，而那个别有用心的诺贝尔和平奖非要独给金大中，这就是躲在这个奖后面的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们搞的鬼，如果说十一年前他们将此奖颁给达赖喇嘛时我觉得是在搞笑的话，那么现在我的觉悟有所提高那是玩政治的傻逼们自己一本正经地制造的一个大荒诞啊！话说中国电影金鸡奖那些名不见经撰的评委们，当“中国电影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陈凯歌语），他们还有心迫害一下以年年贺岁的形式成为抗联战士的冯小刚，别扯什么艺术标准的蛋啦，那部寒碜的《生死抉择》和堕落以后的张艺谋混在里面，冯小刚也就不再是命定的“下里巴人”。
如果你的电影榜上没有冯小刚；如果你的音乐榜上没有毛宁；如果你的文学榜上没有王朔，如果你的足球榜上没有曲乐恒如果你是过滤掉了这些带着所谓“问题”的“新闻人物”而把一份“三好名单”搁在我的面前，我就会头也不回地回答说：“呸！”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一路挂过去”
中俄建交50周年之际，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剧院举办了一台名为“为中国喝彩”的晚会，双方尽遣名家出场。
文艺演出当然不同于体育比赛，不存在一个你输我赢，更不存在比分，但因有观众在场，观众要对你的演出做出反应，是这种反应迫使你进行比较。
两相比较，作为中国人的我就颇有些黯淡。我不知道组织者为什么要派中国的一名演员去，实在也想不出来她有哪部片子在俄罗斯受到欢迎，歌唱得那么差还要唱歌，用汉语唱的俄罗斯民歌令观众毫无反应。同样令观众毫无反应的是张也这类所谓现代民歌手，我们为自己预设了一种所谓的“民歌唱法”，难道我们这个民族就该这么南腔北调、阴阳怪气地唱歌，而那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栽赃于鲁迅头上的话绝对是自欺欺人的。
而看对方，看俄国人用什么样的节目来“为中国喝彩”，莫斯科芭蕾舞团的顶尖演员出类拔萃地为《天鹅湖》这一世界经典做了我所看到的最好诠释，在这样世界一流的作品面前就算你不喜欢古典艺术也会感到无话可说！在这样的场合，超出了中国传统式思维的是：俄国人压根儿就不玩他们大名鼎鼎的民族舞蹈和民歌。
幸亏我们还有《梁祝》那是真正的得自于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所创造出的真正的世界级的美。幸亏我们还有刘欢，不论他用汉语演唱中国歌曲《好汉歌》还是用俄语演唱的俄罗斯民歌，都受到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其实根本不用什么“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来把歌者分为三六九等，全人类对一名真正歌者的理解是一样的。
好就是好，并不因为他（或她）特中国。希望组织者渐渐获得了“面向世界”的一些教训和经验，不干或少干鲁迅当年所说的把古董和梅兰芳“一路挂过去”的傻事来。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一本骂人的书
有时候我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当看到自己喜欢的一本书时很希望自己是它的作者。《十作家批判书》对我而言正是这样一本书。我觉得自己应该是它的作者之一，甚至是它惟一的作者那应该是一本出自我手的书，我确实对它充满了占有欲。
事实上，这又确实是一本与我两度擦肩而过的书，它的策划者张小波曾两度找到我约写其中的两章，都被我以忙的借口推掉了，也许我是骂人骂伤了，在《一个都不放过》出版后感到身心俱疲。现在我只有空怀遗憾，以读者的身份面对这本书，因此也便有了为之欢呼雀跃的权力。
我想为一本指名道姓的骂人的书而欢呼！
我知道和我几年来所做的一样，《十作家批判书》的作者们费尽笔墨的努力也只是为了建树一种正常一种批评的正常。在中国，指名道姓的批评被称为“骂人”，而“骂人”者肯定是不道德的。
而如今，敢于“不道德”的人多起来了，还有这本敢于“不道德”的书。在我看来，不敢直面当下、不敢指名道姓的批评不是真正的批评，而是戴着批评面具的撒娇，是余杰式的小知识分子的抒情，这才是真正的批评者的“不道德”。
钱钟书、余秋雨、王蒙、梁晓声、王小波、苏童、贾平凹、汪曾祺、北岛、王朔……这样的序列出现在批评者的笔下是一种偶然吗？其中的严肃意味谁又能够体会？尽管方式不同，他们都属于“不可饶恕”的一种，我暗自惊叹这些名字所构成的竟是一个个“庞然大物”的存在，于是更加钦佩批评者的勇气与智慧：自《燃烧的迷津》一别数年的朱大可宝刀未老，他几乎是中国文坛惟一真正进入写作的批评家；秦巴子更像是一位冰天雪地中的思想者，他异乎寻常的冷静和超绝的思辩能力，不像是出自一位青年作家的手笔；诗人徐江是本书中撰写文字最多的作者（几乎占去了一半），也是本书基调的决定者，如果没有徐江，本书一定没有现在这么鲜活、生动，它作为大众读物的特征也没有这么鲜明……
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本可爱的书，它充满力量又是如此好玩，在今天，任何一位作者和出版人都不可能强制读者的趣味，更不可能把乏力无趣的东西硬塞给读者。因此，《十作家批判书》一出现便大受欢迎的情景又是一种必然。
而对我来说，读罢此书的某个早晨醒来之后有一种不那么孤独的感觉，那是看到了同类的身影。不必言重，我们不是战士，只是面对当下的一切有话要说并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中文的金斯伯格成了太监
四川文艺出版社一定不会想到：他们出版的《金斯伯格诗选》成了一本秘密的畅销书（因为没什么宣传），还一下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而它将成为一本常销书也几乎可以料定。这种因真正的文化而得福的现象在目前的图书界并不鲜见，也许在以后会越发地成为常事。
对我这个视金斯伯格为灵魂导师和诗歌师傅的诗人来说，购买是肯定的；读罢之后再说点什么也是肯定的。但在这里我不想谈金斯伯格对于我和我们及更小的一拨中国青年诗人的意义，而只想就书论书地谈谈这部《金斯伯格诗选》。金斯伯格诗歌的单行本，此前漓江社出过一本《卡第绪：母亲挽歌》，是以“世界散文诗经典丛书”的名义出的，薄薄的一本，诗收得非常不全。所以四川文艺的这一本确如他们自己所说是“全球第一部最为完整的金斯伯格诗作中文译选集”，我相信包括台港在内也是如此台港文化的特殊气味（那种要命的柔软）要抵达坚硬的金斯伯格还需要很多年（或永不抵达）。
所以，它有理由受到读者的苛求，而像我这样将其奉为诗歌圣经的人则刚好可以苛求它。我要说它实在是被译得太差了，比漓江版的《卡第绪：母亲挽歌》要差，也比以前散译在杂志上的那些要差。我绝不是在怀疑它的译者文楚安先生的资历（我注意到另一部“垮掉”名著《在路上》就是由其翻译的）和外语水平，但我要说诗歌的翻译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诗歌的翻译一定要是一个真正懂诗的人：是来自诗歌语言内部的懂，而不是文化意义上专家式的了解。这种自以为是的了解十分可怕，尤其是当他用一般中国文化人所掌握的诗歌经验去翻译金斯伯格这种诗人的时候，其结果是连fuck都被委婉（中国式的）成了其它。在北师大求学的时候，我曾到外语系听过郑敏教授的课，听她用口头的形式直译过金斯伯格的一首短诗，从郑敏老师口里所传达出的金斯伯格诗歌的声音是多么叫人舒服啊！因为郑老师是位诗人，所以她能译出这声音而这正是文楚安的致命欠缺。为什么是他？这简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轻率！
因为译不出这种声音，所以中文的金斯伯格在诗歌里是一个哑子；因为译不出金斯伯格的体臭，所以中文的金斯伯格就成了一个太监他被中国的译者所骟。所以，本书于我诗歌圣经的意义也只能是文化和精神上的，我不可能抱着一本没有声音和满身香水的老艾伦整日诵读，因为我不是博士而是诗人。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我说《于坚集》
在一个韩寒已经出版了文集的时代里，《于坚集》五卷的出版自然无法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事件，它甚至是寂寥无声的，但在我看来这恰似一组重要化石的被人发现。
严力说得好：“诗集是诗人的化石。”如此说来，全集便是一个诗人（当然也包括作家）一生所形成的一组化石；而阶段性选集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几块标本。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于坚在他50岁这一年，献出了以其前半生的生命所形成的五块化石。
是《于坚集》而非《于坚文集》，似乎带着一个诗人对这个“以诗为下”的平庸时代的无言抗争：“文”怎么能够涵盖得了“诗”？
不同的人都会为不同的出版物寻找到它应该存在于世的最大理由，那么我以为于坚的诗文绝对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成果中应该反复重印的那类作品，不是因为有多少读者对此有多大的需要（反而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大），甚至也非作者本人对于诗歌、散文、评论已有定评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它自身杰出的品质与光芒在我看来，这才是《于坚集》问世的最大的必要性。
作为作者的同行与读者的我，将带着如下的问题进入这皇皇五卷：
这套书收录了作者1975…2000年的诗歌、散文、评论作品，而据我所知作者早在1971年便已开始提笔写作，也就是说他经历过一个相当长期的无法即时发表的秘密写作阶段，红色岁月中外省的个人的秘密写作（相对与那个年代首都的群体的地下写作而言），我很想看看他这一阶段作品的样子，很想知道作者是否那种先知全能的所谓“天才”而这起初所表现出的一点可能性究竟对一个人终其一生的写作有多重要？
二、1980年代，作者以“高龄青年”之身介入到“第三代诗歌运动”中起并成为其领袖人物和最为引人注目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当风起云涌的运动过去，一代人告别青春并从诗歌中下岗，他又成为硕果仅存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何以至此？他似乎比平均小他十年左右的这一代人更懂得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的真髓在此一点上，他的文论和言说正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觉和自发的区别、职业和业余的分野。
三、1990年代，作者成功写出了《0档案》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史诗，有的尽管不长却很有史诗的品质（如《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我将在对《于坚集》的阅读中重温这批力作，去理解一位独立而强力的诗人如何用坚实有效的作品与周围环境和大时代所做的抗衡。
我将带着以上的三个问题进入到一次注定有所收获的阅读之中，或许我还会有许多预料之外的收获。在这个出版繁荣的年代里，阅读之乐反而变得愈加稀少，可遇而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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