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谁搞垮了演艺事业-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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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让我知道何时要“该出手时就出手，红红火火闯九州”，何时又必须要“蹈光养晦，有所作为”，什么时候要“一动不如一静”，何时又是“人挪生、树挪死！”。　　　　
　　　　　　九宫学理源自于中国古代的洛书。它的基础是数字，从一到九，就是九个数字的排列组合，人生一切尊卑荣辱自在其中了。九是最大的数，在古代，只有皇帝可以使用，如九五之尊、九重天子——您要是有机会到北京紫禁城逛一逛，紫禁城里的城门上金色门钉一定横竖刚好是九九八十一颗，一颗不多也不少。很多古装剧里的道具都搞错了，北京首都机场国际出口处有一幅图，上面画有紫禁城，那个城门就画错了！画家本人也许对艺术是个专家，但是对历史考古的了解是不够的。　　　　
　　　　　　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虽然经过党的改造，由统治者改造成普通人民。但是他毕竟是当过皇上的爱新觉罗族人，他在1967年因膀胱癌住进了北京的人民医院，正逢十年动乱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医院内部分人员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反对收留一个封建皇帝住院。政协立即向中南海内的总理办公室反映了情况。周恩来总理很生气，提笔批示“特殊照顾”。批示传达到人民医院后，医院虽然不得不同意收留住院，但在泌尿科病房内竟找不出一张闲床，于是暂时住进了内科第九号病房，就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溥仪这位末代皇帝最后死在了第“九”号病房，您说这种巧合绝不绝？　　　　
　　　　　　洛书是几千年以前的东西了，我们不明白的是：为何几千年以前的老古董，竟然能轻易的推算出几千年以后现在人的命运？真可以用我常说的一句话：“不完美的不留人间，最完美的超越时间！”。　　　　
　　　　　　除了易经、洛书、河图之外，咱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破译生命密码的工具还有紫微斗数、四柱推命（就是八字）、梅花易数、铁板神算、十二生肖学……等等，只要你敢学，它就敢叫你学不完。这是咱们中国的命理之学，外国破译生命密码的工具也很多，像时下年轻人比较感兴趣的星座学、塔罗牌、水晶球、扑克牌、血型……等等，也很精采。总之，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想通过各种方法来了解自己的命运是人的天性，自古皆然。可是在五花八门的算命工具背后，我们是否曾想过：人，为什么可以算得到呢？　　　　
　　　　


星光大道上的人来人往（下）高枫的最后五分钟　（2）

　　　　其中就有高枫　　　　
　　　　　　在2002年7月，有一天晚上，我到朋友家去聊天。大家伙儿起哄说：安哥！你不是懂易经吗？帮我们算一算，看看最近我们运气怎么样？我说算可是算，仅供参考，要是不准可别怪我！我也只是一知半解罢了。在这些人当中，其中就有高枫。　　　　
　　　　　　我和高枫是在1999年冬天，在北京三里屯的酒吧认识的。初次见面时，他就给我来个英国式的热情拥抱！在我刚进大陆的时候，我老把“高枫”和“郭峰”搞混了，当朋友介绍“高枫”是演唱“大中国”的歌手时，我一时还会意不过来，心里还在想：他唱的不是“让世界充满爱”嘛？他的眼镜到哪去了？当时他刚从英国回来，他跟我聊了很多他在英国的见闻。那天晚上高枫说了很多话、也喝了不少酒，在谈笑风生的背后，高枫让人感觉老有心事的样子。他跟我说：“安哥，我最欣赏的就是你的性格，我很想跟您一样，有甚么就说甚么！”　　　　
　　　　　　我说：“这有甚么困难的？有些话埋在心里不说出来，久了还会得内伤呢！”　　　　
　　　　　　“不过中国的演艺圈跟港台的恐怕有些不同吧？”高枫说。　　　　
　　　　　　“对，是有些不同。大陆用简体字、港台用繁体字，除此之外，都是中国人，思维逻辑我想是大同小异的。”　　　　
　　　　　　“那么安哥，像您说话这么直率，有时候会不会在无意中得罪人呢？”高枫说。　　　　
　　　　　　我想从这里也可看出高枫许多的“难言之隐”就是怕说出来得罪人。　　　　
　　　　　　“我很少在无意中得罪人，我通常都是公开、有意的惹毛一些人，这不是个好习惯，搞得我在台湾演艺圈四面楚歌、八面受敌。我觉得有时候所谓人缘越好的人，就是心里藏着越多难言之隐的人。台湾过去有个音乐人兼作家张继高先生，为人处事总是讲究八面玲珑、小心翼翼，一派英国绅士的作风。他的朋友对他的为人总是赞美有加。后来张先生得胃癌死了，根据医学界的报告，心情郁闷的人得胃癌的机率最高，张继高先生得这种病，你不觉得是一种讽刺吗？英国得胃癌的人多不多？那里阴郁的天气我觉得可以把人闷出病来！”　　　　
　　　　　　“得胃癌的多不多我不知道？得感冒的倒是不少。”高枫调侃我说。　　　　
　　　　　　“你刚从英国回来，小心得胃癌喔！”　　　　
　　　　　　“你又得罪我了，安哥！哈！哈！”高枫笑得很痛快的说　　　　
　　　　　　“你看，要不是我这种性格，高枫你一生恐怕不会对一个人这么明白的表示‘你得罪我了’，不是吗？我解放了你”。　　　　
　　　　　　高枫听完我说的这些话之后，眼神中透露出对我的某些崇拜，这绝不是我往自己脸上贴金。英雄况且惺惺相惜，狗熊更要相互取暖。　　　　
　　　　　　从那次在三里屯认识之后，我和高枫又有几次同台演出的机会，但因为工作的关系，彼此无法聊得那么尽兴，通常是礼貌性的寒喧之后就做鸟兽散了。　　　　
　　　　　　到了2002年7月，我和高枫又在北京的一位朋友家见面了。　　　　
　　　　　　多日不见的高枫看起来气色不错，他问我是不是常住在北京？我说：对啊！我现在住“望京”，不但要“望尽北京”，还要与沙尘暴共存亡！高枫说他也住望京，我俩算是邻居。他并且说今年是他重新出发的一年，去了英国多年，他已经钻研出了许多新的音乐理念，要在今年出一张新唱片表达出这些理念。他还听朋友说我会算命，可不可以也帮他算算，看看今年推出的新唱片怎么样？对于算命，高枫显得格外的有兴致。我说：“OK！不过要用本名推算才可以。如果改过名，就必须用九岁之前的名字。”这时我才知道“高枫”并不是他的本名，高枫的本名叫“曾焰赤”。　　　　
　　　　　　经我推算了一下，得到的结果是：高枫2002年的流年是“病运碰名望”：事业不错，新唱片有戏，知名度能更上层楼。但是要注意身体的健康问题，今年高枫好象会大病一场。　　　　
　　　　　　高枫听完我说的之后，一脸狐疑的表情对我说：“安哥！既然我身体不好，为甚么事业、知名度反而会大增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要怎么解释，好比说你生病了，很多朋友来看你，又是鲜花又是水果，又是关怀又是问候，大家因为你的生病，突然之间变得关心你、爱护你了，并且你生病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知名度不就提高了吗？”　　　　
　　　　　　高枫听我开玩笑的说完，表情变得很沉重、有心事的样子。于是就不再说甚么话。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因为住得近，所以共乘一部出租车。在车上，他开口跟我说：“安哥！你说的没错，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身体”。　　　　
　　　　　　我说：“是吗？你看起来还挺精神的嘛！”　　　　
　　　　　　他说：“那只是看起来，最近我觉得呼吸一直很不顺畅，到医院照了片子，好险没有检查出甚么大问题。所以这一阵子我常慢跑锻炼。”　　　　
　　　　　　我回过头对高枫说：“没事就好，唉！你我都是苦命人！人家王菲搞专辑只要专心唱歌就行了，哪像你我搞唱片，又要做词又要作曲，还要制作，非得要这么拼命干，人家才会赏脸听一听咱们的歌。”高枫接着我的话说：“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苦命人，除了音乐之外，今年的专辑封面也是我自己设计的，风格很前卫，保证吓您一大跳！安哥您看了也许会觉得很不吉利，我告诉你：那是我最近做的梦，我最近老是做那种不吉利的梦。我想干脆把梦中的画面设计出来当作封面算了！”，我说：“那我就祝福你啦兄弟！大家加油，保重身体啊！ok！”。（在高枫死后，我看到了他的梦境——唱片封面。它的确令人感觉很不舒服，尤其是高枫头部插上萨克斯枫的那张照片，竟然与高枫临终时的状态如此相似，只不过头部插的不是萨克斯风，而是呼吸管罢了）。　　　　
　　　　


星光大道上的人来人往（下）高枫的最后五分钟　（3）

　　　　高枫说：“我很后悔！”　　　　
　　　　　　2002年9月15日下午2点半，我接到北京李姓友人打来的电话。电话中的声音十分沮丧而急切：“安哥！你快来吧！高枫不行了！他说在临终之前想要见你一面。”我一时还没会意过来，便上了车直奔北京“协和医院”。我和当时知道高枫病危的消息的朋友一样，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一进协和医院的加护病房，我碰到了金铭，她红着眼眶不发一语。还有带着墨镜的田震，倚靠在一边的墙角，等待着最后的消息。医院大厅里人来人往，高枫的亲友们围着高枫的父母，用语言、肢体乃至以任何形式来安慰他们两位老人家即将面临的丧子之痛！　　　　
　　　　　　我走向前去向高枫的父母表示慰问。高枫本姓曾，叫曾焰赤，所以我就叫高枫的父亲“曾伯伯”。曾伯伯跟我说：“太年轻了，唉！我最不甘心的就是焰赤才三十二岁！昨天他才跟我们说要到“协和”住院，今天医生就宣布了死刑！我们在心理上一点儿都没准备。”曾伯伯边说边掉泪。曾妈妈则是整个人瘫在亲友的身上，无法言语。我真切的能感受他们失去挚爱之痛。就在三个月前，我的母亲因为脑溢血，医生告诉我们妈妈恐怕过不了今晚！当时身在北京的我恨不得能有双翅膀立刻飞回台湾见我母亲的最后一面！很幸运的，妈妈被抢救回来了，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遭受到几乎失去母亲的痛苦，一直到了今天，夜里还常做恶梦：梦见妈妈又过去了！　　　　
　　　　　　在妈妈住院的那段时间里，我的一些北京好友怕我想不开，常过来陪我说说话。高枫也曾安慰我“想开一点吧，安哥！”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就在三个月之后，我竟然要反过来安慰高枫的母亲“想开一点儿！”　　　　
　　　　　　进了病房，我看见了高枫，脸上还戴着氧气面罩，但意识还很清楚。高枫看到我来了，露出一点喜悦的表情，我坐到他的身边，握着他的手，然后对他说：“兄弟，现在感觉怎么样了？”高枫的气色看来很是红润，真不像个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人，不过高枫的眼神显得有点忧伤，他拿下氧气面罩对我说：“我很难受，呼吸很困难。”然后用一种期待的口吻问我，不！应该说是哀求，他说：“安哥！你可以帮帮我吗？”我听完他说话，我的眼角便泛红了！我何尝经历过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当医生表示束手无策的时候，我又能帮高枫甚么忙呢？我认为高枫要我帮忙的主要原因，是我既然能通过易经推算出他有此一劫，我可不可能也利用易经帮他化解这个劫数？我不能！尼采说：“人的终点就是神的起点！”，此时此刻只有上帝和医生能帮高枫的忙。虽然我在病情上无法帮上高枫一点儿忙，但是我应该在心情上要给予高枫一点儿盼望！对于他来说，此刻的求生意志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刻我不能再直言无隐了。我握着高枫的手，在他的耳边说：“高枫，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他点点头表示有。我再问：“我知道你现在说话很困难，我问你甚么，是就点头、不是就摇头，OK？”高枫点了点头。　　　　
　　　　　　“你是佛教徒吗？”我问。　　　　
　　　　　　高枫摇头。　　　　
　　　　　　“基督徒？”　　　　
　　　　　　高枫还是摇头。这时高枫自行取下了氧气罩，小声而吃力的告诉我：“我对道教比较有兴趣。”　　　　
　　　　　我听了之后，对他表示我知道了。大凡一个人临终之际，若是有宗教信仰，就应该以他的宗教信仰为他祈祷祝福。我知道了高枫应该算是道教徒之后，我告诉高枫：“再过不久，你将陷入昏迷，会看不到我们，但也将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境界！请你记住：不管你看到甚么？你都要选择光明的，远离黑暗的。记住！一定要选择光明，懂吗？”。　　　　
　　　　　　我这么说，是根据古老的《西藏度亡经》的记载：人在临终时，会有不同的境界现前。所谓“境界”，主要是光！不同的光代表着不同境界的接引：光明代表天堂，而黑暗代表地狱，我当然盼望好友高枫能选择天堂之路，然而在当时，我说光明与黑暗，而不说天堂与地狱，主要是不想刺激大家的情绪，尤其是高枫的家人，好象我黄安在宣布人家的死刑，把大家对高枫的最后一点儿希望都给抹煞掉！但我更不愿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欺骗他，说一些无谓的安慰语如：没事的啦！你会好起来的！作为佛教徒、作为高枫的朋友，我自认这样说是对的！高枫听完我说的之后，点点头表示他知道了。　　　　
　　　　　　接着我又问高枫：“还有没有甚么话要对我说？”高枫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取下氧气罩：“我很后悔！”这一次高枫说话感觉比几分钟前还吃力。“你后悔甚么？”我着急的问，高枫摇摇头，不再说话，并开始伤心的流泪。此刻我又见到那个有“难言之隐”的高枫。但是他知道我的个性，如果真有必要，他是可以“不怕得罪我”而说个痛快。虽然我不是高枫交情最深、交往最久的朋友，但是我应该是对他最没有杀伤力的人。我认为有许多话他是很愿意告诉我的，正因为如此，高枫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一定要见我一面，对我说一些他心灵深处的话，那些话恐怕连他的父母都未必知道，而高枫选择了我黄安来记下他的遗言、他的后悔。我的下意识告诉我：这恐怕是高枫说的最后一句话了！为他进行手术的医疗人员此刻已到了病房门口。“你到底后悔甚么？”我又问高枫。我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