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回忆录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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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之在星期天当然也陪我出来走走。我们一向是无话不谈的。他向我介绍了国内的情况，特别是国民党的情况。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出了很多大员，也有中员和小员，到各地去接收敌伪的财产。他们你争我夺，勾心斗角，闹得一塌糊涂；但每个人的私囊都塞得鼓鼓的。这当然会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一时昏天昏地。长之对我绘声绘形地讲了这些情况，可见他对国民党是不满的。他还常带我到鼓楼附近的一条大街上新华社门外报栏那里去看中共的《新华日报》。这是危险的行动，会有人盯梢照相的。他还偷偷地告诉我，济南一中同学王某是军统特务，对他说话要小心。可见长之政治警惕性是很高的。他是我初入国门的政治指导员，让我了解了很多事情。他还介绍我认识了梁实秋先生。梁先生当时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他设盛宴，表示为我洗尘。从此我们成了忘年交。梁先生也是名人，却毫无名人架子。我们相处时间虽不长，但是终我们一生都维持着出自内心的友谊。
　　1946年深秋，我离开了南京，回到上海，乘轮船到达秦皇岛再转乘火车到了阔别十一年多的北京。再过三年，就迎来了解放。此时长之也调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老知识分子，最初都是豪情满怀，逸兴遄飞的，仿佛走的是铺满了鲜花的阳关大道。但是，不久运动就一个接一个铺天盖地而来，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了坎坷不平的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言必有过，动辄得咎，几乎每个人都被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赤诚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即使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几乎没有人心怀不满的。总是深挖自己的灵魂，搜寻自己的缺点。结果是一种中国牌的原罪感压倒了一切。据我看，这并没有产生多少消极的影响，对某一些自高自大的知识分子来说，反倒会有一些好处的。这一些人有意与无意地总觉得高人一等。从建国到60年代中叶“十年浩劫”前，中国的老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北大一向是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学生思想非常活跃。北师大稍有不同，但每次运动也从不迟到。我在上面已经说到，长之从南京调北师大工作，我的另一位从初中就成为朋友的同学张天麟，也调到北师大去工作。无巧不成书，每次运动，他们俩总是首先被冲击的对象，成了有名的“运动员”。张的事情在这里先不谈，只谈长之。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他并不赞成国民党。但我听说，不知道是在哪一年，他曾在文章中流露出吹捧法西斯的思想。确否不知。即使是真的，也不过只是书生狂言，也可能与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有关，当不得真的。最大的罪名恐怕还是他那部《鲁迅批判》。鲁迅几乎已经被尊为圣人，竟敢“批判”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这有点咎由自取，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在莫须有的罪名满天飞的时候，谁碰上谁就倒霉。长之是不碰也得碰的。结果被加冕为“右派”。谁都知道，这一顶帽子无比地沉重，无异于一条紧箍，而且谁都能念紧箍咒。他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只在图书室搞资料，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反右后，历次政治运动，他都是带头的“运动员”，遭受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批判。这却不是他笔下的那种“批判”，而是连灵魂带肉体双管齐下的批斗。到了“十年浩劫”，他当然是绝对逃不过的。他受的是什么“待遇”，我不清楚。我自己则是自觉自愿地跳出来的，反对那一位北大的“老佛爷”，在牛棚中饱受痛打与折磨。我们俩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四人帮”垮台以后，天日重明，普天同庆。长之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虽然仍有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无声无影地戴在头上，但他已经感觉到轻松多了。有一天，他到燕园来看我，嘴里说着“我以前真不敢来呀！”这一句话刺痛了我的心，我感到惭愧内疚。我头上并没戴“右派”的帽子，为什么没有去看他呢？我决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才不去看他的。我生平最大的缺点——说不定还是优点哩——，就是不喜欢串门子。我同吴组缃和林庚同居一园之内，也是十年九不遇地去看看他们。但是长之毕竟与他俩不同。我不能这样一解释就心安理得，我感到不安。长之伸出了他的右手，五个手指已经弯曲僵硬如鸡爪，不能伸直。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说不清。但是，我的泪水却向肚子里直流，我们相对无言了。这好像是我同长之的最后一次会面。又隔了一段时间，我随对外友协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那里呆的时间比较长。回国以后，听说长之已经去世，我既吃惊又痛苦。以长之的才华，本来还可以写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共庆升平的。然而竟赍志以没。我们相交七十余年，生不能视其疾，死不能临其丧，我的心能得安宁吗？呜呼！长才未展，命途多舛；未臻耄耋，遽归道山。我还没有能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水平。我年纪越老，长之入梦的次数越多。我已年届九旬，他还能入梦多少次啊！悲哉！
　　2001年8月29日写毕


《罗摩衍那》（1）（图）




1999年，印度文学院授予季羡林先生“名誉院士”。翻译《罗摩衍那》是他为中印文化交流而做出的不朽贡献之一。
　　《罗摩衍那》原名《〈罗摩衍那〉全书译后记》，有删节——编注。
　　我从一九七三年起开始翻译《罗摩衍那》。一弹指间，已经过去了十年。现在我终于走过了独木小桥，也走过了阳关大道，把全书最后一篇第七篇的草译稿整理誊清，这一部二千年来驰名印度和世界的洋洋巨著就算是全部翻译完了。我轻松地舒一口气，陡然觉得肩头上的担子减轻了许多。
　　经常有一些朋友，对我翻译这样一部巨著感到有点惊奇。他们似乎觉得，我做这一件并不轻松的工作，一定是十年读书，十年养气，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才动手翻译的。事实不但不是这个样子，而且恰恰相反。与其说我有什么准备，毋宁说我毫无准备。我翻译这一部书，完全出于一种意外的偶然性。只要想一想一九七三年的情况和我当时的处境，就完全可以了解这一点的。
　　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耀武扬威，飞扬跋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我虽然不再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但处境也并不美妙。我处在被打倒与不被打倒之间，身上还背着不知多少黑锅。国家的前途，不甚了了；个人的未来，渺茫得很。只有在遥远的未来，在我所看不到的未来，也可以说是，在我的心灵深处，还有那么一点微弱但极诱人的光芒，熠熠地照亮了我眼前的黑暗，支撑着我，使我不至完全丧失信心，走上绝路。其间差距，也不过一头发丝宽。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寒而栗。我曾相信，这光芒自己一生恐怕很难看到它来到我面前了。我的归宿大概是到一个什么边疆地区或者农村，去接受一辈子“再教育”。我当时对自己的前途只能看到这一点。一切别的想法，都是非分的、狂妄的、不应该的。我当时过的日子，也完全同我的心情相适应。一个月有几天要到东语系办公室和学生宿舍所在的楼中去值班，任务是收发信件，传呼电话，保卫门户，注意来人。我当时几乎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出出进进的人很多，但多半都不认识，我坐在那里也等于尸位素餐，对保卫门户，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我仍然准时上班，安心工作，习以为常，并无怨言。我想，这样平平静静地活下去，无风无浪，也还是很惬意的。
　　是不是我就完全消极而且悲观了呢？不，不，不是这样。我上面讲到的那一点埋在我内心里的光芒，虽然我自认为是遥远到我终生难近，但它毕竟是具体的，是真实的，又是诱人的，我还愿意为它尽上我的力量。即使自己见不到，也没有多大关系。“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古有明训，实属正常。而且在我过去几十年来的生活中，我养成了一个闲不住的习惯，我指的是读书和写作的闲不住；不管好坏，我总得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我决不让自己的脑筋投闲置散。
　　但是，在那样的境况下，我还能思考什么呢？又能写些什么呢？创作已经毫无可能，研究也早已断了念头。想来想去，还是搞点翻译吧。翻译了而能出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连想也没有去想。既然为翻译而翻译，为了满足自己那闲不住的习惯而找点活干，最好能选一种比较难的、相当长的、能旷日持久地干下去的书来翻译，这样可以避免由于经常考虑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困难尴尬的局面。我过去翻译过几本印度古典文学名著，曾被某一些“左”得幼稚可笑而又确实“天真”的人们称做“黑货”与“毒品”。现在再选择也出不了这个范围。我反正也不想出版，“黑货”就“黑货”、“毒品”就“毒品”吧。结果我就选中了《罗摩衍那》。
　　这一部史诗的梵文原本，在国内只能找到旧的版本。我从什么地方知道了，印度新出了一部精校本，是继《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后的另一个伟大的成就，颇受到国际上梵文学者的好评。但此书国内没有。我于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和试一试的想法，托北京大学东语系图书室的同志去向印度订购。我预料，百分之九十九是订不到的；即使订到，也要拖上一年二年。好在那时候时间对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一年二年就一年二年吧。但是，真正是出我意料之外，没过了几个月，书居然来了，装订精美的七大巨册，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我起初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一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对我当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心里面那一点犹犹疑疑的念头为之一扫而空，我决心认真地进行翻译，我于是就濡笔铺纸干了起来。这是一部世界名著，对印度，对南亚，对东南亚，对中国，特别是西藏和蒙古，甚至对欧洲一些国家，都有极大的影响，而且这影响还不仅限于文学，舞蹈、绘画、雕刻、戏剧、民间传说等等，无处没有它的影响。在印度以及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并无减少之势。意大利文、法文、英文都有了全译本。据说苏联也已出了俄文译本，在译本完成时，苏联科学院还召开过隆重的庆祝大会。日本也有人正在翻译并且开始出版。还听说，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罗摩衍那》的学会。至于研究这部书的著作，不管是在印度国内，还是在印度以外，那就多得不得了，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总之，这是一部非常值得而且必须翻译的书。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曾在一千多年的长时间内翻译了大量的佛经。《罗摩衍那》这一部书和书中的故事，汉译佛典中虽然都提到过；但却一直没有翻译。因此，翻译这部书就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此时，我眼前和我内心深处的那一点遥远的光芒也起了作用，它在无形中督促着我，虽然渺茫，但又具体，它给我增添了力量。
　　我原以为，《罗摩衍那》的梵文原文，除了个别的章节外，是并不十分难懂的。虽然量极大，翻译起来会遇到困难，但也不会太多。可是一着手翻译，立刻就遇到了难题。原文是诗体，我一定要坚持自己早已定下的原则，不能改译为散文。但是要什么样的诗体呢？这里就有了问题。流行的白话诗，没有定于一尊的体裁或者格律。诗人们各行其是。所有的形式我都觉得不恰当。我于此道是外行，不敢乱发议论。所谓马雅可夫斯基体，在这里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用不上。完全用旧诗来译，也有困难，一是不能做到“信”，一是别人看不懂
　　。反复考虑，我决定译成顺口溜似的民歌体。每行字数不要相差太多，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鲁迅先生谈到那几条关于新诗的意见，我认为是完全正确而又可行的。鲁迅说：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一九三四年致窦隐夫函）


《罗摩衍那》（2）（图）




六十年代初，季先生在北大。任谁也想不到，一场席卷全国影响了所有知识分子的运动即将不期而至。
　　现在，我虽然同意鲁迅的意见，却不能只“发议论”，而要下手去做。鲁迅说：“我自己实在不会做”。我至少也应该这样说，我实际上是更不会做；可是偏又骑虎难下，非做不行，我就只好硬着头皮来献丑了。
　　解决了译文文体，当然算是闯过了一个难关。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已经开了头，可以顺利前进了。但是紧接着就来了另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我究竟准备译多少篇呢？究竟要用多长的时间呢？我这个人少无大志，老了也没有大志。在我当时的那种心情下，别说大志，连小志也不多了。我曾多次在心里琢磨：我能译完这一部按出版社计算方法达到将近三百万字的巨著吗？我从前读唐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经大德及玉华寺众，殷勤启请翻《大宝积经》。法师见众情专至，俯仰翻数行讫，便摄（收）梵本，停住告众曰：“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
　　我现在自量，气力完全可以办此。但心情却不能办此。因此，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是完全否定的，一点犹疑也没有的。我想：如果我能译出三篇，也就是说，还不到全书的一半，那就很不错了。我自己也就很满意，觉得不算虚度下半辈子了。
　　就这样，我苦干了四年。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了。《罗摩衍那》我还译了不到三篇，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指标。然而天日重明，乾坤朗朗，振作了全国人民的精神，也振作了我的精神。从前眼前那一点遥远的光芒，此时陡然闪耀起来，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