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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长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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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我仍然坚持我的上述看法。
当然，从这个角度看，吕日周实际上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深刻”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提出来了。比如，说吕日周式的舆论监督是“水货”，是以“人治”搞监督；比如，说吕日周骑自行车下乡等做法是“做秀”，是新的“形式主义”。
对于这些看法，我也认为其中有很多合理的成分。但是，我要说的却是，在我们这个社会现实中，吕日周不这么干，你又能要求他怎么干？舆论监督，如果吕日周不批示，长治的报纸敢点名批评副市长？如果吕日周骑自行车下乡是“做秀”，那么，他坐小轿车下乡又是什么？
不错，吕日周的高“见报率”，的确使他暴得大名。可以想象，对于许多做官者来说，受到媒体如此追捧，那是多么“难得”的大“馅饼”呀。可是，如此令人眼红的大“馅饼”，为何偏偏砸在了他吕日周的头上？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吕日周的这本书中。在《长治，长治》中，俯拾皆是的是吕日周访贫问苦、嘘寒问暖。就一本书来讲，遍地是这样的内容难免给人重复的感觉。而对那些“不服气”的人来说，在“自述”中浓墨重彩地写这些，也难免授人以“做秀”的把柄。可是，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狭隘”的“常人”思维，难道我们不承认，这些，就应该是一个市委书记做的、就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做的吗？
一个“人物”，总是有他的“局限”的。吕日周也当然有他的局限，这一点，不用我多说，很多人都看到了。可是，很多人看到的局限，到底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
就拿舆论监督来讲，的确，吕日周式的舆论监督，说白了就是“人治”。长治的大小媒体之所以“敢”那样猛暴头头脑脑的光，就是因为有吕日周他这个“一把手”在后边“撑腰”。可是要看到，“一把手”说了才算，大家就听“一把手”的，这种现象，也并不是只有长治才有。从这里，说吕日周式的舆论监督是“水货”没有错。但是，能说这种“水货”式的舆论监督是吕日周的局限吗？吕日周这样一级干部，这样一个“聪明”人，难道就看不出这种监督的重大缺陷？
如果我们不这样认为，那么，我们只能说，吕日周之所以这么干，是不得已。
近来不断有各地的“一把手”出面鼓励舆论监督的消息。对此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呢？赞同，那还是等于说是支持“人治”；反对，那不等于连最后一点正义的力量也要抹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当然，我们大可以站在历史的角度说这种舆论监督是“水货”，可如果我们站在现实的角度，我们能这样说吗？
我们反对“一把手”撑腰的舆论监督，因为这的确是“水货”；我们更期待有“制度”保障的舆论监督，因为这才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常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目前，我们还只能寄希望于这种“一把手”撑腰的舆论监督，因为他的确给急于言说的我们救了急；我们还只能寄希望于这样给舆论监督撑腰的“一把手”，更因为他的确给我们撑了腰。
认识到“一把手”撑腰的舆论监督的重大缺陷并不能连其中的现实价值也要否定。对吕日周也应该这样认识。他的“水货”式的舆论监督、他的“做秀”般的骑自行车下乡，朝大里说是回归了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朝小里说就是一个当代“清官”，都是前人早已给我们留下的东西。正是从这里，我说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深刻”的东西。可是，一潭静得让人觉得有些沉闷的水，如果有个胆大的鱼忍不住浮上水面，还大胆地吹了一个泡泡，你会不会感到一丝生命的喜悦？你能不对这条鱼感到一丝敬意？即便是这条鱼又沉了下去，即便是这个泡泡终究破了，可如果因为这条鱼的游动，也因为这个泡泡的破碎，竟然因此引起了其他鱼儿游动的欲望，你能不充分肯定这条不安分的鱼？你能不充分肯定这个破碎的泡泡？
吕日周的价值也正在这里，他就是那条不安分的鱼；他值得充分肯定的也正在这里，即便他吹起的是一个易碎的泡泡。
乍到
楔子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
—曹操《苦寒行》
这是曹操对太行山的描述。史料记载，曹公当年北征高干，在长治境内的壶关县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苦寒行》。
长治古称上党，历史上也曾叫潞州。
龙年岁首的2000年2月12日，中共山西省委任命我为长治中共市委书记。
从太原往长治的路上，距市区还有153公里处便是长治的边界。边界处有一个长长的隧道，乍一进去，一片黑暗，走着走着便出现了光亮。我想，到长治就恰似走隧道，只要一门心思往前走，亮点就会越走越多。
再往前走，进入长治市所辖的武乡县界。这是一个革命老区，也是著名的国家级贫困县。望着道路旁崇山峻岭上的奇峰怪石，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像一个天然战场，我对“兵家必争之地”有了更深的认识。
秦昭王以此“威天下”，汉高祖以此“得天下”，汉刘秀以此“复天下”，魏武帝以此“夺天下”，石勒以此“战天下”，唐太宗以此“并天下”……从慕容氏建“西燕国”，到唐玄宗任“潞州别驾”，先后有许多位帝王级人物活动于此。
巍巍太行山，千峰竞秀，万仞壁立。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太行山和太行山的人民，养育了这支人民的军队，培育出了许许多多的英勇人物。刘邓和他们部队的全体指战员，永远不会忘记这巍峨耸立的太行山，永远不会忘记太行山那勤劳朴实的人民。”
往事悠悠，岁月如歌。长治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驻扎并指挥华北抗战的中心，武乡、沁县、黎城等地都留下了伟人们光辉的足迹。上党战役的胜利，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太行军民，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浴血奋战中培育形成的太行精神，更是成为老区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被毛泽东主席称为“脚盆”的上党盆地，“有鱼、有肉”成为了历史，党的优良传统和老八路作风却永久地留在了老区人民的心里。
这就是我要面对的长治，贫穷而民众又有很高觉悟的地方。
上任前，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找我谈话，说：“你去长治，要通过转变干部作风，端正用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解决长治遗留的突出问题，创造长治久安的环境。”
我在心里记下了这一段话。
“养干部顶个蛋”
我到长治上任后，在市委机关会议厅召开了简单的见面会。不久，我到省里参加会议，这是我上任后第一次回太原。
从长治北上，一个小时路程到达沁县境内。刘家庄村是位于公路旁的一个小山村，我
见一位老农拉着耕牛路过那里，正在村边和一群农民说话，便让司机停车并向人群走去。老乡见我上前，递过一盒火柴，他以为我要借火抽烟。我向他摆了摆手，坐在一块石头上与老汉聊起了天。
我问老汉收成怎样，“凑合，能糊住嘴。”问他家里儿女怎样，“凑合，还能顾住自己！”问他村民负担怎样，他摇摇头不想多说。问他县里乡里干部怎样，老汉来气了：“如今最懒的要数干部！只知道收税，摊派，不帮农民办事。”“村里的事找干部不管，邻里闹矛盾干部怕事，家庭不和干部藏着躲着。”
老汉见我仍没有要走的意思，冷不丁冒出一句话：“养鸡能下蛋，养牛能耕田，养干部顶个蛋。”
“顶个蛋？”我向周围人讨教，才知道这是老百姓常用来骂人的一句话，意思是百无一用。
我把这句话在常委会上学给大家听，常委们说，这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刀刀见血。
我在全市大会上学给上千名干部听，有良知的干部告诉我，听了群众的这等评价，就像刀子捅进肉里，心在流血呀！
老区的群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干部作风、政治体制等发展前进路上的诸多问题。长治，真让我感觉不轻松，以致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抓住干部转变作风死死不放，这是最初感触。
一句话缠绕了我三年，就像警钟长鸣，提醒着我和长治市的全体干部。
“闹革命为个啥”
2000年岁末的一天，农历腊月廿八，我来到了沁县新店村与当地的老同志座谈。
在此之前，我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武乡王家峪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把老红军、老八路、老军人、老教师、老干部、老农民、老模范等十二位老人请到一起，吃了一顿饭。我要
求全市各级干部过节不要跑上层，要到下层；不要请上级，可以请群众；不要跑自己的“帽子”，要多跑跑群众的“肚子”。随后我又到太岳军区所在地的沁源阎寨村和老同志们进行了交流。
选择新店是因为沁县太穷，我想看看老百姓还缺什么，需要政府帮什么。
到新店座谈，市委办公厅事先通知了县委，县、镇主要领导都来了，而且安排在这个村庄里生活条件好的一户人家。
我和村上的老同志围着火炉子拉话，我问谁家有困难过不了年，都说没有。然后我把在沁县松村看到群众卖不出玉米，等钱过年的事讲给了大伙听，启发他们是不是也有卖不了粮的现象，结果还是说没啥问题。既然没有困难，那就和大家一起吃顿团圆饭。
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但盘盘碗碗的还是准备了十几个菜，够得上是一顿丰盛的晚餐。吃饭间，我努力找话同群众说，试图能听到大家的心里话。尽管我用了很多启发的办法，还是无济于事。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是桌面上的客套话。
坐在我旁边的杨元庭老人，似乎想有所表示，他用自己的筷子往我碗里夹肉，颤抖的手却把肉块掉在了地上。老汉当时的神态像个做了坏事的孩子，在场的人投来异样的目光，像是责怪老汉多事。
停顿片刻，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群众是尊重我的。于是我弯腰将肉块捡起来，放在嘴里，咀嚼咽下。
我小时候在农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粒粒皆辛苦”的诗句不仅背得熟，捡吃地上的饭菜也是常有的事。我在沁县北河村讲党课时，也曾在吃早饭时捡起掉在讲桌上的豆角，引起农民的惊讶。
不过，那一天，我这个极平常的举动，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老汉眼眶里涌出了热泪，失声痛哭起来。
后来有人把这一捡说成是抹平干部与群众的鸿沟。当时使我在意的不是我那一捡，而是老汉讲的那番话：
“吕书记，你是好人（当地老百姓的最高奖赏语）！冲你我把藏在心里的话说说。过去闹革命为个啥？我参军入伍，领导说打天下，为的是让穷人翻身过上好日子。如今，谁翻了身？吃皇粮的干部。谁翻不了身？过去扛枪打仗，杀敌受伤的军人。原先是穷人，现在还是穷人。我们闹革命，打天下为个啥？扛枪给谁打仗？怎就一辈子也讨不到个说法呢！”
杨老汉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让在场的人没有不心酸、不动情的。
我擦擦眼角的泪，继续追问：“你找过县里和乡镇领导没有？”
杨老汉说，你问问镇干部，我找过他们没有？镇干部回答说没有。
杨老汉又说，你问问县领导，我找过他们没有？县领导也回答说没有。
杨老汉说，他们不认识我。我1947年参军，在部队五次立大功，五次受重伤，现在身上还残留着敌人的弹片，一只眼睛也被打瞎了。我过去能吃苦，现在老了，已经吃不了苦，可他们——杨老汉指着镇干部和县领导——还让我吃苦。
“你听听今年我们家怎过年。”老汉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讲给我听：“前几天，老伴看我过年没有新衣服穿，把家里箱箱柜柜翻个遍，从犄角旮旯找出分分毛毛发了黄的钱，放在手里数了几遍，只有一块两毛钱。这就是我们闹革命得到的报酬呀！”
“老伴把钱拿到供销社，反复问人家能买个啥？经过再三盘算也就只能买一双袜子。就一双袜子，老汉我有了过年的新穿戴！”
听杨老汉讲困难，我心如刀绞，接着他又说了一句尖刻的话：“你们是不是也这样过年！”
杨老汉的话有些刺耳，但这些曾经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流过汗，流过血，做出过巨大牺牲的人，如今确实还在流泪。
沁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没有钱给残疾转业军人按时、足额发补助，致使老人生活艰难。
临走前，我和市委办公厅主任张红星等同志在现场办公，决定以市委、市政府名义，补助杨老汉2000元钱。
老汉好像没有见到过那么多钱，小心翼翼地揣进怀中。我当即要求市民政局连夜统计，全市还有多少这样的残疾军人家庭等钱过年，还在市电视台、报纸上发公告，只要还有一户，我们就要帮助解决。干部必须到现场帮助困难户过年。
我想着，光号召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还不够，必须再加上这第三个“深入”：深入人心。见了群众不等于深入群众，到了基层不等于深入基层，和群众坐在一起吃顿饭，群众也不一定和你交心。要让你的行动使群众真正认识到你是自己人，才算深入了人心！
这件事情让我牵挂很久。我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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