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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长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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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让我牵挂很久。我问自己，这个320万人口的家该怎么当。
老区脱贫等待破解。然而，长治又是怎样一个现状呢？
全市召开经济工作会，这是我到任后的第一个大会。如果不作分析，长治市的经济在全省11个地市中属中上游。在会上，我作了一组数字对比，以1999年为例，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值和增幅在全省六个省辖市中虽然均排名第二，但人均却是倒数第一，分别比太原市低6042元，比大同市低1462元，比阳泉市低2682元，比朔州市低1172元，比晋城市低254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在六个省辖市中，倒数第二，增幅倒数第一。绝对值分别比太原市低1449元，比朔州市低479元，比晋城市低205元，比大同市低128元；比周边相邻的新乡市低1110元，比邢台市低1153元，比邯郸市低827元；比沿海发达的温州市低6160元。
这些差距的形成，不是我们的人民不干，而是环境太差。
这次会议提出用七年时间实现和赶上全国平均水平。
山西省经济状况在建国初期就处于全国的中上等水平，到“文革”时落后到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20多年，别人大踏步前进了，山西则倒退了。新一届省委在调产上下大功夫，力争十年赶上全国平均水平。长治要几年赶上？大家说十年也行，我们经过科学测算，提出七年翻一番的蓝图。
目标宏伟，任务艰巨。我用改革经验佐证，推出一个公式：脱贫必须发展，发展必须调整产业结构；而调整产业结构有赖于环境。于是，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的口号，并且把2000年定为长治的创造环境年。各县讨论之后，又增加了“党委创造机遇，人才创造业绩；企业创造市场，社会创造特色”的提法。
我在会上讲：环境不宽松是制约长治市经济发展的瓶颈，环境不宽松是腐败现象、飘浮作风、浮夸行为、官僚主义、民负过重诸种问题重叠的后果；是长期以来农业文明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慢动作和懒汉行为交叉的后果；是过去投资不足和不尽合理，没有重视交通、治污、绿化、城建等基础设施的不断欠账的后果；是传达会议精神与当地实际情况结合不够紧密、解决问题的目标不够明确、赏罚不够分明，可做可不做也可瞎做的散开放羊式管理沉淀的后果。环境不宽松还是因为有的领导以计划经济观点看一个地方，思维有框框；以传统农业的观点看一个地方，优势难发现；以自然经济的观点看一个地方，劣势难克服。
后来的实践告诉我，长治不仅是有环境问题，背后还有许多更迫切、更要紧、更艰苦的任务等着我。
信访解围
信中读长治
到长治上任，迎接我的是雪花般飞来的群众来信。
起初，我办公桌上每天都堆放着小山似的一摞来信。上任的第一个月，我就收到了1560封群众来信。
有人告诉我，这是一条规律：只要“一把手”换人，群众信函便像晴雨表一样率先做出反应。群众在期盼中一次次等待，一次次无奈。尽管失望大于希望，这个规律总还是在延续、重复着。
乍到长治，我几乎每天都沉浸在信件堆里，白天看不完，晚上接着看。有时开会、吃饭、走路也带着各种“肤色”的信函。有人跟我开玩笑：“吕书记，你快成邮差了。”
信是必须看的，这是调查研究、寻找问题的重要渠道。
看信是需要工夫的，一手拿剪，一手捉笔。而且在众多来信中，写信者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相当一部分还是手写的，识错别字，猜内容，然后批写一两个小时，常常弄得头昏脑胀，手背酸痛。
我开玩笑说，如果惩罚一个干部，就让他去看信，因为看了信才知道没有尽到职责。相反，如果成就一个干部，也让他去看信，只有看到群众提出的问题，才能多为群众做好事。
从一封封来信中，我意识到，长治的问题很多，随时随地都有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问题发生。同时我也十分清楚，来信所反映的问题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更多的问题还潜伏在冰层下面。
我要把上访信件当成窗口，从中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成枪口，对准那些贪赃枉法的人；当成关口，逼迫各级干部去处理；当成突破口，解决全市主要的突出问题。
我从2002年10月的来信登记编码中发现序号已经上升到了四位数：5861。这些信我大都亲自过目，重点批示，检查落实办理情况。大部分来信所反映的问题都基本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但也肯定有一部分还未能够及时办理。尤其是我到任的前三个月，每封来信我必看，对反映的重点问题必问、必查。
长治：历来难治？
众多来信中，既反映问题，也向我介绍长治。长治，自古以来就是群雄逐鹿之地。春秋长平之战，五代夹寨之战都发生在这里。长治因此是个战争多发和动乱不断的地方，长治这个名字寄托着民众对理想生存状态的期盼。晋东南师专政史系的一位副教授给我的来信中，亦称长治为“长滞”和“常止”（长治方言中“止”、“滞”、“治”同音）。
当代长治在我的记忆里，还曾发生过刻骨铭心的几件事。
“派性”斗争由来已久。“文革”期间，长治曾出现过两个有名的派别，一派叫“红”字号，另一派叫“联”字号。两个派别都把持军工企业，都有武装对抗能力。随着派性斗争的不断升级，各种轻重武器全部用到了武斗中。
一时间，上党古城风声鹤唳。武斗致使许多平民百姓死于非命，企业全部停产，城市陷入瘫痪。
那时候，长治城里天天枪炮声不绝于耳。一次，一发炮弹击中了长治面粉厂，引燃了粮库，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长治市民为此吃了好多年的“黑面”。
长治武斗轰动全国，党中央还专门下发通知，紧急调集陆、海、空三军部队一万多人进驻长治。武斗在部队的干预下才得以平息。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遗存下来的“派性”始终阴魂不散。
长治在“文革”以前是县级市，“文革”后期升格为省辖市。与原晋东南地委、行署同在一座城市里。
1985年，长治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原晋东南地区被一分为二：南富庶五县划归晋城市，北贫穷十一县划到了长治市，太行山从此“断裂”，原本相对稳固的“樊篱”又一次被打破了。
随着大量地区干部调入长治市，在干部中，地区干部瞧不起长治市干部，长治市干部不服地区干部，“派性”老毛病又犯了。所以说，“派性”的阴影在长治干部头脑中形成了难以刹车的思维惯性，一直困扰着长治发展。
“公安局长打死老百姓”又是一例。1994年8月的一天，长治市公安局局长在自己家里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对他进行了恐吓。这位局长感觉自己受到威胁，便命令手下立案追查。
办案人员邀功心急，草率了事。一个叫申凤岐的中学教师被无端拘禁，一关就是十几天。
办案人员对申老师连续不断的刑讯逼供、残酷摧残，最终导致申老师肾衰竭死在了医院。这期间申家几天找不到人，直到申老师死后，家人才看到尸体。
这个冤案，任何一个家庭都无法承受、无法容忍。申家愤然状告公安局长，但上访一次，失败一回。
无可奈何之下，申家大小全体出动，来到了市委大门前喊冤。头一天，先是申家人来，后来同情申老师的七中学生也加入了申冤行列，学校的教工也打出了横幅标语。
第二天，有人为这个行动提供了高音喇叭、播放设备，播放由专业人员录制的冤情经过。于是，在市委门前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通宵达旦，挑灯夜战。
第三天，申家干脆在市委门前展示了公安干警逼供用的凶器、刑讯现场记录以及申老师临终前的冤屈录音。围观群众纷纷为申老师鸣不平，声讨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这件事很快传了出去。全国有不少地方的教职员工发来声援电报，各大媒体的新闻记者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这起冤案的制造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原公安局长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直接参与者一人被处以死刑，一人被判死缓。一场民与官斗的较量，以群众胜利、官僚失败而告结束。
我来长治上任的前一天晚上，省委一位长治籍老领导与我彻夜长谈，告诉我将要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长治。
老领导感慨地说，长治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从1985年到1999年的14年间，长治先后换了八任市委书记、九位市长，换人最频繁的时候，一届人大换了四任市长，不是正职就是副职，人民代表年年有选举任务。
后来，在长治人大会上，有位代表向我描述，人大代表最高兴的是有投票权，因为只要有选举任务，会议的规格就高。每年选市长，代表就受尊重——至少大家吃得好。
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频繁调换，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尽管书记、市长励精图治，但因为变动太快，壮志难酬啊！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1985年前后的两年间，长治竟同时出现过代理市委书记、代理市长两个代理职务。
整党期间，长治市委班子里一位副书记，一位宣传部长，因为以权谋私同时受到撤职处分。其中一个作为反面典型上了《人民日报》，改写了长治从没在《人民日报》头版出现的历史纪录。群众为当时的长治编了两句顺口溜：“书记市长都是代，九个常委两个坏。”
2000年初春的一个清晨，我早早来到市委机关大院。宁静的大院办公楼后，有几位老人在小树林里晨练。
我走到花池旁，见到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看样子像是老干部。他跟我打招呼：“吕书记，你也出来锻炼呀？”我笑着向他点点头。他对我说：“你在全市经济会上的报告太精彩了！大家都说，长治金银铜铁都不行，只有铝（吕）行！”我说，“长治不缺会讲话的人，而缺能干好事情的人。我希望老同志们都能讲真话，多提意见，让我们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不断改进工作。”
老干部当即给我提了条意见：“吕书记，你看机关大院到处都是卫兵，到处设卡设哨，进进出出多不方便，想来提个意见、反映点问题也进不去。”
他这话给我提了个醒。其实，上班第一天我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机关大院两侧全是临建房，云集了各色各样做小买卖的店铺，大门口有武警站岗，办公大楼还有专人把守，机关人员上班查看工作证，外来办事的人排长队在门口等候办证。看上去防护得非常严密，其实是与群众隔了一堵墙，扎了道篱笆。
我故意问他：“这不更安全吗？”
“安全个屁！”老人嗤之以鼻。“市委大院一层墙、里边办公楼和宿舍楼又一层墙，宿舍楼与常委0号院还有一层墙。就这么个把守严密的地方，还盗贼不断哩。前几年，机关车库里的两辆高级轿车在一晚上不翼而飞了，司机被打死在车库里。常委0号院也进了贼，抢劫了市委领导的家。防有什么用？关键是干部和群众要一条心。”老同志对市委大院情况了如指掌。
他说，每逢过年过节，常委领导住的0号院路灯就自动熄灭了。路灯像信号一样，灯一灭，送礼的人就开始忙碌起来。你来我往，有进有出，谁也看不清谁，谁也不盘问谁，大家心照不宣，各行其是。
有一次，一位小老板用两轮平板车装满苹果，摸黑一户一户地送。送完最后一户，从领导家出来时，两轮车不见了，小老板顿时傻了眼。
老人继续说，几年前，一个开大卡车的司机，由于反映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他先是借酒浇愁，然后又借酒壮胆，驾着大卡车冲进了机关大楼里，将楼门堵了个严严实实。这时，市领导正在楼上会见德国外宾。
楼下大厅被堵，外宾送不出去，只好启用了安全通道，让德国人从侧门离开。
老同志连连叹息道：“史无前例呀！从这座楼盖起来到现在，安全通道只用过一次。惟一享受过这种待遇的老外，一边走一边摇头，从此再也不来长治了！”
他讲的事情很幽默，但我却没法笑出来。
我面前的这个长治，没有理由不让群众上访告状。我的责任，就是要面对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我从心里默默告诫自己：长治要有治，必须树大志！
第一次发火
2000年3月初，我两天之内接到同一个人写给我的三封信。
信是一个河南信阳茶商写的。信中说，他投宿在长治市九州宾馆，早晨起床，发现手机不见了。他问服务员，服务员回答：你自己的东西不管好，问谁？他找总服务台，接待人
员说：宾馆有规定，贵重物品未交宾馆保管，丢失概不负责。客商说，手机如果存起来，还怎么用？他又去找宾馆经理，要求赔偿或适当补偿。经理坚持“不登记就不负责”的做法。
客商离开宾馆，去找辖区派出所。派出所民警既不登记，也不受理，冷冰冰的面孔让这个外地人不知所措。他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反映了他在长治的遭遇。
晚上，他从报纸上知道我们正在“创造环境”，于是，第二天早晨给我写了第二封信。他认为长治的环境太差。
上午，他又与宾馆老板和派出所干警协商，遇到了一如既往的冷漠。下午5点，他直接找到我的住地，送来第三封信，讲述他丢东西后，从宾馆员工到经理如何不讲道理的经过。他还指责我们在“创造环境”中不敢动真，不敢抓具体问题。信中说，如果不解决这件事，他就要发动所有在长治的外地人到市委集体上访。
外地人来长治搞经营，遭遇如此不公，我作为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决不可视而不见，不问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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