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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玄奘同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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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水面清澈，鱼类资源丰富。南岸的穆伊纳克渔港和北岸的阿拉尔斯克渔港遥相呼应，河流三角洲地带形成了独特的地理景观。芦苇荡里飘着雪白的芦花，湿地吸引来了各种水鸟，水生林摇曳着五颜六色的花木。在20世纪60年代，两条河流浇灌了5万平方公里的棉产地，这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两条河流的供水极限。苏联中央政府依然要扩大当地棉产量，于是又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扩大棉田。新开垦的棉田都是一些吸水量极大的沙土地，从1960年到1980年，当地只增加了20％的棉田，用水量却从45，000立方米增加到了90，000立方米。到了80年代中期，两条河流注入咸海的水还不到50年代的十分之一。 棉花产量上去了，但是咸海的水面在1966年到1993年之间下降了16米，形成了南大北小的两个湖泊。南北两大渔港已经远离水面50多公里，6万多渔民不得不寻找其它职业谋生。咸海的含盐量增加、各种微生物的减少，以及产卵水域的破坏，使得咸海中最后20种鱼类在1985年灭绝，只有从黑海引入的比目鱼在艰难挣扎。专家估计，如果按着这一萎缩速度，南部水域将在2005年再次形成东大西小的两个湖泊。咸海确实衰老了。一个巨大的湖泊年复一年地抚养着自己的孩子，自己变得瘦骨嶙峋，依然还要照看他们。孩子们分家过了，却议论着瓜分维持咸海生存的两河水源，咸海终于一病不起了。 咸海的严重萎缩恶化了当地生态环境。首先是咸海周围的气候发生了很大改变，空气更加干燥，夏天更热，冬天更冷，冬天的时间比过去延长了一个月。一年的无雨日子已经由过去的30天增加到现在的150天。沙尘暴天气每年多达65天，大量含有盐份的沙尘暴影响了方圆200公里的绿色植被和棉花生长。由于河水减少，河流附近的沼泽地已经干涸，鸟群不再光顾这里。咸海如同遭遇了战争破坏一样，破损的鱼船散裂在沙滩上，天水之间一派寂寥，像死鱼眼睛一样僵直。虽然是5月份，这里依然有一种冷森森的感觉，这种感觉与温度无关。 自然环境的演变是一个缓慢过程，但是它总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在土库曼斯坦北部，咸海萎缩所造成的环境变化严重危害到了民众健康，含有盐份的沙尘暴使大批民众患上了气管炎和食道癌症。水质恶化也使患伤寒、肝炎、疟疾的人数成倍增长。怀孕妇女极其容易患上贫血症，这又导致了大量畸形儿，新生下来的婴儿中，夭折率为十分之一。由于棉田里喷施了大量农药，也导致农药进入了阿姆河和锡尔河，造成了饮用水的污染。靠近咸海的村落已经被遗弃了，周围安静得天老地荒。这表明苏联的计划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崩溃。咸海的衰落预示了苏联政体难以维持长久。 生存环境与文化景观的萎缩涉及文明兴盛的内在逻辑。西域一次次的文化断裂和塌陷，固然有大自然内在走向的影响，但主要是人们全面榨取生存资源，最终招致河流湖泊萎缩，沙漠蔓延。15世纪以后，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走向没落，亚洲腹地难以得到新鲜文化和经济营养的补充，逐渐失去了活力。大部分中亚人只能从脚下的自然资源中挖掘“潜力”，结果让大自然变得面目全非。看到咸海的变化，觉得自然界与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保持平衡才是生存的出路。我曾经在奥什（Osh）的提米尔？科卢克遗址（Timir Koruk Site）看到了大片岩画，那是一个个具体物象——羊、马、太阳和舞蹈者，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面，那其实是一部中亚先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纪录片。后人只把它们当成了岩画，实在可惜了。
第二章 佛教故里香火稀十字路口上的中亚（1）
骑着血汗宝马的放鹰人
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曾经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喜欢在历史上的何时何地出生？汤因比于是进行了一次神采飞扬的想象，他希望自己能出生在公元纪年刚开始的时候，在一个有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中华文明相融合的一个地方。”这自然是一种学者式的想象，但是世界上确实有一个地方可以同时感受到这四种文化，这就是亚洲腹地——中亚。它的西面是希腊和罗马文明、南面是波斯和印度文明，东面是中华文明。中亚自然就成了世界各个古老文明的荟萃之地，也成了欧亚大陆间的通衢要地，中国丝绸、印度棉布，西亚毛织品，西方玻璃器在这里聚汇，使整个中亚充满了奇异的美。 中亚又是承受和传递不同文明的的十字路口。这些文明体系如同大陆板块一样，固守着自己的沉稳，同时又不甘寂寞地与其它板块碰撞。中亚周围的山脉和茫茫沙漠像是巨大的缓冲装置一样，减弱了各种文明对这里的冲击，但是星星点点的绿洲，谜一样在各个文明间维持一种微妙关系。西域各民族借助其独特地理位置所作的文化选择无疑具有独特性，这种选择无论对整个西域的发展历程，还是对其它文明传递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构筑起风情浓郁的西域文化。 在中亚历史上，古波斯大流士（Cyrus the Great）、马其顿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中国的汉武帝、唐太宗、月支贵霜（Kushan）王朝、波斯萨珊（Sassanian）王朝、阿拉伯哈里发（Halife）帝国、蒙古成吉思汗和帖木儿（Timur），相继把自己的文化性格注入中亚。摩尼教、祆教、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则把自己的色彩涂抹在中亚的脸庞上，先后粉墨登场。在丝绸之路上，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各色人种川流不息，使中亚古代居民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民族成分。即使在卡拉库姆沙漠（The Karakum Desert）里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层。最早是公元前6世纪的阿黑门尼德王朝遗址，接着是公元3…2世纪的塞琉古王朝的古堡。两个半圆型的有凹槽围墙属于萨珊王朝，再往后是阿拔斯王朝的城墙。沙漠中还有公元11…12世纪的巨大城堡遗址，贴木尔时代的建筑，以及18世纪的建筑。那些依附在砖石上的精美图案早已剥落，在介乎天然与人工之间，提供了更有张力的想象空间，让人想到各种文明在中亚此消彼涨的痕迹。主流文化败退为次要文化，最后凝固沉淀，留下丰富的文化层，也形成了许多死文字。
第二章 佛教故里香火稀十字路口上的中亚（2）
中亚佛教遗址之一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只有佛教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远行僧人和商人传播开来的。佛教的传播是心灵与智慧的沟通。但是在枪炮面前，佛教却显得苍白无力。战争也导致了宗教信仰的更迭，但是每一种文化都不能在这里久留。虽然伊斯兰教星月旗在这里飘扬了十多个世纪，在20世纪初叶，红色的革命旗帜却主宰了这片天空。20世纪末，红色旗帜又从这里大张旗鼓地降落了下来，被改头换面的中亚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由此看来，历史并不是什么神秘遥远的事，它就在我们脚下，一点点垫高了我们的脚跟，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清楚得让人痛苦和无奈。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人民创造了历史。谁是人民呢？里面是否也有一些无奈的人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亚更像一个河床。它载负着文化漫无边际地流动，同时又留下了厚厚的积淀和记忆。几千年的岁月拥挤在一起，使得古迹失去了清晰的轮廓，所以这些古迹只能是古迹，难以提升审美意蕴。它们传达出来的信息是多指向性的，显示了不同文化的沟通。在吉尔吉斯坦的阿克贝西姆（Ak…Beshim），我们见到了两座庞大的佛教建筑遗址，这里出土的佛像前额上有一颗印度教徒才点的吉祥朱砂。苏联考古学家还发现了非洲人活动的痕迹，有的说他们是黑奴，有的说他们是非洲商人。无论如何，在场的一位教科文组织黑人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这也使中亚的古代文化层次更加丰富和神秘。 玄奘进入西域时，中国与西域已经有了至少8个多世纪的交往。 从土库曼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我们经常听到当地人两个讲起两种动物，一种是中国的蚕，另一种是西域的马。这两种动物形象地传递出中国与中亚的古代联系与交往，只是最初的交流并不文雅，一个是偷，一个是抢。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叙述了一个在瞿萨旦那国听来的故事。在古代西域各国中，丝绸几乎与黄金等值，瞿萨旦那国听说东邻小国已有蚕桑丝织，便遣使去求桑蚕种籽，结果遭到了拒绝。这个养蚕的小国甚至下了一道命令，严禁任何人携带蚕桑种籽出关。瞿国君主无计可施，便谦恭地备礼去该国求亲。该国君主为了睦邻友好，答应了这门婚事。瞿萨旦那国王于是挑选了几名能干的使者和迎亲侍女，嘱咐他们密求公主带些蚕种和桑籽过去。公主知道自己将要离开父皇，远嫁西域番邦，不禁满怀惆怅。前来迎嫁的使者把密谋告诉了这位公主，让她把蚕籽带在身上。想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公主也就顾不得“技术专利”保护了。她把蚕桑种籽藏在帽子内。到了关防，官吏搜查了所有物品，但不敢检查公主衣帽，蚕籽就这样被带入西域。在西域出土的木版画《蚕种西渐传说图》（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上，就画着一位高冠髻公主，身前放着一碗蚕茧，旁边的侍女正以左手指着公主的发髻，说明她把蚕种偷藏入发髻中。由于这位东方公主对当地人民有功，人们为了纪念她，就把她的故事画在了木版。此后，中亚和印度等地才有蚕桑事业。我在乌兹别克斯坦考察时，发现当地的棉田地头都种满了桑树，可见养蚕业十分发达。当地妇女都喜欢穿水云纹的五彩丝袍，头上扎一块单色丝巾，与当地环境呈现出鲜明的色彩对比。
第二章 佛教故里香火稀十字路口上的中亚（3）
中亚佛教遗址之二中亚古战场遗址
公主偷蚕种的故事只是一种传说。历史上却有印度人向古罗马出卖养蚕技术的故事。据东罗马史记载，古代波斯人曾经一度高价垄断中国丝绸的经营。彩虹烟霞般的中国丝绸令王公贵族惊羡不已，但是丝绸价格比黄金还贵。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试图绕过波斯直接去中国购买丝绢，但是波斯人用武力阻止了这一计划实施。万般无奈下，查士丁尼把商业间谍化装为景教教徒潜入中国，窃得蚕卵桑籽，藏于竹杖内，历时一年赶回了罗马。没想到这个商业间谍把蚕种与桑籽搞混淆了，他把蚕种埋入地下，将桑籽放在怀中象孵小鸡那样孵化。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消息传到了几个正在君士坦丁堡的印度僧人那里，于是他们向查士丁尼保证：只要国王愿意出重金，他们愿意提供养蚕方法，因为他们曾经在一个东方养蚕国家居住过。在得到查士丁尼的允诺后， 印度僧人果真将蚕桑种籽带回了君士坦丁堡，并喂养繁殖成功，自此西方才正式开始种桑、养蚕和缫丝。 丧失丝绸垄断技术的中国人，并不甘示弱，于是从西域抢回了“良马”。我们参观土库曼斯坦的科莫索尔养马场（The Komosol Horse…Breeding Plant）时，这里的主人依然津津乐道中国皇帝如何喜欢他们的“天马”。 科莫索尔养马场专门为我们组织了驯马表演。那些马匹显得优雅高贵，栗色的毛如同缎子一样柔和明亮。养马场负责人说，这种马叫阿哈尔捷金马，比王室贵族更讲究家庭出身，一匹马是否高贵首先要看他的父母亲在比赛中是否有杰出表现。那些曾经获得过国际赛马金奖的图片悬挂在展览室内，显示出家族的地位。我询问这种马是否就是中国古书上描述的血汗马。他说从未听说过有什么血汗马之类的称呼。我按着古书的描述向这位养马专家解释了一番。对方说，他平生只见过一次肩膀部位流血汗的马，但是这匹马很快就死了，可见血汗马并不是一个品种。中国古书记载，天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只是中国文人的想象。在历史面前，中国文人从来都不缺乏杜撰和粉饰。
第二章 佛教故里香火稀十字路口上的中亚（4）
中亚广场
从历史回到现代，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战争和各种冲突在中亚上演。这实际上是中亚历史的延续，不值得大惊小怪。与古代人相比，现代人的道德意识和文明程度并没有明显提高，这也就难以阻止战争的爆发。5月10日，我们从铁尔梅兹博物馆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界河上的海拉通大桥，这座铁路和公路运输两用桥全长９２７米，是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的主要通道之一。苏联撤出后，阿富汗爆发了内战，阿富汗也就成了我们的拍摄禁区。 桥上站着苏联士兵，阿姆河在阳光下静静流淌。河那边看不到半个人影，只能听见对岸清真寺里隐隐传来的祷告声。我们只好在这里结束了拍摄，打道回国。不久便听到了苏联解体的消息。其实早在中亚考察时，我们就看到了单一政体对中亚社会的影响，物质极度贫乏，人心涣散，一些共产党员也跑到清真寺里去祈祷。所有城市都是俄罗斯式的方盒子建筑。衬托在这个背景下的是伊斯兰教建筑。时间终于让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建筑调换了位置，俄罗斯式建筑又成了穆斯林建筑的陪衬。戈尔巴乔夫在1992年12月25日晚宣布辞呈前感叹道：“如果你必须走，你就得走。现在是时候了。”这句话其实是对历史、对人生的最好诠释。 国家解体了，人的身份不同了，看待周围事物的态度也会变化。刚刚独立后的中亚各国，都在小心翼翼地调整国家政策，在对外方面刻意突出自己的民族特征。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他们甚至对境内的文化遗产有了不同说法。德国考古学家德特里希？哈夫博士在1998年来北京时找到了我，问我能否换一个角度再次拍摄中亚各国。这个建议让我心动，但当时的创作环境屡屡证明我不识时务，我只好推辞了。恰在这个时候，听说我台要在印度设立记者站，我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领导也正愁找不到人选。我一提出来，立刻被批准。我也十分兴奋，如同得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第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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