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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看懂荀子-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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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就会遍及四海,就必定会耳聪目明,警惕戒备,团结和谐,如同一体。所以仁人的士兵,聚集就成为整体,散开就成为行列;列成直阵,就像莫邪剑的长刃,碰到它的就会折断;摆成锐阵,就像莫邪剑的刀锋,抵挡它的就会崩溃;安营扎寨时,就像盘石一样坚固,触犯它的必遭摧折,稀哩哗啦,溃不成军。再说暴国的君王,有谁会跟他一起去打仗呢?那些跟他一块去打仗的,必然是他的人民。而他的人民亲近我们,就像亲近父母一样高兴,喜欢我们就像喜欢芬芳的椒兰一样;回头看看自己的国君,就像看到灼烧刺字的犯人,就像看到自己的仇敌一样。人的性情,即使是像桀、跖一样,又哪里肯为他所憎恶的人去伤害他所喜欢的人呢?这就像是让人的子孙亲自去杀害自己的父母一样,他就必然先去告诉父母,这又怎么能欺骗的了呢?所以仁人当政,国家就会兴盛,诸侯先来归顺的就平安,后来归顺的就危险;大抵是和他为敌的就被削弱,背叛他的就要灭亡。《诗经》上说:‘商汤出师征伐,大旗飘扬,士兵威严虔诚,手执大斧,气势如烈火,无人敢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孝成王、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王者用兵采用什么策略才行?”   
  荀卿说:“关键在于大王,将帅是次要的。我想逐一说说关于王者、诸侯的强弱、存亡的经验,安稳与危险的形势。国君贤能,他的国家就安定,国君不贤能,他的国家就混乱。国君崇尚礼义,尊重礼义,他的国家就安定,国君怠慢礼义,轻礼贱义,他的国家就混乱。安定的国家就强大,混乱的国家就衰弱,这是强弱的根源。国君值得敬仰,则下民就可以役使;国君不值得敬仰,则下民不可以役使。下民可役使则国家强盛,下民不可以役使,则国家衰弱,这是强弱的常理。崇尚礼义,论功行赏,这是上等的;注重禄位,尊重节操,这是中等的;崇尚战功,轻视节操,这是下等的,这些是强弱的大体情况。喜欢贤士的就强,不喜欢贤士的就弱;爱护百姓的就强,不爱护百姓的就弱;政令有信用的就强,政令没有信用的就弱;百姓一致的就强,百姓不一致的就弱;奖赏丰厚的就强,奖赏微薄的就弱;刑罚威严的就强,刑罚轻慢的就弱;器械装备坚固完备便于使用的就强,器械装备粗劣不牢固不便于使用的就弱;谨慎用兵的就强,轻率用兵的就弱;权力集中的就强,权力分散的就弱,这些是强弱的规律。   
  “齐国看重杀敌的技巧,规定这种技能是:斩取敌人一个首级的,就赏赐和士兵赎罪金数目相等的黄金,而不根据全军的总体战功给予奖赏,所以说没有根本赏赐,这种办法在对付小股的或是脆弱的敌人时还可以勉强使用,对付大批的或是坚强的敌人就会涣然离散,像飞鸟一样,不用多长时间就要覆灭,这就是亡国的军队。没有比这种军队更弱的了,这就和用从集市上雇用来的人去打仗差不多了。   
  “魏国的士兵,按一定的标准挑选,身上穿一套铠甲,拿着十二石种的弓弩,背着箭袋,里面放着五十支箭,再扛上长戈,戴上头盔,佩着箭,携带三天的口粮,从早晨到中午。半天就急行军一百里。考核选中的,就免除他家的徭役,田宅也不征税。几年之后,他衰老了,这些待遇依然照旧。以后重新挑选武卒时还是用原来的那套做法。所以国土虽然扩大了,而国家的税收也一定减少了,这是在危害国家的军队。   
  “秦国的土地贫瘠,人民生活条件很差,却受到了残酷的役使,国家用权势压迫他们,用穷困的生活条件扼制他们,用奖赏训练他们,用刑罚逼迫他们,使秦国的老百姓要想从国君那里得到好处,只有打仗,别无他路;使人民处于困境然后役使他们,作战胜利然后奖赏他们,战功和奖赏互相促进,斩取五个敌人首级的,就可役使乡里五户人家。这种办法最为普遍、有力,而且得坚持长久。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征税,所以秦国能四代国富民强,这样不是侥幸得来的,而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齐国的技击之士对付不了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又对付不了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可以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纪律严明的士兵,齐桓公、晋文公的纪律严明的士兵又不可以抵挡汤王、武王的仁义之师。同这样的仁义之师作战,就像用手指搅沸水、以卵击石一样有去无回。上面说的齐、魏、秦这几国,都是求赏趋利的兵,都是雇用来出卖气力的人,而没有尊重君王,遵守制度,崇尚节操的信念。诸侯若能精心地实行礼义,就可以把这几个国家全部打败了。所以招募、挑选士兵,看重威势和诈术,崇尚功利,这是欺骗;礼义教化,才能使人民齐心协力。所以用欺诈对付欺诈,也许还有巧拙的区别;用欺诈对付齐国就像用锥刀去挖毁泰山,除了天下最愚蠢的人之外,是不会有人敢去试的。所以王者的兵,是不会轻易使用的。汤武诛伐桀纣,就像拱手作揖那样从容指挥,而强暴的国家没有不赶快投奔效力的,诛伐桀、纣就像杀个独夫一样。所以《泰誓》上说:‘独夫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军队高度齐心,就能制服天下;比较齐心,就能威胁邻国。如果是那些招延募选来的、看重权势和诈术、崇尚功利的士兵,那就胜或不胜没有定准,时弱时强,时存时亡,互有高低罢了。这就叫做强盗队伍,君子不用这样的士兵。   
  “所以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秦国的卫鞅、燕国的缪虮,都是世俗所说的善于用兵的人,他们本领的巧拙强弱不相上下,至于他们的用兵方法则是一样的,没有达到和谐统一,而是抓住敌人的弱点,伺机欺诈;使用权术,颠覆敌人,只能归属于盗兵之类。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他们都有协调统一的士兵,可以称得上已进入礼义教化的境地了,但还没有掌握礼义教化的根本,所以他们可以成就霸业而不能成就王业。这就是强弱的效验。”   
  孝成王、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将帅的必备条件是什么?”   
  荀卿说:“智慧没有比放弃有疑虑的计谋更高的了,行为没有比不犯过错更好的了;做事没有比不反悔更重要的了。做事到了不反悔的程度就可以了,不能要求必定成功。所以制度、号令,要严厉而又有权威性;奖赏、惩罚,要坚决而又讲信用;营垒、仓库,要完备而劳固;转移、进退,要安全而稳重,敏捷而迅速;侦测敌情,观察变化,要求隐蔽而深入,还要反复比较核实;同敌人作战,一定要根据我方明确有把握的方案行事,不要按照我方还有疑虑的计谋行事。这就叫做六种战术。不要只想当将帅而怕被撤职,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可能失败,不要只对内严厉而对外轻忽,不要见到利益就不顾它的危害,凡考虑事情要深思熟虑,动用财物要不吝啬。这就叫做五种权谋。将帅有三种情况可以不接受君王的命令:宁可被杀,但不可让军队处于不安全的境地;宁可被杀,但不可让军队去打不能取胜的仗;宁可被杀,但不可让军队去欺压百姓。这就叫做三个原则。大凡将帅接受国君命令而指挥部队,全军已部属停当,各级将官都各就其位,各种军物都已走上正轨,而且君王的奖赏不能使他沾沾自喜,敌人的诡计不能使他激怒冲动,这才称得上是最好的将领。行动之前,一定要周密思考,恭谨有备。善始善终,始终如一,这就叫做大吉。大凡事情的成功一定在于恭谨认真,其失败一定在于怠慢忽视。所以恭谨胜过怠慢就吉祥,怠慢胜过恭谨就灭亡;智谋胜过贪欲就顺利,贪欲胜过智谋就危险。攻战时如同防守一样不大意,行军转移如同作战一样不松懈,取得功绩要看成像侥幸得来一样不骄傲,严肃谨慎地考虑战事而不疏忽,严肃谨慎地对待事情而不疏忽,严肃谨慎地对待官吏而不疏忽,严肃谨慎地对待战士而不疏忽,严肃谨慎地对付敌人而不疏忽。这就叫做五不疏忽。慎重地应用这六种战术、五种权谋、三个原则,做到严肃对待,没有疏忽,这就叫做天下无敌的将领,就是用兵如神了。”   
  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王者的军令、制度有哪些?”   
  荀卿说:“主将击鼓进军,至死不能让鼓声断绝,驭手驾车,至死不能放下马缰绳,各级将官至死不离开自己的职位,战士至死不离开战斗的行列。听到鼓声就进攻,听到鸣金声就撤退。服从命令最重要,建立战功是其次。命令不进攻而进攻,就像命令不撤退而撤退一样,两者的罪过是相等的。不杀害老弱,不践踏庄稼,对不战而退的敌人不要捉拿,对顽固抵抗的敌人决不放过,对投诚的敌人不当作俘虏看待。凡是诛杀,不是杀戮他们的百姓,而是杀戮那些扰乱百姓的人。如果百姓中有掩护敌人的,那么这也是敌人了。所以对不退而战的敌人,就让他逃生;顽固抵抗的敌人,就把它消灭;前来投降的敌人,就免他一死。微子启投降后被封在宋国,曹触龙不投降被斩于阵前,殷朝那些归顺的百姓生活待遇和周朝百姓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近处的百姓歌颂和欢迎周朝,远处的百姓不辞劳苦来投奔周朝。无论多么边远偏僻的国家,没有不高兴地前来为它效力的,四海之内,如同一家,凡能到达之处没有不服从的,这就叫做民众的师表,《诗经》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服从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王者只有诛伐不义而没有无理进犯。敌军在坚守,就不要进攻;敌军在抵抗,就不要出击。敌军如果上下一心就祝贺他们,不屠杀百姓,不搞偷袭,不让军队长期在外劳苦,用兵不超过一定期限。所以混乱国家的百姓喜欢王者的政治措施,而不满意自己的国君,盼望王者的军队来到他们的国家。”   
  临武君说:“说得好!”        
七、天论   
  主旨   
  这是一篇探讨天人关系的重要论文。荀子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以朴素唯物主义精神,对当时一些错误的观点如天有意志、治乱在天、天命可畏等进行了批判。其主要观点是:一、提出了“天行有常”的理论,指出天就是没有意识的自然界,只按照本身固有的规律运动和变化。二、社会的治乱与天没有关系,天不能决定人间的吉凶祸福,自然界的各种怪异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人妖”,因而明确指出要“明于天人之分”。三、人要顺应自然,但不能消极等待自然的恩赐,要主动去认识自然法则,并利用自然为人类谋福,“制天命而用之”,“官天地、役万物”,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另外,荀子还认为人的认识是由感官接触外界而产生的,指出祭祀求雨或占卜决定大事都不过是一种文饰,并不真可相信。在两千年前提出这些具有科学精神的真知灼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递炤】交替照耀。炤,通“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   
  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   
  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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