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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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动员资源方面最惨重的失败发生在西班牙本土。那里，王室的财政权实际上极其有限，阿拉贡的三块领地（阿拉贡、卡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税务制度，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结果，国王唯一有保障的收入是来自王室的财产，额外的款项既数目微少，又很不情愿。例如，费利普四世这样不顾一切的统治者，在1640年想要卡泰罗尼亚为派到那里保卫西班牙前线的军队拨款时，结果只是引起一场历时经久的著名暴动。葡萄牙虽然从1580年直到1640年起义时期被接管，但在财政上完全自治，从不为哈布斯堡的整个利益提供定期款项。剩下的卡斯提尔是西班牙税务体系中的真正“奶牛”，尽管这里的巴斯克诸省也都是免税的。乡绅们在卡斯提尔议会中拥有强有力的代表，通常很愿意为他们免交的税款投票。况且，1/10的营业税、关税这类正常赋税，加上服务税（议会特批）、食品税（也是议会特批）以及各种教会摊派等（这些都是主要的额外赋税），很容易伤害商业、物品交换和穷人，因而造成普遍贫困化和不满，致使人口下降（通过向国外移民）。　　　
　　直到美洲白银的流入给西班牙王室带来大量的额外收入之前（大约为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后期），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主要由卡斯提尔的农民和商人承担；即使是白银流入的高峰期，王室从新世界得到的收入，也只有从卡斯提尔及其600万居民中榨取的1/4到1/3。除非将捐税负担较平均地分摊给整个王国，换言之，就是分摊到哈布斯堡的全部领土，否则，仅靠卡斯提尔来维持那个时代压死人的军事开支，确实是杯水车薪。　　　
　　在剥削卡斯提尔纳税人时所采用的经济倒退手段，使得这种不合比例的情况更趋严重。这个王国的社会思潮从来就不利于商业，但是在16世纪初期，那里有过相对的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并出现一些重要的工业。然而，反宗教改革的到来和哈布斯堡的频繁战争，刺激了西班牙社会的许多军事部门而减弱了商业成分。这个社会存在的经济刺激因素，全都使人感到求一份教会有俸圣职或买一份小贵族的特权是明智的。这里长期缺乏熟练的手工业工人，例如在武器制造业，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的灵活性受到行会的阻碍。甚至农业的发展也受到有名的牧羊主行会，即麦斯塔的特权的妨害，这些人的羊群可以在全国到处放牧。由于16世纪前半叶西班牙人口的增长，导致进口更多的粮食。因为麦斯塔为这些放牧权付出的钱进入王室金库，而要废除这种做法就会激怒王室的一些强有力的支持者，因而没有可能改变这种制度。最后，虽然存在一些显著的例外，如从事羊毛贸易的商人金融家西蒙·鲁伊兹，以及塞维利亚地区，但卡斯提尔的经济整个来说还是大量依靠进口外国工业品，依靠非西班牙人，特别是热那亚、葡萄牙和佛兰德企业家提供的服务。它也依靠荷兰人，即使是在敌对期间：“到1640年，西班牙海港3/4的货物都是荷兰船运来的”，让这个国家的最大敌人占便宜。毫不奇怪，西班牙一直不能维持贸易平衡，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再出口来自美洲的金银。　　　
　　140年战争造成的可怕巨额费用，就这样强加到一个在经济上无力承担的社会身上。哈布斯堡的君主们没有能力用最有效的方式征集赋税，只得求助于各种权宜之计，这样做短期内方便，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却极其有害。税额以各种方式不断上升，很少落到那些最容易担负的人的肩上，而总是要伤害商业。一个急于得到现款的政府出售各种特权、专利和荣誉。一种形式简陋的赤字财政发展起来了，一方面以卡斯提尔将来的赋税和美洲财富作抵押，大量向银行家借款；一方面发放带利息的政府债券，这反过来又抽走了可以投入贸易和工业的资金。而政府的债务政策总是采用过一天算一天的方式，从来没有谨慎的限制，也没有一种由中央银行可能施加的控制来制约。甚至在查理五世统治的后期，政府的赋税就已提前多年抵押了；1543年，普通赋税的65％要用来偿付已经发出的债券利息。王室的“正常”收入被转让出去越多，就越要急切地寻找额外收入和新税。例如，银币就一再用铜币维隆来替代，实行贬值。有的时候，政府干脆扣押运给私人的美洲白银，强迫货主接受债券作为补偿。还有些时候，如前所述，西班牙国王们宣布他们自己暂时破产，停止偿付利息。如果说这种行为经常毁掉金融家族本身，那么也肯定降低了马德里将来的信用。　　　
　　虽说这些岁月里打击卡斯提尔经济的某些因素不是人为的，它们却因人为的愚蠢而更具破坏力。17世纪初期造成农村人口税减的瘟疫是不可预料的，它们加剧了别的因素——横征暴敛的租税、麦斯塔的所作所为以及军役，这些因素已经侵害了农业。美洲白银的流入肯定会造成经济问题（特别是价格上涨），那时的社会却没有对付这个问题的经验，但西班牙通行的条件意味着这种现象对生产者阶级的危害超过非生产阶级，白银很容易从塞维利亚流出，迅速流入外国银行家和军火商手里，结果，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新财富在王室手里不是用来造成“稳定的财政”，而是起了反作用。有人说，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贵重金属，对西班牙而言，就像水浇在屋顶上，浇上去就流走了。　　　
　　因此，西班牙衰落的核心问题是，没有认识到保存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的经济支柱的重要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错误的决策：驱赶犹太人，后来是驱赶摩尔人；中断与外国大学的联系；政府指示比斯开造船厂集中生产大型战船，而几乎完全排斥较小的、更有用途的商船；出卖专利权、限制了贸易；对羊毛出口课以重税，使其在国外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西班牙各王国之间的内部关卡有害于商业，造成物价上涨。所有这一切只是其中一些不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从长远来看，严重影响了西班牙给自己规定的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事务中扮演的重要的军事角色的能力。虽然西班牙大国的衰落直到17世纪40年代才充分暴露出来，但其原因早在几十年以前就已存在了。　　　　　　　　
三　国际较量　　　
　　强调哈布斯堡的失败是重要的，但这个失败也是相对的。不研究其他欧洲大国的经历而就此驻笔，不能算是全面的分析，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论证的，战争“是16世纪国家所面临的最最严峻的考验”。军事技术的变化使得军队大规模扩张，而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海军冲突，给西方有组织的社会增加了巨大的新压力。每个参战国都要学会怎样组织一个有能力的行政管理机构来对付这场“军事革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寻求新办法来支付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哈布斯堡统治者及其臣民承受的压力可能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们的军队作战年头最长；但是，如表1所示，监督和供养大量的武装部队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它们当中的很多国家看来比西班牙帝国占有的资源要少得多，它们是怎样应付这个考验的呢？　　　
　　表1。1470年—1660年兵力的增长　　　
　　这个简短的概述省略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最顽强最有威胁性的敌人——奥斯曼帝国，主要是由于它的长处和弱点已在前一章讨论过了。但值得回味的是，土耳其行政官员不得不对付的许多问题和缺陷，看起来类似于费利普二世及其继承人所遇到的，战略扩张过度，未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为了宗教的正统或军事威望而压制商人的企业家精神。俄国和普鲁士的状况也被省略了，因为它们成为欧洲政治强国的时代尚未到来。还有波兰…立陶宛，虽然领土广大，但由于民族分散和封建主义的桎梏（农奴制、落后的经济、选举君主制，“一种贵族无政府状况，即俗话所说的政治无能”），妨碍它起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因此，这里要讨论的国家是法国、英国这种“新君主国”，以及瑞典和联合省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因为法国将最终取代西班牙成为最大的军事强国，历史学家们很自然地要强调前者的许多长处。但是，因此而把法国占优势的日期提前就错了；在本章讨论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看起来（实际上也如此）比它南边的邻国弱得多。在百年战争后的几十年中，面对英格兰的王室土地——勃艮第和布列塔尼——并入法国，征收直接税（特别是人头税）而不向议会申请的习惯，新国务大臣们的稳妥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拥有一支强大的炮兵辎重队的“王家军队”的存在，都使法兰西似乎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统一的、封建后期的王国。然而这个体制的脆弱性很快就清楚了。意大利战争不仅一再显示，法国想在那个半岛争取努力的举动是多么短命和可悲（甚至和威尼斯或土耳其联盟都是如此），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昂贵：在致命的1557年，不仅哈布斯堡家族，法国王室也宣告破产。早在那次崩溃之前，尽管人头税和间接税如盐税和关税都提高了，法国王室依然从金融家那里以高利（10％—16％）举借重债，而且采取了一些不光彩的权宜之计，如卖官鬻爵。更糟的是，正是在法国，而不是在西班牙或英国，宗教竞争和大贵族的野心相互起作用，造成一场血腥的、长期的内战。1560年以后的法兰西不仅谈不上是一个国际事务中的强国，而且有可能变为欧洲的新斗鸡场，说不定会像尼德兰和德意志那样，按照宗教边界而被永久地分割了。　　　
　　只有在纳瓦雷的亨利继承法国王位，成为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以后，他的对内妥协、对外以武力反抗西班牙的政策才使情况得以好转。他在1598年与马德里签订的和约非常有利于法国保持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那是一个被内战、盗匪、昂贵的物价、毫无规律的贸易和农业严重削弱的国家，加上其支离破碎的财务制度。1596年国家债务几乎达到3亿里弗尔，那年3　100万里弗尔的赋税有4/5已经派了用场，被事先花出去。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是一个正在恢复的社会。但是，它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其人口有1　600万，是西班牙的2倍，英格兰的4倍。虽然在都市化、商业和金融方面比不上尼德兰、北意大利和伦敦地区，但它的农业是多样的、健康的，通常总有剩余食品。法兰西潜在的财富在17世纪初明显地表现出来，那时由亨利四世的得力大臣萨利管理经济和国家财政，萨利除了出卖世袭官爵并向其征税外，没有增加什么新的财务手段；他只是对税收机构进行全面整顿，清除了数千名非法的自称免税的人，恢复王室土地和收入，重新商定国债的利息。1600年以后的几年之内，国家预算已达到平衡，先是萨利，后来则有路易十四的大臣柯尔贝尔想出各种办法支持工业和农业：降低人头税、造桥、修路、开凿运河，以利物资的运输；鼓励纺织工业，建立王室工厂，去生产奢侈品替代进口货等。并非所有这些措施都能满足人们的期望，但比起费利普三世的西班牙却是出色之举。　　　
　　很难说，要不是亨利四世在1610年遭到暗杀，这些恢复工作是否还会继续。很明显，这个“新君主国”没有一个能在没有适当的领导的情况下正常运行，从亨利四世之死到17世纪30年代黎塞留巩固王权的这段时间里，法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胡格诺教徒的不满以及贵族的阴谋倾向，再一次削弱了它作为欧洲大国的能力。而且，当法国终于公开加入三十年战争的时候，它并不像某些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统一的、健康的国家，而是一个仍然被老毛病折磨的国家。贵族的阴谋活动仍然很猖狂，在1648—1653年期间达到高潮；农民、城市失业工人以及胡格诺教徒的起义，加上地方官僚对议事进行的阻碍，全都妨害政府机构行使正常职能；人口普遍下降，气候恶化，农业减产，以及那个时期似乎扰乱欧洲许多地方的发生率很高的瘟疫，都影响了它的经济，使之难以支撑一场大的战争。　　　
　　因此，从1635年之后，法国的税收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增加。官爵出售加快了，早年曾削减的人头税增长到如此之多，以至于到1643年时，年收益已经加倍。即使这样仍不足以弥补反对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直接的军事负担是支持一支15万人的军队，另有给盟国的津贴。1643年是法国在罗克鲁瓦对西班牙战争的大胜之年，政府的开支几乎是收入的两倍，黎塞留的继承人马扎林陷入绝境，只好加紧出售政府官爵，更加严格控制人头税，而这两项政策都很不得人心。1648年的起义从拒绝纳税开始，反对马扎林的新财政措施并非偶然。这类动乱迅速导致政府失去信用和无可奈何地宣布破产。　　　
　　结果，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的法西11年战争中，两个对手就像被打得昏头昏脑的拳击手一样，在几乎耗尽体力的情况下，互相紧紧地抓住对方，而不能将另一方打倒。双方都遭受国内起义、普遍贫困化和厌战情绪的折磨，都处于财政崩溃的边缘。诚然，在东居昂和蒂雷纳这样的将领和勒·泰利埃这样的军事改革家指导下，法国军队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但是，黎塞留建立的海军由于陆战的需要，很快解体。而这个国家仍需要巩固的经济基础。结果，法国人的好运到来，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下重振海军和陆军，选择时机加入冲突，终于使天平转向不利于倒霉的西班牙。此后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与其说象征着法兰西的伟大，不如说象征着它那过分扩张的南方邻国的相对衰落，西班牙此时只是在凭借极其顽强的精神而进行战斗了。　　　
　　换句话说，每个欧洲国家都有其优势和弱点，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防止弱点压倒长处。这点适用于处在西边和北边的“侧翼”国——英国和瑞典，它们的干涉在几个关键时刻有助于打击哈布斯堡的野心。在这140年里，比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