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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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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逃兄诖蚧鞴妓贡さ囊靶摹Ｔ谡�140年里，比方说，英国站在那里保持中立，装备好以待大陆上的冲突的情况是几乎没有的。玫瑰战争以后英国元气恢复的关键在于，亨利七世着力于国内稳定和紧缩财政开支，至少是在1492年与法国达成和议后，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削减自己的开销，还清债务，鼓励羊毛贸易和渔业，普遍地鼓励商业，为这个饱受内战和动乱之苦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急需的休养生息的空间；农业的自然高产，与低地国家进行的繁荣的布匹贸易，扩大利用富饶的沿海渔场，热闹不凡的沿海贸易都起了作用。在国家财政方面，这位国王收复王室土地，接管原属于反叛者和王位竞争者的财产，与贸易繁荣带来的关税收入，以及星法院［3］和其他法院的收益合在一起，造成一个健康的入超。
但是政治和财政稳定并不就等于拥有权力。比起法国和西班牙的众多人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300万—400万居民并不算多。这个国家的财政机构和商业基础设施，比起意大利、德意志南部以及低地国家还很粗糙，尽管在都铎世纪里工业有相当的发展。在军事水平上，差距就大多了。一旦亨利七世坐稳王位，他就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并禁止大权贵的私人军队（除少数例外）；正当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改变军事冲突的性质和规模的时期，英国除了“国王卫队”和某些守备部队以外，没有正规的常备军。结果，都铎王朝初期的武装力量仍沿用传统武器（大弓、长柄矛）装备，用传统方式征集（郡民兵、志愿“联队”等等）。然而，这种落后状况并不能阻止他的继承人亨利八世对苏格兰人发动战争，或妨碍他在1513年和1522—1523年对法国进行干涉，因为英国国王可以从德意志雇佣大量“现代”军队——枪兵、火绳钩枪兵和重骑兵。
虽说这两次早期在法国的军事行动以及后来在1528年和1544年的英国入侵没有以军事惨剧告终，虽说他们真的经常迫使法国君主收买这些捣乱的英国进攻者，但这些军事行动确实造成灾难性的财政后果。1513年在内阁财政部70万英镑的总支出中，有63。2万英镑用来支付士兵薪饷、军需、战船和其他军事费用。［4］亨利七世积累的库存很快就被他那野心勃勃的后代花掉了。亨利八世的首相沃尔西因采取强迫借债、“王税”以及其他武断方式筹款而引起普遍不满。只是16世纪30年代托玛斯·克伦威尔夺取教会地产才使财政情况缓和；实际上，英国宗教改革使王室收入加倍，使大规模军事防卫项目的建设成为可能，如沿英吉利海峡和苏格兰边境的要塞、皇家海军新造的大军舰、对爱尔兰起义的镇压等。但是，16世纪40年代对法国、对苏格兰的灾难性战争用掉了213。5万英镑，约为王室正常收入的10倍。这就迫使国王的大臣们采用最不择手段的权宜之计：低价出售宗教财产，捏造罪名没收贵族产业，一再强行借债，货币大贬值，最后是求助于富杰尔斯和其他外国银行家。1550年同法国和解也就成了一个濒于破产的政府的救急良方。
这一切都表明，16世纪前半叶的英国实力非常有限。它是一个相对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虽然在边境地区和爱尔兰差得多，并常有可能把王室的资源和注意力吸引去。主要出于亨利八世的兴趣，英国在防御方面很强，拥有一些现代堡垒、炮兵、船坞、相当可观的军火工业，以及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不过，陆军的质量不高，又受财政限制，不可能进行一场大战。当伊丽莎白一世在1558年登上王位时，她的谨慎足以使她认识到这些局限性，并在不超过这些限度的情形下达到她的目的。在1570年以后的危险年代，当反宗教改革达到高峰，西班牙军队活跃在尼德兰时，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任务。因为伊丽莎白的国家不是任何一个真正的欧洲“超级大国”的对手，她想办法通过外交保持英国的独立，甚至当英西关系恶化时，她将对付费利普二世的“冷战”施行于海上，这样做至少是便宜的，偶尔还可得利。虽然需要为保住苏格兰和爱尔兰两翼提供款项，在16世纪70年代需要支援荷兰起义者，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们还是在她执政的前25年成功地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余款，这笔款项的积累恰逢时机，当1585年决定派遣一支由莱斯特指挥的远征军去尼德兰时，这位女王需要的正是一笔“战争基金”。
1585年以后与西班牙的冲突，给伊丽莎白政府加上战略和财政的双重负担。海军领袖如霍金斯、雷利和德雷克等人，在考虑英国应采取的最佳战略时，敦促女王采用拦截西班牙的白银贸易的政策，进攻敌人的沿海和殖民地。总之，就是利用海上优势打一场实惠的战争——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很诱人的建议，虽然在实践中很难实行，但是还需要将部队送到尼德兰和法国北部去，以援助那些同西班牙军队作战的部队。采用这个战略并非出于热爱荷兰反抗者或者法国新教徒，其唯一的原因，正如伊丽莎白所解释的：“法国末日到来之时，亦正是英国行将灭亡之日”，因而保持欧洲“均势”至关重要，必要的话就进行实际干涉；这种“对大陆的义务”持续到17世纪初，至少是以个人的形式，因为当远征部队在1594年并入联合省的军队时，很多英国部队留了下来。
英国一方面在陆地上阻碍费利普二世的计划，一方面在海上干扰他的帝国，这种双重作用为维持欧洲政治的多元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支持8 000人在海外作战是个很大的压力。1586年送往尼德兰的经费总数超过10万英镑，1587年为17。5万英镑，每年相当于当年总支出的一半；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那年，给英国舰队的拨款超过15万英镑。结果，伊丽莎白的年度支出在16世纪80年代末期相当于初期的二三倍。在下一个十年里，王室每年耗费35万英镑以上，女王统治的最后4年里，爱尔兰战争将每年平均支出提到50万英镑以上。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来源筹款，如拍卖王室地产、出卖专利，但还是无济于事，只得一再召集下议院开会，请求额外拨款。总共200万英镑左右的款子终于批拨出来，英国政府既没有宣布破产，也没有拒付军队的薪饷，足以证明这位君主和她的大臣们的技巧与谨慎。战争年代考验了这整个制度，给第一位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留下债务，使他和他的继承者处于依赖一个不信任的下议院和一个提心吊胆的伦敦金融市场的地位。
这里没有篇幅探讨王室和议会之间越来越深刻的冲突，这个冲突在1603年以后的40年里居英国政治的统治地位，而财政又是冲突中心。英国军队在17世纪20年代对欧洲大战的不适当的、偶尔的干涉虽然花钱不少，对三十年战争的进程却影响甚微。在此期间，英国的贸易、人口、海外殖民地和一般的财富都增长了，但没有国内的和谐，上述条件都不能为国家权力提供一个坚固的基础；实际上，关于“船款”税这类在理论上可以加强国家武装力量的争吵，很快导致了王室同议会的一场内战，必将削弱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欧洲政治的作用。当英国重新出现的时候，是在一场激烈的贸易战中向荷兰人挑战（1652—1654年），这里不管交战者的目标何在，对整个欧洲均势的作用不大。
克伦威尔的英国在17世纪50年代有可能比任何前一届政府更为成功地扮演了大国角色，从内战中产生的新军，终于消除了英国军队和它的欧洲伙伴之间存在的传统差距。按照拿骚的莫里斯和古斯塔夫·阿道弗斯方式建立的、以现代方法组织和训练出来的英国军队，经过多年战争磨炼，纪律严明，（一般）按期领饷，能够对欧洲的均势发生作用，这已为1658年在迪讷战场上击败西班牙军队所证实。不仅如此，共和国的海军在那个时代更为先进。下议院宠爱它，因为它在内战中一般是宣布反对查理一世的。舰队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场更新，规模扩大一倍多，从39艘战舰（1649年）增到80艘（1651年），工资和条件改善了，船坞和后勤支援改进了，所有这些款项都由一个深信利益和权力是同步的下议院按期投票批准。这也正恰到好处，因为海军在对荷兰的第一战中就碰上同样的劲旅——指挥官特隆普和德·吕伊特，是同布莱克和基克一样出色的将领。当1655年以后对西班牙帝国进行作战时，无怪乎战果累累：占领阿卡迪亚（新斯科舍），在伊斯帕尼奥拉一场惨败后占领牙买加，1656年夺取西班牙的部分财宝舰队，1657年封锁加的斯并在圣克鲁斯消灭西班牙舰队。
英国军队终于打破平衡，迫使西班牙在1659年结束同法国的战争，但这个成就并非没有国内的压力。在1655年以后的岁月里，有利可图的西班牙贸易让给了中立的荷兰人，敌人的私掠船沿着大西洋和地中海航线掠夺了不少英国商船。最重要的是，负担一支多至7万人的陆军和庞大的海军是耗资巨大的；有一种估计认为，1657年英国政府支出的287。8万英镑中，有190万镑用于陆军，74。2万镑用于海军。捐税制定了，在史无前例的水平上有效地征收着，但对于一个花费“相当于查理一世时代的4倍”的政府还是不够，而在英国革命以前的查理一世在位时的支出“就被认为令人难以容忍了”。债务不断增加，士兵和水手的薪饷推迟发放。西班牙战争这几年无疑增加了公众对克伦威尔统治的不满，使得大多数商人阶级恳求和平。当然，英国并没有被这场冲突完全摧毁，要是它像西班牙那样长期地争夺大国霸权，那肯定就会毁灭了。英国内陆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加上来自殖民地和航运的利润，开始造就一个坚固的经济基础，使伦敦政府在将来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可以依赖。确切地说，因为英国和尼德兰联合省已经建立了有效的市场经济，所以在把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增长结合起来的方面取得了少有的成就。但是，在国家的军事努力同鼓励国民财富增长这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护国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个平衡变得太脆弱了。
如果我们把英国的兴起与另一个“侧翼”国瑞典相比较，在国家管理方面的这个严重教训就更清楚了。在整个16世纪，这个北方王国的形势都不太妙。吕卑克和（特别是）丹麦挡住了它自由进入西欧的通道，东侧不断地同俄国发生战争，与波兰的关系也一再分散注意力，瑞典要维持生存已够忙的了；在1611—1613年的战争中惨败于丹麦，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命运是衰落而不是扩张，而且还将遭遇内部分裂之苦。这种分裂是立宪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结果是肯定了贵族的广泛特权。但是瑞典最大的弱点是它的经济基础。它的广大领土多是北极圈内的荒地和森林。分散的农民大多自给自足，占它90万人口的95％；加上芬兰，大约有125万人，比许多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都要小。城镇和工业太少了，“中产阶级”简直谈不上，以物易物和提供劳务仍是主要的交换形式。因此，年轻的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在1611年登上王位时，瑞典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只不过是一个侏儒。
两个因素——一个外部的、一个内部的，促使瑞典从这个不景气的基础上迅速成长起来。首要的因素是外国企业家，特别是荷兰人，但也有德意志人和华隆人［5］，在他们看来，瑞典是一个有前途的“未发展”国家，有丰富的原料如木材、铁矿和铜矿。这些外国企业家中最有名的是路易·德·吉尔，他不仅卖给瑞典人成品和买走矿石，而且时间长了，还建立了木材厂、铸造厂和工厂，向国王贷款，把瑞典人拉进主要以阿姆斯特丹为基地的商业“世界体系”。这个国家很快就变成了欧洲最大的铁和铜的生产地，而这些东西的出口又带进大量外汇，很快就有助于建设武装部队。而且瑞典在军备上也变得自给自足，这种少有的特长还得感谢外国的投资和技术。
内部因素就是古斯塔夫及其助手实行的一系列有名的改革。法庭、国库、税收制度、中央管理最高法院以及教育，都是在这个时期变成有效率、有成果的领域，而且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把贵族从派系斗争中引开，让他们为国家服务。宗教团结巩固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看起来都在发挥职能。在这些坚实的基础上，古斯塔夫可以建立一支瑞典海军用来保护海岸线不受丹麦人和波兰敌手的侵犯，保证瑞典军队安全通过波罗的海。最重要的是，这位国王的名声来自他的军事改革；他以征兵制为基础发展了国家常备军，用新式战术训练部队，改进骑兵，引进机动的轻炮兵，最后，他的指导给部队带来纪律和高昂的士气。当古斯塔夫在1630年夏天开进德意志北部去支援新教运动时，他指挥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战斗部队。
这种优势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欧洲战争比起瑞典早期经历过的任何一场对邻国的地区性战争，规模都大得多，代价也大得多。到1630年底，古斯塔夫指挥着一支4。2万人的军队；12个月以后，那个数字翻了一番；在决定命运的吕岑战役之前，他的军队膨胀到15万人。瑞典军队在主要战斗中构成精锐部队，也用来把守战略要地，但没有足够的人力组成那样庞大的军队；实际上，那15万的“瑞典军队”中有4/5是外国雇佣军，苏格兰人、英国人、德意志人，他们的花费是极其昂贵的。早在17世纪20年代对波兰的战争就使瑞典的国家财政感到紧张，而德意志的战争更加费钱。然而瑞典人却出色地想出办法让别人为战争付钱。外国人的资助，特别是法国人的资助是人人皆知的，但那只能补偿一小部分开销。真正的来源是德意志本身；各个公国和自由城市如果是盟友就要资助这一事业；如果是敌对的就得拿出赎金，以避免抢劫。另外，这支由瑞典人控制的庞大军队从他们驻扎的领土上索取驻地、食品和饲料。其实这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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