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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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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由于匮乏和混乱而自我毁掉的军队，比毁于敌人之手的多得多；我已亲眼看见了，在我的任期内开始进行的所有行动，都因为这个原因而不能完成。
这个薪饷和供给的问题从所有方面影响军事行动。有位历史学家证明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在德意志的惊人机动性，并不是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军事战略计划的要求，而是反映了他只是在被迫为他们的庞大军队寻找食品和饲料。早在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之前，指挥官们就已知道，一支军队吃饱了肚子才能前进。
但是这些物质条件的限制也适用于国家政权，特别是在为战争筹款的问题上。这个时期的国家不管多么繁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为这场漫长冲突的费用立即付款；不管征了什么样的新税，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之间总有一个差距，只能靠贷款来弥补上，或者从私人银行家如富杰尔斯那里去借，或者像后来那样，从一个经营政府债券的正式组织的金融市场去借。不过，螺旋式上升的费用迫使君主拒付债务，贬值货币，或者试图采取它不得已的措施，结果带来急功近利，但造成长期损害，这样的事例亦是屡见不鲜的。正如他们的指挥官拼命想办法维持军队秩序，喂饱战马。早期近代的那些政府也是过着不安定的入不敷出的日子。纠缠着要议会批准更多的额外赋税、强迫富人和教会“捐赠”、与银行家和军火商讨价还价、劫掠外国财宝货船、回避众多的债权人等等，这就是那些年代里统治者和他们的官僚被迫从事的差不多是经常性的活动。
因此，本章的论点并不是说，哈布斯堡家族完全没有做出其他大国干得很漂亮的事情。这里并没有出现惊人的对照，成功和失败仅仅是用很小的差别来决定的。所有的国家，包括联合省，都由于军事和海军战役造成的不断的资源损耗而处于严重压力之下。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财政困难、军队哗变、供给不足、国内反对增税。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年代经受的不如说是耐受力的斗争，把参战国逼得越来越接近财穷力竭。到了“三十年战争”的最后10年，很明显，双方都不能拿出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指挥的那样规模的军队，因为各方都确确实实用光了人力和物力。因此，反哈布斯堡的胜利只是模糊的、相对的。他们在维持物质基础与军事实力的平衡上，干得恰好比对手哈布斯堡强了一点点。至少有些胜利者看到了在一场长期斗争中，国家的财富资源应该小心使用，而不是乱用。他们也可能承认，不管是多么勉强地承认，商人、制造商、农夫与骑兵军官以及枪兵对他们来说一样重要。但是，他们对此的理解超过哈布斯堡的程度是很小的。借用惠灵顿公爵后来的话说，这是一个“要命的势均力敌的事”。大多数大型斗争都是如此。
【注】
［1］《比利牛斯和约》即结束法国和西班牙战争（1635—1695年）的条约。——译者注。
［2］大约占1600年欧洲10 500万人口中的2 500万。
［3］星法院（Star Chamber），英国15—17世纪设在威斯敏斯特宫内的法庭，以滥刑专断著称于世。——审校者注
［4］我的同事罗伯特·阿史顿教授提醒我说，在这整个时期里任何公布的英国（或许还有其他国家）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只能看做名义上的；官吏减去的数目，贿赂、贪污、记账混乱等使公布的给陆军和海军的“分配额”大大降低。同样，国王的“收入”也只有一部分能到达君主手里。因此这里提供的统计数字是示意性的，而并非权威性的。
［5］华隆人，居住在比利时南部、东南部及附近的法国境内。——审校者注
最初由路易十四，后来又由拿破仑统治的法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
《比利牛斯和约》的签订，当然并没有结束欧洲列强之间的你争我夺，也没有改变他们通过战争消除争端的积习。但在1660年以后一个半世纪里进行的国际纷争，在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与前一个世纪是不同的，这些变化本身反映了国际政治演进中的一个阶段。
1660年以后，列强舞台上最重要的特征是欧洲列国之间名副其实的多极政体的形成，各国不再为跨国利益、宗教信仰而战了，他们对战争或和平的决断，越来越多地受“国家利益”所左右。这一变化当然不是转瞬之间完成的，也不是绝对的。1660年以前，欧洲各国的活动当然也考虑到它们的世俗利益，同时宗教偏见仍然给18世纪的许多国际纠纷火上加油。1519—1659年，时代的主要特点是奥地利…西班牙的哈布斯堡政权轴心国同新教国家及法国作战，不过这一特征现在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短暂多变的、松散得多的联盟体系。各国在一场战争中曾是对手，而在下场战争中又经常成为盟友。这说明它们在决定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现实政治，而不是虔诚信仰的宗教信念。
对于这样一个反复无常、多极的体系来说，外交和战争上的风云变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一些国家崛起，另一些国家衰落，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各个时代所共有的现象，这使该体系更加复杂化。从1660—1661年路易十四在法国攫取最高权力，到1815年拿破仑·波拿巴滑铁卢战败投降，在这一个半世纪的国际对抗中，先前的一些主要国家（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荷兰、瑞典）沦为二等国家，波兰也跟着黯然失色。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对其世袭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疆域和结构调整后，勉强保持了一流大国的地位；在北德意志，勃兰登堡…普鲁士迈出前途渺茫的第一步后，也跻身一流大国之列。为了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西部，1660年后法国迅速扩张其军事力量，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其军事力量几乎同半个世纪前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不相上下。仅仅由于法国的海上与大陆上的邻国在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中（1689—1697年；1702—1714年；1739—1748年；1756—1763年）结成同盟，才遏制了法国控制西欧的力量。但在拿破仑时期，法国重整军备，取得了一系列高卢式的军事胜利，只是因为另外四大强国的联盟才功败垂成。即使在1815年战败之际，法国仍不失为主要国家中的一员。当18世纪开始时，在欧洲的中心地带，西部的法国与东部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即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缓慢形成了一个大体三足鼎立的局面。
但是，在这个世纪里，在大国体系中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是发生在欧洲的侧翼，甚至更远一些的地方。一些西欧国家一步一步地把他们在热带地区，特别是印度和东印度、南部非洲乃至远及澳大利亚的一小块的、不稳定的领地扩展成大片领地。在这些殖民国家中干得最漂亮的要算英国。英国国内局势自从1688年威廉和玛丽取代詹姆斯二世之后已“稳定”下来，于是又开始按部就班地发挥伊丽莎白时期作为欧洲最强大海洋帝国的潜力了。即使是18世纪70年代失去其对富庶的北美殖民地的控制，一个独立的、有强大防卫能力和可观的经济实力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也只是暂时地阻止了英国影响在全球的增长。可以与之相比的是俄国取得的成就，在整个18世纪，它向东、向南扩张，跨过亚细亚大草原。而且英、俄两国虽然坐落在欧洲东西两个边缘，但都对中欧的命运极感兴趣。英国卷入德意志事务是因为它同汉诺威有王朝间的联系（从1714年乔治一世继位起），而俄国则决心要在其邻国波兰的命运问题上发号施令。从宏观上说，伦敦和圣彼得堡的政府想要在欧洲大陆建立一种均势，并愿为此而一再插手，以便求得符合自己利益的平衡。换句话说，欧洲列强体系开始变成五大国——法国、哈布斯堡帝国、普鲁士、英国和俄国——以及一些诸如萨伏依一类的小国和像西班牙那样正在衰落的国家的体系。
为什么这些实力明显不相等的国家，特别是5个大国能够保持（或加入）这样一个国家“大联盟”呢？纯粹从军事上加以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人们很难相信这段时期内大国的兴衰主要归因于陆军和海军技术更新，比如说一国比另一国获益更大的技术更新［1］。当然，在武器装备上是有许多小的改进：如燧发枪（带枪刺）在战场上取代了长矛；炮兵更加机动灵活了，特别是继18世纪60年代由法国的格里博瓦发明新式大炮以后；被称作加农炮的一种口径大、炮管短的海军舰炮（最初由苏格兰的加农公司于18世纪70年代末制造）提高了战舰的摧毁能力。战术思想也得到改进，在人口和农业生产稳步增长的背景下，组建更加庞大的军事单位（师、军）成为可能，到18世纪末，肥沃的农田可以轻而易举地供养师、军这类庞大的军事单位。然而，公平地说，1815年威灵顿的大军同1710年马尔巴勒的大军并无多大差别，而纳尔逊的舰队也不比迎战路易十四战舰的舰队在技术上先进多少。
事实上，由于国家力量的增强，18世纪发生在陆军和海军领域最重大的变化，大概要数组织上的变化了。这一变化的典型毫无疑问非路易十四的法国（1661—1715年）莫属了。他的大臣们柯尔培尔、勒泰利埃等人都一心一意地想要在国内加强王权，在国外为国王增添光荣。法国建立了陆军部，由其行政长官来检查部队的资金筹措、供给和组织，马蒂奈作为总监制定了训练和军纪的新条令，在陆上新建了各式各样的军营、医院、阅兵场和弹药库，以维持太阳王的庞大陆军，并在海上组建了一个集中指挥的庞大舰队。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其他不想黯然失色的国家起而效尤。国家对军队的垄断并使其官僚化，显然是“立国”的中心部分。其发展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进程，这是由于国家权力的扩大和收入的增加必然会使军队有一定程度的常备性，这在一个世纪以前是没有过的。现在不仅有“职业性”的“常备”军和“皇家”海军，还有更加发达的军事学院、军营、船坞等基础设施以及管理它们的行政长官。现在，权力是国家的权力，无论它表现为东欧开明的专制政体、英国的议会制还是稍后大革命中法国的民众力量。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可以很快地模仿这些组织机构上的改进（最突出的例子要算彼得大帝在1698年后短短的几十年中对俄国军队进行的改革），而在没有维持大国地位的保证时，这些国家自己也会对其组织机构再进行改革。
比起用纯粹军事上的发展进步来解释1660—1815年间大国的力量对比来说，另外两个因素：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更为重要。这两个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把它们合起来看，就可能对这个时期多次战争造成的、乍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成败模式产生清楚一些的认识。
第三部分 金融革命一 金融革命
如上一章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们已清楚地认识到为国家创收的生产性经济基础和财政的重要性。18世纪旧君主政体兴起，他们拥有庞大的军队和众多战舰组成的舰队。这些又促使政府发展经济，增强筹措和管理有关资金的财政机构。不仅如此，1689—1805年英法间的7场大战，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持久战。因而胜利总是属于更有能力保持信誉、持续获得给养的大国，确切地说由于英国同法国都有盟国，胜利常常属于大国的联盟。事实上，这种联盟之间的战争只增加了战争的持久性，因为交战一方若资源耗尽，还可以向更强大的盟国寻求贷款和支援以维持作战。在这种花费巨大和耗竭资源的战争中，各方迫切需要的，是“钱，钱，更多的钱”。正是这种需要成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所谓“财政革命”的背景。当时一些西欧国家为支付其战争费用，发展了一套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系统。
的确，这个时期的财政变化还有第二位的、非军事的原因，那就是硬币的长期匮乏，特别是1693年葡属巴西发现金矿之前的那些年。在17和18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越发展，越有更多的白银为支付贸易逆差而外流。各地的大小商人都在抱怨缺乏硬币。此外，欧洲贸易的增长，特别是如布匹和航海用品等大宗产品贸易的持续增长，加之永久性贸易中心代替中世纪欧洲的季节性交易市场，使财务结算的规则性和可靠性增强。这就大大增加了汇票和信用票证的使用。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此外还有伦敦、里昂、法兰克福及其他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放款人、商品经销人、金匠（他们经常放债）、证券经纪人，以及数目日益增加的联合股份公司的经纪人。这些金融业者和钱庄采用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已经出现的金融业习惯做法，逐步建立起一套支撑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国家的和国际的信贷体制。
但是，还是战争给予欧洲“金融革命”以最大、最持久的推动。如果说费利普二世时期和拿破仑时期财政负担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的话，那么这种差别也是相当可观的。在16世纪打一场战争只要几百万英镑，到了17世纪末，打一场战争要几千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末期，主要交战国的开支有时一年就达上亿英镑。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大国间这些旷日持久、此起彼伏的冲突对西方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否利大于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满意地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决于你是否以长期战争前后的相对繁荣和实力作参照，竭力估算出一个国家的绝对增长。有一点很清楚，即使在18世纪中称得上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国家，全靠其平时的正常收入也不够支付它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战争。事情远未到此为止，大幅度地提高税收，即使有现成的机构去征收，也很可能触发国内的动乱。这正是所有政权都为之提心吊胆的事情，特别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挑战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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