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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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赢得战争（1763—1815）　　　
　　在英法下一阶段的斗争到来之前，有一段十几年的“喘息时期”。这段时期对英国命运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提供了点滴暗示。七年战争使列强可征税的财力和社会结构紧张到了极点，以致大多数的领导人都不敢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当时各国都在进行反省和改革。腓特烈被这场战争给普鲁士带来的损失（50万人死亡，包括18万士兵）所震惊，现在他宁肯过一种稍微平静些的生活。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虽然在战争中损失了30万人，但它本身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太坏，可是，整个政府系统明显需要变革，这些变革无疑会引起地方上的不满（特别是在匈牙利人中间），并要耗费玛丽亚·特利萨大臣的精力。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处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改革，还要镇压普加乔夫的起义（1773—1775年）。虽然这并没有阻止俄国继续向南扩张，也没有阻止它吞并波兰的种种阴谋活动，但这些仍然可以算做是地区性争端，不可与七年战争中各国疲于应付的全欧大联盟同日而语。东方君主们不再那么重视他们同西方各君主政体之间的联系了。　　　
　　在英国和法国，国内事务也占据了中心地位。两国国债可怕地增长，使它们都努力寻求开辟新的财源，并进行行政机构改革。这些努力造成的争论为国王乔治三世同反对派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火上加油，使法国国王同最高法院之间的矛盾更加恶化。英国政府忙于这些紧急事务，不可避免地对欧洲的外交政策比皮特时期更加没有计划性，更注意反省，英国同美国在税收和实施贸易法令和航海法令的问题上日渐尖锐的争执加强了这一趋势。但在法国一方，外交政策事务并没有完全被对国内事务的关注所压倒，实际上，舒瓦瑟尔及其继任者们对1763年法国的惨败痛定思痛，正在为加强法国未来的地位而采取措施。虽然国家急需开源节流，法国政府仍然逐步建立起一支海军，同西班牙的“家族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了。的确，路易十五对舒瓦瑟尔在1770年围绕福克兰群岛的冲突中大力支持西班牙同英国打仗不以为然，因为在该处一场大国之间的战争只会造成财政上的灾难。但是，法国仍然旗帜鲜明地反对英国并竭力从英国在海外所遇到的任何一点麻烦中获取好处。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伦敦同北美殖民者之间的争吵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时，英国所处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比1739年或1756年虚弱。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为个人素质。不论诺斯、谢尔本，还是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能提供全国性的领导，也提不出一项首尾一致的大战略。由于乔治三世的干预，由于围绕北美殖民者事件的激烈争辩，政治派别的纷争益发加剧，国家也因此而分裂了。此外，不列颠实力的两大支柱：经济和海军，这些年也遭削弱。在七年战争中蓬勃发展的对外出口，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停滞了，在整个18世纪80年代，部分是由于殖民地的抵制，还由于同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冲突日益加剧，英国的对外出口实际上下降了。在15年的和平时期，皇家海军全面削弱，它的某些海军将领同建造军舰的原木一样没有经过什么风雨。当法国于1778年参战时，英国决定放弃对法国的严密封锁战略。这虽然可能减少英军战舰的损失，但实际上英国却拱手交出了制海权，向直布罗陀、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沿岸派遣援军并不能代替有效地控制法国海岸的“西方出入通道”。控制这些通道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阻止敌人派遣舰队到那些遥远的战场去。等到1782年罗得尼取得圣徒岛大捷以及解除直布罗陀之围以后，皇家海军便重振军威，再次确定了它的制海权。此时北美洲的战争基本上已接近尾声。　　　
　　但是，即使皇家海军装备精良，英国的政治家们运筹得当，1776—1783年的战争还是包含了不列颠在18世纪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所未曾遇到过的两个战略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北美的起义一旦蔓延开来，英国军队要进行镇压，就得在离本土基地3　000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陆上”作战。同伦敦早先的愿望相反，仅靠海上的优势并不能使基本上自给自足的殖民地人民屈膝投降（尽管它可以明显地阻碍殖民地从欧洲输入武装弹药和补充兵员）。征服并防守整个美国的东部疆域对拿破仑的大军来说也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更不用说18世纪70年代英国人率领的部队了。遥远的距离及其造成的交通上的迟缓，不仅阻碍了从伦敦甚至从纽约进行的战略指挥，也加重了后勤保障的困难：“英国部队在北美所需要的每一块饼干、每一个士兵、每一粒子弹，都要经过3　000英里的大洋运来。”虽然英国陆军部作了重大改进，运输船只的缺乏和物资征购的困难仍然十分严重。此外，殖民地是一个政治、军事分散的社会，因而占领一两座城镇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只有当英国的正规军占领了出事的地区，英国政权才能胜利。而军队一旦撤出，起义者们就重新压制忠于英国的那些人。如果在20年前征服法属加拿大尚需5万英国士兵和殖民地的大规模支援的话，那么现在要重新恢复帝国的统治又需要多少英国士兵呢？15万？也许25万？一位历史学家曾争论说：“恢复英国在美国的权力，是用军事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军事力量运用得多么得当。”　　　
　　英国大战略中第二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是，这一次英国是孤军作战，没有一个愿意牵制法国的欧洲伙伴帮助它。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其说是一个军事上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外交上的问题。英国在1762年后同普鲁士断绝关系，对西班牙盛气凌人，对像丹麦和联合省这样的中立国的航运业采取高压手段，此外，它还未能取得俄国的支持，现在，英国正为上述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样，伦敦发现它自己不仅在欧洲是孤家寡人，而且到了1780年，还要面对一个可疑的武装中立联盟（俄国、丹麦、葡萄牙）以及一个充满敌意的联合省。而这时，英国在对付北美的暴动和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方面已经是力不从心、疲于奔命了。然而，英国外交上的无能还远不止此。如上所述，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东部各君主国已同西方分道扬镳了。它们现在全神贯注于波兰的前途、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问题以及同土耳其人的关系。如果有一个法国像在路易十四时代那样，一心要成为“欧洲仲裁者”的话，这种分道扬镳就不可能发生。但是法国的军队在“七年战争”之后已相对衰落，而且它在政治上也没有插手东欧的事务。这就使伦敦对1779年以后法国企图的密切关注在它以前的盟国那里找不到市场。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下的俄国人对英国大概是最同情的了。但是如果大不列颠没有彻底被消灭的前景，即使他们也不会从中干涉。　　　
　　最后，还有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法国曾一度采纳舒瓦瑟尔过去的论点，它顶住了进攻汉诺威或恐吓荷兰人的诱惑。同不列颠的战争只能在海外进行。这样一来，就使英国传统战略的“海军”力量同“大陆”力量脱节了。法国人破天荒地头一次将它全部的力量集中到海战和殖民地战争上去了。　　　
　　其结果是重大的。它还有力地驳斥了英国孤立主义分子的论点，他们认为不列颠岛国最适合于打一场没有大陆盟国和大陆战斗拖累的海上战争。在“七年战争”中，法国海军一年仅得到3　000万列佛尔的财政拨款，这是给法国陆军拨款的1/5。从18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海军的军费预算稳步上升，到1780年它的总额达到大约1。5亿列佛尔，到1782年则达到了2亿列佛尔。当法国参战时，它拥有52艘主力舰，其中许多比同级的英国军舰要大。这一数字很快就增加到66艘。此外还可以加上有58艘主力舰的西班牙舰队。到了1780年，又有一支由不到20艘可以作战的战舰组成的荷兰舰队。虽然英国皇家海军仍然比它任何一个单独的对手都要强大（1778年它有66艘主力舰，1779年90艘），但现在它发现自己常常是寡不敌众。1779年，英国皇家海军竟然失去了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一场法国、西班牙的入侵看来完全可能发生。1781年格雷夫斯率领的英国舰队同德格拉斯率领的法国舰队在切萨皮克外的一场遭遇战中，法国数量上的优势使英国舰队处于困境，从而导致了康华理在约克镇兵败投降，有效地结束了美国战役。即使在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扩大、敌人的规模缩小的时候（1782年英军拥有95艘主力舰，法国是73艘，西班牙54艘，联合省19艘），英国海军所占的优势仍然太小，不足以完成以下任务：保护北大西洋上的商船队、定期地接济直布罗陀、守卫波罗的海出海口、向印度洋派遣分遣舰队以及为加勒比海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英国的海军力量不再像以前战争中那样天下无敌了，它的制海权只是暂时的，局限于某些地区。岛国人的不幸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同法国陆军不在欧洲作战这一事实有关。　　　
　　事实上，到了1782年，为维持如此庞大的一支海军而造成的财政压力，已经损害了法国经济并迫使法国做某些收缩。现在难以弄到船用物资，更严重的是缺乏水手。此外，一些法国大臣担心这场战争使法国过度地将精力和资源分散到欧洲以外，因而使它不能在欧洲大陆发挥任何作用。政治上的这种考虑，加上同时害怕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快会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促使巴黎希望及早结束战斗。经济上，法国人的荷兰和西班牙盟友也同样情况不妙。但是，虽然不列颠财政上的忍耐力要强一些，1782年以后出口显著上升，皇家海军的境况在逐渐改善，但这一切都不可能力挽狂澜，转败为胜，也不可能在眼见北美殖民地就要丢失的情况下，说服国内的各个政治派别支持这场战争。尽管在1783年凡尔赛和约中不列颠做出了让步（米诺卡岛、佛罗里达和多巴哥），这未必就是1763年英帝国取得的巨大利益的逆转，法国人是可以说他们对一个独立合众国的建立及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遭受的打击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从巴黎的角度来看，虽然代价很大，但是在七年战争中被打破的战略平衡如今已明显恢复。　　　
　　相比之下，1763年以后，几十年期间，三大君主国的策略计谋并未严重改变东欧地区的战略均势。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关系的三足鼎立的性质，不论柏林、维也纳，还是更为踌躇满志的圣彼得堡，都不想挑动另外两个国家组成反对自己的联盟，也不想卷入一场像七年战争那种规模的大战。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年）时，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扩张企图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抵抗。这场战争的短暂而极其谨慎的交锋，仅仅证实了它们普遍希望避免为一场大国争斗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要进一步获取领土只能是各国进行外交“交易”的结果，这种交易是靠牺牲弱小国家，特别是波兰的利益来实现的。波兰在1772—1773年、1793年和1795年相继三次被瓜分。在以后的几个阶段，波兰的命运越来越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即受叶卡捷琳娜二世镇压华沙“雅各宾党人”的决心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为在西方反法战争失败而在东方获得补偿的企图的影响。然而，这三个国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新的关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三国相互对抗以及这些年间三个东欧国家彼此寻求勉强妥协的政策。　　　
　　在这种三角关系的地理和外交范围内，俄国的地位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相比，继续得到改善，这是不足为奇的。俄国尽管落后，但受到攻击的威胁却比它的两个西方邻国小，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都极力与令人畏惧的叶卡捷琳娜和解。瓜分波兰时，这种情况以及俄国历来加强在波兰身上的影响，保证了圣彼得堡取得了这个倒霉国家的最大一部分领土。此外，俄国在南方有一条开放的、支离破碎的边界，它借此在18世纪70年代初夺得了土耳其的大片领土。1783年，俄国正式吞并了克里米亚；1792年，又夺取了黑海北海岸的一系列领土。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奥斯曼帝国战斗力的衰弱，同时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暗地里忧心忡忡。另外一些国家（1788年时的瑞典，1791年小皮特领导下的英国）对俄国也同样不放心。它们想尽办法来挫败俄国的扩张主义。但是，由于维也纳和柏林急于逢迎圣彼得堡，西方大国又心有旁骛，无法在东欧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使沙皇帝国的国运得以日益兴盛。　　　
　　在这种局势下，1792年以前约10年中，国际关系的格局几乎没有显示出正在迫近的大变动迹象。这主要是因为大国间偶尔发生的争端仅仅是互无联系的地区性事务，似乎并不存在对总体均势的威胁。如果说东欧大国在忙于确定波兰和奥斯曼帝国的未来，那么历来围绕低地国家的命运和“竞争着的商业帝国”所进行的你争我夺，却占据了西欧列强的注意力。英国和西班牙围绕努科塔海峡的一场冲突（1790年）把两国推向了战争边缘，直到后来西班牙勉强屈服才算了结。英法两国1783年以后各自都精疲力竭，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两国的贸易竞争仍在继续。在1787—1788年尼德兰国内危机时期，武断专横的小皮特鼓动普鲁士趁机率军将尼德兰的亲法“爱国”派赶下台，这时，英法之间的相互疑忌便很快表露无疑。　　　
　　皮特内阁十分活跃的外交活动不仅反映了皮特本人的个性，也体现了自1783年受挫后，不列颠在大国中的地位已得到很大的恢复。美国殖民地的丢失并没有影响英国在大西洋的贸易。实际上，对美国的出口还在日益增长。英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市场比法国拥有的份额更大。在1782—1788年的6年中，英国的商船队在数量上增加了一倍还多。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发展，它受到本国和海外消费需求的刺激并得到大量新发明的推动。而且农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