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崔恩卿-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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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着改革。崔恩卿认为，这时候的改革开放还属于孕育期，好比人类的生产，十月怀胎才能有新的婴儿。中国报业也经历了十年，八十年代整整十年孕育着报业新的改革。在第二阶段孕育期，报业的基本特征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第三个阶段是九十年代以后，不断有新的婴儿诞生，中国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崔恩卿称它报业转型期；这个时期非常重要，在第一个阶段，中国有报纸，但没有报业，没有报业市场，没有报业经济；到九十年代就开始出现了报业，开始出现了报业经济，开始出现了报业市场。这都是很重大的变化。　　　　
　　　　进入报业的转型期，中国的报纸才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单一的宣传、教育的内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双向的信息传递的内容，这是报业转型期很重要的特征。这个时期的报纸以信息传递为主要功能，这个特征一直发展到现在。他之所以认为这是报业转型期，是因为这个时期报业的主体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党报的系统有《广州日报》作为代表，青年报刊界系统由《北京青年报》作为它的代表。进入九十年代的中期，又有一批以都市报命名兴起的报业群体，《三秦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形成了报业群体。但这些报纸还不能代表中国报业的主流报。崔恩卿用两句话概括九十年代中国报业市场的形态：边缘报纸闯市场，主流媒体守旧营。这就是九十年代转型期的基本特征：边缘的报纸开始了市场化，但是党的机关报还是基本保留原来的办报模式和它的操作手段。　　　　
　　　　进入2000年，中国报业进入了第四阶段：发展阶段，中国报业进入了更新的发展期。按照九十年代中国的报纸出现的变化和走势，崔恩卿认为21世纪的中国报业的变革趋势应该是“都市报纸主流化，主流媒体市场化”。都市报纸要以主流资讯服务于主流人群，而党的机关报、大报也要走进市场，使自己能够贴近市场，这是2000年后报业的一个基本特征。　　　　
　　　　崔恩卿主持《北京青年报》的经历，正跨越了他所说的报业孕育期和转型期，而他重新进入报业市场时，已是第四阶段，进入了21世纪群雄逐鹿的局面。他对报业改革时期的划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在北京青年报社事业正蒸蒸日上之际，崔恩卿离开了北京青年报，我们对《北京青年报》报业经营实践的研究暂告一段落，对他个人报业旅程的探究还在继续。


第二章　王者归来第5节　《北京娱乐信报》的诞生

　　　　崔恩卿，这个报业草莽时代的英雄，在《北京青年报》上升最迅速的年头，却“激流勇退”，在“娃哈哈事件”中辞职离开报社。　　　　
　　　　四年后，崔恩卿又重新出山，以微少资金创办了北京市场上另一张都市报纸《北京娱乐信报》。虽然崔恩卿一直称自己进北京青年报社是“误入报门”，办《信报》是偶然地“再续报缘”。事实上他有很深的报业情结，这种情结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的人生选择。四年后，他重操旧业，崔大侠出山，北京报业市场又可预见一番风起云涌。　　　　
　　　　崔恩卿刚离开北京青年报社时，先在家中赋闲一年多，之后被安排到北京市文联担任党组副书记。北京文联看起来是个闲适的单位，但崔恩卿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到了文联之后，他率先提倡对属下的《北京文学》进行大胆改版、市场化改造。之后又动起《戏剧电影报》的脑筋，这就为北京报业市场的一个新面孔“信报”的诞生埋下伏笔。　　　　
　　　　当时北京市文联属下有一报三刊，《戏剧电影报》是其中效益尚好的报纸。《戏剧电影报》定位是“戏剧电影资讯报纸”，发行量虽然不低，但由于是一家全国性发行的报纸，在北京这个目标市场上发行密度很低，带不来多少广告收益。在1999年12月份，崔恩卿向上级递交了一个题为《文联与戏剧电影报》报告；2000年，北京市文联采纳了他的意见，把《戏剧电影报》改造成一份立足北京的综合新闻报——《北京娱乐信报》，崔恩卿一开始是报纸的分管领导，后来应投资方的要求亲自担任社长，直接主持报纸的经营运作，正式出山。作为一名曾经辉煌的报人，可以想见，他的复出身上带着更大的压力。办得不好会砸自己的招牌，半世英名也受到损害。办得好也由于时代的局限很难再比拟当年《北京青年报》的辉煌。但是崔恩卿并没有考虑过多，他决定做一项事时，就毫不犹豫地做了，不计身后的得失。　　　　
　　　　崔恩卿曾用“续报缘”三字来表达他重入报界的心情：　　　　
　　　　再续报缘　　　　
　　　　——《北京娱乐信报》创刊号随想　　　　
　　　　2000．10．9　　　　
　　　　随遇而安度华年，　　　　
　　　　阴差阳错续报缘。　　　　
　　　　疑是南柯梦中景，　　　　
　　　　报海弄潮再扬帆。　　　　
　　　　崔恩卿的报业情结在《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办中得到延续。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北京娱乐信报》在北京报业市场已占有一席之地，占有比较稳定的读者群，也成长为一个良好的广告载体。根据各家市场监测机构的监测，《北京娱乐信报》目前在北京综合性日报市场中大概占据第四位的位置，排在《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之后，和第三位的《京华时报》处于竞争的胶着状态。当然，《新京报》的进入，以及崔恩卿的离职，都给《北京娱乐信报》的未来蒙上一层迷雾。　　　　
　　　　一个新报纸的诞生是多方面力量和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国内近几年新兴报纸创办的经验，一般需要三方面资源的合作，即刊号、资金、人才团队。这三方面力量的合作又有几种模式：　　　　
　　　　1．资金和刊号合作，再寻找团队。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天津青年报》刊号的拥有者——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引进天津顺驰房地产公司的资金，改版并招聘人才，推出新的都市报纸《城市快报》；还比如《京华时报》，系北大文化（隶属北大青鸟旗下）在2001年注资5000万和人民日报共同创办的。　　　　
　　　　这两者都是刊号拥有者和资本方合作之后，再组建人才团队。但是具体合作方式和运营机制又有不同：《天津青年报》是“报办公司”，《天津青年报》和顺驰房地产公司合资开办了天津青年报经营公司，由该公司承担报纸的经营工作；《京华时报》是所谓的“公司办报”，先由人民日报和北大文化合作成立京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该公司投资创办报纸，广告收入直接划入公司，采编部门的成本到该公司中列支。这两种制度的区别是：“报办公司”中的报社自由度比“公司办报”更大，受制约更小。　　　　
　　　　2．资本和团队合作，再申请新刊号。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是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下的《南方周末》经济部、《南方都市报》经济部一部分骨干和上海复星集团的资金进行接触和合作，再申请新的刊号。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报纸相对独立于集团之外，集团对其操控能力下降，人才团队的独立性更大，资本方的影响力更大。由于人才团队和资本方都有较强的能量和独立性，因此容易产生资方和员工的直接对抗，导致劳资矛盾等问题。如《21世纪经济报道》在2004年3月30日前后发生的“记者因待遇太低集体罢工风波”，即与它在一开始种下的体制性矛盾有关。《东方早报》的创办也基本属于这种模式。　　　　
　　　　3．（依靠自有资金）整合刊号和人才团队，再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新京报》即属于这种情况，《新京报》主要利用《南方都市报》的人才团队和光明日报报业集团的刊号，主管单位先投入自有资金整合这两方面资源，再寻找新的投资方。复刊后的《中国新闻周刊》杂志也属于这种情况。这种组合的优点是报纸的发展会相对稳定，主管方对报纸的掌控能力更强，受投资方影响小，而且报纸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之后再和资本方谈合作，会取得一个比较有利的谈判地位，避免出让过多的股权，为他人做嫁衣裳。缺点是主管方必须先期投入，资金会面临不足，风险更大。　　　　
　　　　《北京娱乐信报》的诞生基本上属于第三种情况。　　　　
　　　　崔恩卿很早就酝酿《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办。崔恩卿到了文联之后，《北京文学》朝着为大众服务的目标进行改革，两年之后取得了明显市场效果，品牌开始回升。基于对北京报业市场的敏锐判断，崔恩卿又准备对文联属下的《戏剧电影报》进行改造，改造的基本思路是规模化和新闻化，把一张全国性的娱乐资讯报纸改为一张北京的综合新闻类日报。1999年底，崔恩卿曾为《戏剧电影报》写过一首诗，在诗中，他已为未来的《信报》做了一个基本的定位：一是“新闻”，二是“娱闻”，三是“大众”，四是“北京”。　　　　　
　　　　在1999年12月份，他向上级递交了一个题为《文联与戏剧电影报》报告，提出应该好好利用这个资源，把一张专业化的报纸变成一张有规模的日报，既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也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崔恩卿的主张得到文联党组书记吕浩材的支持，但是这张新闻类日报的诞生却并非一帆风顺。北京市主管部门不赞成北京的报业市场出现太多综合性日报，其他几家新闻类日报也对此有抵制，最后《北京娱乐信报》只能用这样的报名出现。有关部门还曾下过指令，规定娱乐新闻不能低于40％。事实证明，崔恩卿对北京都市报的市场判断是准确的，《京华时报》也紧接着进入北京市场，这表明北京报业市场并未完全饱和，《京华时报》的进入门槛（5000万投资）已经远远超出了《北京娱乐信报》。　　　　
　　　　崔恩卿以很少的资金启动了《北京娱乐信报》，报社的自有资金实际上是100万元，加上社内员工预期筹资200万元，老舍基金会的90万元，再加上姜昆的鲲鹏网城公司投资的300万元共计690万元。以690万元的少量投资切入市场，崔恩卿依靠他个人的影响力迅速凝聚了一批骨干力量，凭借他在业界的良好关系取得了纸厂、印刷厂等方面的支持，通过负债经营，渐渐把《北京娱乐信报》推上正常运作轨道。　　　　
　　　　一直到创刊一年多后，《北京娱乐信报》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崔恩卿才进行较大规模的融资。2001年9月18日，北京广播影视集团和北京市文联签约合办《北京娱乐信报》，北京广播影视集团向该报首期投资2500万元。　　　　
　　　　崔恩卿所选择的《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办模式，既保持了报纸的相对独立和稳定，又用最低的投入创造了一个“新闻奇迹”　。他对后来的投资方的选择也是眼光长远，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拥有雄厚资金，更关键的是，它在新闻传媒业中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双方可以形成很好的优势互补。　　　　
　　　　《北京娱乐信报》的诞生是多方力量合作的结果，它引入了业外资本，尝试了员工持股。当初尝试员工持股，在“号召信报职工入股时，崔恩卿带头拿出了钱。但他的钱不算入股，而算是风险抵押，他提出：3年为期，到时《信报》如果继续亏损，这钱就算泡汤，由自己承担损失。信报如果有了盈利，他可以将本金拿回。文联党组讨论这件事时，说这不太合适，3年后如果信报有了盈利，你这钱按照银行存款该还利息就还利息。　　　　
　　　　按照常规，在北京这样的市场办一张综合性日报，启动资金需要3000…5000万元。崔恩卿意向坚决：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北京娱乐信报》一创办就完全市场化运作，是报业改革新时期的新型报业代表之一。《北京娱乐信报》和《北京青年报》是两个不同时期的报纸，他在创办《北京娱乐信报》时遇到的问题与执掌　　　　
　　　　《北京青年报》时是不同的。


第二章　王者归来第6节　对《信报》的苦心经营（1）

　　　　虽然有着丰富的报业经营经验，但当崔恩卿2000年重返报业战场时，报业竞争面临的市场态势已和以前大不相同。《北京青年报》的崛起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时期，当时中国的改革刚刚起步，中国报业市场没有现在这么开放，报业界改革开放的意识还不强，报纸到底怎么做还不太清楚。《北京青年报》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报纸，贸然闯入了市场，之所以有“《北京青年报》现象”，是因为在观念上抢先了一步。当《北京娱乐信报》创办时，已过了十几年，报业市场相对成熟了，特别是北京的报业市场。此时的报业竞争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读者和广告商面临更多选择，报业的生存和发展将更加困难。报纸的进入门槛很高，市场竞争压力变大；一张新的报能不能办成，需要市场竞争，能不能存活也要看市场竞争。崔恩卿面对新的报业竞争形势，又更新了许多办报理念，这些理念都带有很强的“崔恩卿色彩”。　　　　
　　　　一、改造之路　　　　
　　　　北京市文联原有一报三刊，崔恩卿1998年到文联以后，就看好了文联的这些资源。崔恩卿在文联党组会上，提出了“文联的文化产业”这个命题。他说：文联的报刊是文联的重要财富而不是负担。它们可以发展，也可以做出规模，可以既带来社会效益也带来经济效益，从而成为文联的文化产业。但是它们需要改造。　　　　
　　　　崔恩卿当时就注意到社会各界都在盯着报纸，当时北京市场上曾经有过一个叫城城文化集团，老板叫刘波。他准备收购66家杂志，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传媒收购计划，其中《希望》杂志也是在他的麾下。另外一些资本也在关注报纸，崔恩卿曾参与经历的《北京青年报》、《天津青年报》、《浙江青年报》、《四川青年报》，从97、98、2000年都在不断做这样的扩张。《浙江青年报》经历几起几落，北大文化先是投资《京华时报》，后来又投资《上海青年报》，业外资本都在关注着报业、关注着媒体。崔恩卿认为文联拥有的资源应该充分利用。　　　　
　　　　1999年11月11日，崔恩卿在与《戏剧电影报》编辑部座谈时，就初步提出了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