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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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得更严密罢了，些微颜色的和谐，建筑的技艺，正表示他们的历史还不很长。　　　　
　　　　我们就这样有了一个开始，父亲决定一直继续做下去。他微笑着决定，将他自己的屋宇整理好，将中国的屋宇整理好，用两国的友谊来弥补一切裂痕，为他自己和中国树立起友谊的旗帜来。至于以后如何，那就要看父亲怎样作为了。


礼仪之邦语言隔膜的笑话（1）

　　　　我们在帝国饭店暂住两星期，等候使馆装修工作的完成。我们差遣了一大批日本的木工在那宏伟的建筑物中工作，希望两星期后就能搬进去。　　　　
　　　　父亲必须一一造访日本的官员和其他外国的使者，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不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仅有的一个能翻译的翻译官又给他带了去。这样，给我们与外界沟通造成了许多可怕的隔膜，我们不能说那里通行的语言。在帝国饭店的两星期真好像没有尽头的黑夜一般。　　　　
　　　　在那时候，只有极少数的日本人能够说英语，然而在今天，每一个人至少都在尝试用各种不确切的问题去麻烦侨民，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借此练习英语，并不是故意让人讨厌。现在，日本人普遍地使用英语反倒使侨民们讨厌起来，然而那时候要这样该多么好呢。我们那时的生活实在是太沉闷无味了。日本旅馆中的侍从们不懂英语，虽然当我们和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也能点头或摇头，但是他们却连最最简单的字，如“来”、“去”、“这儿”等等都不明白，我们在这里就好像俘虏一样的不自由。　　　　
　　　　父亲天天出去，回来时便给我们讲述他所经历的事。有时我们也到使馆那儿去看看工程进行得怎样了。其中有一次探望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们要把一个房间分隔开来，想叫一个日本的木匠依照我们的意思去做，便叫一个我们认为有能力的翻译官同他讲。　　　　
　　　　下面就是翻译官同那木匠的谈话：　　　　
　　　　“格！格！”（这个！这个！）翻译官舞动着双臂在向那日本人做着各种表示，他说他已用手势做出了如何分隔那房间的样子，并且把所有我们叮嘱的话都告诉了他。我很惊异怎么这样一大堆的话用一个简单的日本字就可以交代清楚，因为不管我们对翻译官说什么，他总是用“格”字翻译给日本木匠听。　　　　
　　　　“格！格！”翻译官说。　　　　
　　　　“哈矣！哈矣！”（是！是！）那木匠回答着并谦恭地躬着腰，装出一副难看的笑脸。　　　　
　　　　“隔墙必须有这么高，”母亲说，“而且须和这儿交成直角。”　　　　
　　　　“格！格！”翻译官又同木匠说。　　　　
　　　　“哈矣！哈矣！”木匠回答着。　　　　
　　　　“各件事都说妥了，”翻译官对我们说，“墙立刻就要装好了！”　　　　
　　　　当我们第二次再去时，发现隔墙果然装好了，但并不像我们所叮嘱的高度，并且也没有交成直角，粗陋地放在那儿，更没有油漆过，而且还放错了房间！　　　　
　　　　回到旅店中，当我们向侍从们要冰水时，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做手势给他看，得到的只是深深的鞠躬，接着飞快地冲出去给我们捧了一些西瓜来。假使我们要西瓜，所得到的却是冰的茶或酒。我们要酒时，他们急急地为我们铺床，并且对我们白天要睡觉觉得很奇怪。我们令他们送饭来时，他们却送上了账单，以为我们要离开了。这两个星期现在想想真是有趣极了，然而那时我们却是有苦说不出。　　　　
　　　　此外，可笑的事还多着呢，这些都是父亲在依次拜访各长官后回家说起的，甚至到今天，我还能确切地说出一部分官员的姓名来。　　　　
　　　　比利时的使官叫做第•；安纳西，他是一个男爵，他的身材异乎寻常的矮，又是异乎寻常的胖，年纪已很老，他的妻子却很瘦很高，所以两人在一起的时候相形之下更觉有趣了。　　　　
　　　　英国大使欧纳斯托•；萨都男爵是个很高贵严肃的人，但是他有一种普通英国人所没有的幽默。后来我父亲和他成为很好的朋友。他还没有结婚。他生得又高又瘦，他的短髭盖住了一部分嘴唇，使他显得和平常人不同。他是一个大学问家，日本话说得像自己的国语一样流利，是一个标准的绅士。　　　　
　　　　哈孟先生是法国大使。他有一嘴粗硬的胡须，父亲常说他的样子像个屠夫。他很骄傲自己除了法语之外什么语言都不懂，并且他说即使他懂也不愿意讲。他的妻子是典型的法国南部胖女子，又黑又壮，她穿的衣服是属于粗俗的一类。我记得我那时候最喜欢看她，因为她的上身非常胖，而且在衣服上装饰满了花边。她的样子好像一个老式的针毡。他们有一个女儿叫做安娜丹，年纪大约十六岁，她是一个思想顽固的孩子，她的梦想是将来能嫁给一个有钱的男子，那些家财在百万以下的男子她是不加考虑的。　　　　
　　　　赫特洛夫公子是俄国大使。他是个漂亮而文雅的人，对我很好，我常常想念他。他有一个成年的儿子，长得比他还要漂亮。大使是一个语言学家，并且是女人心目中的美男子。俄国使馆是所有使馆中最豪华最舒适的一个。大使父子原是在世界最美丽的沙皇宫殿里长大的。　　　　
　　　　康托奥腓尼是意大利大使，又矮又胖，而且是秃顶，只在后脑勺有一撮头发。他尽量地用木梳把这些头发梳到前面来盖住他的秃顶，可他骗不过谁，连他自己也骗不过。　　　　
　　　　列斯保先生是巴西大使。他是中等身材，有一副不平凡的相貌。他能说漂亮的英语、法语和其他我所不懂的语言，据说是一个优秀的语言学家。列斯保夫人是她丈夫很恰当的配偶，她忠于她丈夫并为她丈夫的事业感到骄傲。她的打扮很适合一个大使夫人的身份。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成年。两个女儿都长得很美，并且是语言学家兼音乐家。儿子也长得很端正，能跳极好的交际舞。　　　　
　　　　在西班牙大使馆里，我只记得卡瑟先生，他是大使的秘书，至于大使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他的容貌也因为时间长久而忘了。我特别记得卡瑟先生，因为他的女儿卡门是我极好的朋友。卡瑟先生后来还在北京做过巴西大使呢。　　　　
　　　　特弗来托先生是葡萄牙大使，后来也在北京做过大使，特弗来托太太是个绝顶漂亮的女子，她的服装总是巴黎最时兴的。她在交际场中是最受欢迎的人。　　　　
　　　　另外还有许多人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特别记得德国大使赫尔•；克契米托，因为我父亲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这是父亲回来后告诉我们的。我父亲总带着翻译，除非他能确知对方是懂得英语或法语的，不过这一回，德国大使说翻译不必要，因为他会说中国话。


礼仪之邦语言隔膜的笑话（2）

　　　　那位德国大使请我父亲进去，让座以后，立刻用十二分亲热的态度招呼我父亲道：　　　　
　　　　“我的想你喜欢止于日本一边，你的来或许是一块辛苦的旅行中国一边这边？”　　　　
　　　　我父亲惊奇地对他望着，不知怎样来打破这僵局。他自己倒并不窘，因为他知道外国人很少能懂得中国话的，可是那德国大使知道了自己的错误后将怎样地窘呢。所以父亲等了一会儿，没有回答。　　　　
　　　　那德国大使继续说道：　　　　
　　　　“哦，我的知道，你不是英国人讲话，我不是中国人讲话！我们去取两个翻译人来。”　　　　
　　　　于是父亲就转向自己的翻译。　　　　
　　　　“请你对大使说，”他庄严地用英语讲道，“我不懂德语，假使他和我讲英语或法语，我就听得懂了。”　　　　
　　　　这以后怎样，自然可想而知了，这也是我父亲以后常常要提起的故事。　　　　
　　　　我还忘记了提起美国大使邓恩先生。他是我父亲很好的朋友，我们对他的印象也很好。　　　　
　　　　我们在帝国饭店的两个星期的最后几天，父亲尽了最大的努力把中国使馆的房子收拾好。当后来我们搬进这修理好的使馆时，父亲深深地相信，他的工作虽然艰难，但是他想做的，一定能顺利地完成。


礼仪之邦使馆生活的开始（1）

　　　　多么快乐呀，我们要离开帝国饭店了。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懂得我们，我们也无法懂得人家。至于那使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修理，已完全换了一副面目了。我们那艰苦的、好像两世纪一样漫长的两星期的生活，终于结束了。我们将要在一个比那里好得多的新环境里开始一种新生活。因为在这里的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有我们自己的仆人伺候我们，而且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将在这里住四年。　　　　
　　　　现在那些外交家要来回拜我父亲了，于是困难来了，因为我们都不懂日语。所以现在我们迫切地要找一个日本的仆人，他必须懂得中国话、法国话或英国话。这三种话我们一家人都懂得。于是我们开始找这样的日本仆人。在第一个星期里我们找到五个！　　　　
　　　　第一个日本仆人看不起中国仆人，他要做一家家务的主管人，虽然我们雇他是专为开门接客的，他不停地和家里其他的仆人争吵。他丝毫不懂得中国的等级制度，他对父亲的一等书童像厨房里的杂役一样地叱骂，这种态度，不要说是个一等书童，就是真正的厨房杂役也是受不了的。　　　　
　　　　于是这个仆人，大大地得罪了家庭里的每一个人。　　　　
　　　　我们又雇了第二个仆人，他看见了中国食物就摇头，他对我母亲说他必须占据厨房的一角来预备他自己的食物——饭和扁豆。他说中国菜太油腻了，他不会吃。　　　　
　　　　“厨房里空的地方多得很，”母亲说，“去拣一个地方烧你自己的饭菜好了。”　　　　
　　　　这样事情似乎解决了，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有一天，我们仆人中的一个认为非把那日本仆人犯的罪揭发不可了。日本仆人曾尝过我们的中国菜，在送给我们之前先偷吃了，当然，他嫌恶中国食物只是想象中的嫌恶。可是这日本仆人，虽然我们不计较他的偷吃食物，却得罪了我们的仆人，他们觉得偷东西吃是最大的罪行，除非是贼！这样我们又得换人了。　　　　
　　　　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在第一个星期中我们换了五个仆人，这完全是为了我们不会说日本话的缘故。于是我就决心学日语，并且把我的意思告诉家里的人，顿时大家都决定学日语，除了我父亲，父亲再不会有耐心在语言上用功夫。　　　　
　　　　使馆的每个角落都打扫干净了。现在这里比我们以前所住的任何地方都华丽。地板上蜡涂得发亮，野草都铲去了，我理想中的花园已经出现。你还记得门前那棵松树吧？　　　　
　　　　在这棵大伞似的松树下面，花园中的花草都已长成了；日本人对这些都是很有经验的。松树耸立在中间，又高又大，支持它的土的直径总共有五十英尺。我们的日本园艺家特地在树的阴面替我造了一个仙境似的地方，当然他并不是为了我，但是我却把它占为己有了。这是一个缩小的乡村，有比小孩的手掌还小的日本房子，小小的日本宝塔屹立于小山之旁，至于那山，还不及我的脚踝高。细小的道路是给那些小神仙们舞蹈用的。小路旁是一片只有一步之宽的海洋，海猛犸像闪光的金鱼正在那被淹没了的草丛间游戏追逐。还有比宝塔矮些的小松树，从岩石的顶端长出，岩石的大小也不过和一个中国女子的小脚差不多罢了。中间更有连亘的山脉，山上有一个八九岁或者十一二岁的小人。可以很容易地从山头望到山的那边。山上有池沼，奇怪而细小，摸起来好像丝绒一样柔软。　　　　
　　　　在这几天中我屡次地站在这讨厌的松树下，它可怕地阻挡了我的花园，我的背靠在树上，把园中的小人都当做我的朋友。那里似乎有木偶似的日本女人，像一个小手指那么大小，中国女人有可笑的缠坏了的纤足，穿着大袍或长衣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穿着草鞋和木屐沿着那弯曲的路“呱嗒呱嗒”地走着。所有我知道的国家的人民都有，而且都很亲善，尽力使我这大“格列佛”（译者按：“格列佛”是英国斯威夫特的童话著作《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书分四部，分别为飞岛游记、兽国游记、小人国、大人国，叙述一个水手游历各地，见到种种可笑的地方，用以讽刺不合理的现实生活。）欢乐，她那时正斜倚在松树上，很清楚地注视着他们，虽然实际上他们并不在那里。　　　　
　　　　他们都说着跟我一样的语言，用中文、法文、英文，没有我那样多的重音。但只要有一些小小的波折，就会立刻飞向他们安全的房中躲起来，譬如当红芳突然叫我的时候——那时她正在迷惑德龄究竟藏到这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里去了，或者在思索是否德龄又偷偷地躲到哪儿去了。他们都不像红芳，所以我当时不满于她的原因与此也不无关系。我告诉他们关于红芳的一切，并且似乎使他们也和我一样地恨她了。　　　　
　　　　有一天，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我倚立在松树旁和“小人们”谈话时，突然一个庞大的影子扫了过来，穿过了我的花园，接着，可怕的事发生了！我身后的树震动起来，脚下的地也晃动起来。在墙后传来一阵可怕的真人的叫声，这是仆人们恐惧的叫声。门窗砰然地响着。花园中的一座假山摇动着要倒下来，但最后还是没有倒下。那柔顺的池水泛滥着，似乎要吞没其中的一条道路。这是地震。我呆立在那儿，又害怕又麻木，我似乎看见我那些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以及所有其他的人急匆匆地在山上奔跑，他们疯狂地逃进他们的小屋，随手把门关上，于是我也奔回家中，冲开了自己的家门。　　　　
　　　　我一点也不喜欢地震。许多年以后，第二次地震又在使馆那儿发生了，但是你们已经知道了第一次的情形，这一次也不必再详细说明了。　　　　
　　　　现在许多人都来拜访我父亲，我对每一个人的好奇心又回来了。这是与以前不同的好奇，因为所有的来拜访的人都是新的，陌生而特别。他们的习惯与中国的也不大相同，然而对我倒是很熟悉的，因为我曾在欧洲住过，对于中国的习惯知道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