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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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的周围洒成斑斑的影子。这些影子不停地移动着，在地面上形成各种花纹。我常常站在树下听树叶互相擦着，发出嗦嗦的声音，好像在向我低语，又好像在窥探我。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官吏所到的庭院里是没有我的事情的。为了要愚弄这些家伙，我总是踮着脚尖走路，紧张得伸出了舌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我自己找来的工作。我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在窃窃私语，当我故意把背朝着他们的时候，他们竟会偷偷地看我。　　　　
　　　　这一次是轮到我去偷看人家了，去偷看那些在几分钟之内我父亲就要接见的官吏。至于我父亲，以一个上司的地位，他原可以叫他的客人无限期地等待着，直到他高兴的时候再接见，可是他从没这样，他总是严格地遵守着时间。　　　　
　　　　虽然这样，我还比他先一步来到庭院里。可是一到那里，我立刻忘记了我所爱做的事，在一个六岁的孩子看来，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我对那以前向我低语的树看着，怀疑我以前来的时候为什么竟没有发现这一件奇怪的事。树立刻又低吟了，叶片擦着叶片，轻轻地摇动着那由太阳光经过叶片缝隙而印在石路上的影子。铺路的石子是大小不等的，当筑路工人为了要把所有的细石子都拼在一起时，竟又形成了几种可观的花式。　　　　
　　　　然而最使我不安的（我直到现在才觉察，虽然我断定这棵树在几个月前已经变成这样了）是这么一件事：在厅前庭院里的许多树中，有一棵树没有叶子！　　　　
　　　　这大大地困惑着我，而且使我感到非常不平，别的树都是那么青葱，长着一树清香的绿叶，这一棵树却是光秃秃地被摒弃在一边。当然，这棵树是死了；可是这个字那时候对我还没有意义。我就动手来矫正大自然分配叶子（那些会互相擦着，对违规进院的小孩子喃喃诉说不停的叶子）的不均匀。　　　　
　　　　我曾经是一个标准的顽皮的女孩子，爬树是我的拿手好戏之一。于是我立刻就知道怎样去矫正大自然的错误了，而且，或许我待这棵树好，它的朋友也都会注意到，也许它们从此就停止对我的喃喃私语；让我可以自由地走进这庄严的庭院，不会受它们的窥探，也不会被它们喃喃的警告而吓跑。　　　　
　　　　于是我急忙跑到一棵有着过量树叶的树下，用任何一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六岁的孩子所可能有的全部自信，爬上那滑溜溜的树干。　　　　
　　　　我爬进树叶最密的地方，小心地把我周围的树叶摘下，尽量地塞进衣裳的各个部分。这样两手不停地工作了几分钟后，我比以前更加像一个玩具气球了，不过玩具气球没有这许多树叶隆起罢了。我又迅速地爬下来，飞奔到没有树叶的那棵树下。　　　　
　　　　我爬上去，爬上去，一直爬到最高的桠枝上，在那里，我就小心地拿出藏着的叶子，开始把它们装点在那枯了的细枝上。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很简单的，我只要用树枝在叶子上穿个洞，就可把叶子套在树枝上了，而且我也相信，只要我把别的树上多余的叶子都拿来完成了我那慈悲的工作之后，这棵树就会和其他叶密的树一样了。当我正爬在高高的树上，工作还没有完成一半的时候，忽然听到男人的“嗒嗒”的脚步声。从他们沉重的步子，我可以猜出这是父亲的客人坐在轿子中，由轿夫们抬着来了。我听到木杆碰撞的声音，知道他们已把轿子停下来休息了。我一直不敢往周围看，因为我怕他们笑我！　　　　
　　　　后来我偷偷地看了一眼，才知道我绝对无法逃避他们的视线了。于是我决定静静地留在树上，一动都不动，希望没有人会注意到我。虽然我的树叶还只装了一小部分，不够遮蔽我的身体，我却也不管了。　　　　
　　　　客人们文雅地从轿子里出来走进庭院，他们的衣服上，或是装饰着孔雀毛，或是绣得像虹霓一般的鲜丽。当他们把眼睛往庭院周围一瞟的时候，自然他们就看见了我。　　　　
　　　　其中一个就走到树下抬起头来望着我。　　　　
　　　　“小孩子，你在做什么？”他严肃地问道。　　　　
　　　　“我正在把树叶给这棵树，因为人家忘记给它了。”我鼓起勇气回答。要是我没有到过欧洲（那里的小孩比中国小孩自由得多），那我一定不敢对这个陌生人说话。　　　　
　　　　“你没看见吗？这棵树已经死了。它自己不会长树叶了。你可知道，一两天后，你的叶子枯了，这棵树还是和原来一样的。”　　　　
　　　　“不要紧的，”我大胆地说，“别的树有很多的叶子，我总可以从它们那里取来给它。”　　　　
　　　　这个人笑着，回到他的同伴那里去了。　　　　
　　　　第二个人说话了：　　　　
　　　　“那就是裕庚的孩子吗？”　　　　
　　　　自从这天起，我就不停地怀疑着，为什么大人喜欢在小孩子听得到的地方问关于小孩子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大人会那样残忍地问那些令小孩子心碎的问题？　　　　
　　　　“是的，”第一个人说，“这也是其中之一。”　　　　
　　　　“她的小脸倒挺漂亮。”第二个人说。　　　　
　　　　我心中立刻充满了骄傲。我希望现在就有一面镜子让我可以证明那陌生人的话的真实性。但随即那第一个人几乎击碎了我的心。　　　　
　　　　“不错，”他说，“她的面孔固然漂亮，却有着一双大脚！”


害人的洋娃娃严肃的庭院（2）

　　　　眼泪很快地充满了我的眼眶。我低下头去看看我的脚。在我看来这是一双小得异乎寻常的小脚，而且非常玲珑。尤其是当它们从那臃肿的棉袍下伸出来时，显得更小了。可是那陌生人的批评使它们在我眼中渐渐变得大起来，一直到我觉得它们真的很大，甚至大得近乎用我常常拿来玩的炮舰来比喻我的脚。陌生人的话给我在阳光下添上一层乌云，它把我这一天的快乐完全给遮盖住了，若不是这块乌云，虽然有沉入水中的事，这仍不失为快乐的一天。　　　　
　　　　当我爬下树的时候，我开始暗暗地哭泣了，但随即就停止了。　　　　
　　　　从客厅到门口，传来了客气的邀请：　　　　
　　　　“请，请进来！”　　　　
　　　　我的父亲那时候在庭院尽头的厅里，仆人们大声呼喝着叫那些官吏去见我父亲。立刻，全部的礼节占据了这肃穆的庭院，在这里，我父亲代替太后经管着大部分的事情。我几乎忘记了我的眼泪，一直等到那些官吏卑躬地依次走进大厅，每人拿着一张一尺见方的红卡片，那是各人求见的帖子，卡片由他的仆人拿着走在前面。　　　　
　　　　这时候，我的眼泪又来了。我飞快地奔到庭院的尽头。无疑地，这些官吏正有着重要的事情和我父亲商量，可是对于我来说，那些都是小事情，因为我受了那么厉害的创伤：一双大脚。　　　　
　　　　于是我愤怒地哭着，跟那些官吏到厅里，跑到我父亲面前，也不管他正在和周围的官吏行相见礼，在我既抓住了我父亲的注意力，同时也抓住了那些在场的官吏的注意力后，我指着刚才说我的人，喊道：　　　　
　　　　“父亲！那人说我有一双大脚！他是什么意思？”　　　　
　　　　我父亲把这事看得很严重，他不责骂我，也不用严峻的话叫我走开。不会的，我的父亲知道伤心是怎么一回事，也许他见过不少伤心的人。可是父亲也不叱责那说我的人，此刻那人已窘得坐立不安了。　　　　
　　　　父亲把我拉近他，对我说话，声音大得那些官吏都能听到。　　　　
　　　　“女儿，”他对我说，“你总知道你的阿妈怎么走路，那么难看地摇摇摆摆，好像她的小脚软得无力支持她的身体，这就因为她是汉人，汉人的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就把脚紧紧地裹坏了，当这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她的脚却始终不长，但是你，我的孩子，是个满族姑娘，满族人从不把他的女儿的脚包起来。你的脚像其他的孩子一样的小，灵巧，而且永远是这样的小巧，但是你的脚是天然的，没有损坏的。”　　　　
　　　　为了打破这接着而来的一段难受的沉静，虽然我那时候还不懂得，那个说我大脚的人说话了：　　　　
　　　　“大人，你还有别的孩子吗？”　　　　
　　　　当然他不是这样说法的，因为我删去了中国对话中的客套，那些在外国人看来是多余的。　　　　
　　　　我父亲骄傲地点点头。　　　　
　　　　那人继续说：　　　　
　　　　“我们想见见他们。”　　　　
　　　　这是一种规矩，当来客要见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必须穿着最讲究的服装来见客。所以我父亲急急地叫我走，并吩咐把其他的孩子立刻带来见客。　　　　
　　　　于是在这一天中，我第三次被阿妈带去装扮。这次那件臃肿的棉袍是不穿了，可是那讨厌的红丝带仍旧留着，使我可爱的头发大为逊色。　　　　
　　　　我父亲的孩子（我们一共是四个）就急急地来到大厅，好像是被检阅的小士兵，排成一排，面朝着客人，准备用叩头礼节来向客人表示敬意。我们跪下去，把头在地上碰着。头上的红丝带，我觉得在客人眼光中将是一种最丑陋的标记。　　　　
　　　　我们叩罢头重新立直站在一边的时候，那些客人就给我们每人十个中国洋钱，算是一种礼节，那时候我却不懂得。好奇心使我像平时一样发问了：　　　　
　　　　“你们预备买什么送给我们？”我问。　　　　
　　　　当然他们不会懂得我为什么要问这问题，就像我不懂得他们的礼物一样。于是我父亲耐着性子向我解释。　　　　
　　　　我怎么会猜想到我这些话（由此可以证明我不像普通中国孩子一样，而且是很放纵的）会替我父亲招来许多麻烦？虽然这样，父亲对我却从没有失去耐性。　　　　
　　　　假如所有的父亲都是这样地了解他们的孩子，人类恐怕再也不会想到上帝了！


害人的洋娃娃害人的洋娃娃（1）

　　　　我的父亲是一个巨人。他的肩膀阔得可以负担许多，虽然这样，他尚且还有空余的地方来照顾他的家庭，作为他的四个孩子的安乐所。在这双肩上，有充分的地方给这位六岁的满族孩子栖息，她一只短短的手臂围住父亲的头，把他的帽子扯歪，这种动作往往会引得他大感兴趣。　　　　
　　　　父亲体形上是个巨人，但并不胖，有极好的脾气，常常将最大的困难当成小事，比如我的困难就往往是又大又严重的。他有一脸散乱的胡子，那灰色的一丛从下嘴唇下长出来，散满了下巴颏。一撮不整齐的短髭在那壮大的鼻子下，被一双锐利而聪明的眼睛保护着。　　　　
　　　　他懂得政治上的大问题，他也了解孩子的小小的心。他忽略了自己的困难，却竭力设法解决别人的困难。他懂得一切事物！　　　　
　　　　这就是为什么皇上和慈禧太后……　　　　
　　　　但这只是一种预期。我觉得，我们要回到沙市，那个我开始认识我父亲裕庚的地方，这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当我回去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起那个我幼年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女婢，直到现在，我想起她来还像是一场噩梦。她之对我，就像李莲英对光绪皇帝。在德龄的《光绪泣血记》中，描写了光绪皇帝和慈禧的太监李莲英之间很深的仇隙。——编者注　　　　
　　　　这女婢的名字叫红芳，她是从小被卖到父亲家做婢女的，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她的父母拿了二十六块钱把她卖给我们家。在我现在所讲到的这个时期里，她是我们的管家，也是这四个气球般的满族孩子生活中的恶魔。我记得很清楚！她是多么固执著自己的成见啊！　　　　
　　　　“太太……”　　　　
　　　　每当她来要我们做些什么，或是为我们而抱怨的时候，她总是用这两个字开头，我们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指我们的母亲。　　　　
　　　　在满族家庭中和汉族家庭一样，太太是最高的主宰。当孩子们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不管这两个字是以什么方式出现的，也不管它们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的，孩子们必须停止一切活动，立刻接受教训，那些教训必须是无条件服从的，因为那是从太太那里来的。尊敬父母是满族和汉族家庭中基本的一条准则。　　　　
　　　　当红芳用卑鄙的、自满的（直到现在，我还想不出用另外的词来形容她）神气在计划着她所要说的话时，我们却必须站直了，她先用太太两个字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于是以后无论她说什么话好像都是我母亲的话而由她来传达的。　　　　
　　　　“太太要你这样做，德龄！太太不准你那样做。我已告诉太太你不听话，她说她要处罚你！”　　　　
　　　　这种规矩的不合理，我们是无法控诉的。我们甚至于不能验证她的话来确定这些教训是否真正由母亲发出。红芳看得很清楚，只要她提起“太太”，就没有控诉的余地了。不知有多少次红芳用了“太太”的名义使我们屈服于她的荒诞的主张。　　　　
　　　　我恨透了红芳，因为我知道她常常威胁着我们奉行那些连太太自己都不知道的“太太的命令”。　　　　
　　　　一切命令冠以“太太”两字，我们就不能考究它的来源，由于这种规矩，我们四个孩子就无形中做了婢女红芳的奴隶。她有最高的权力。或许她也感到苦痛，因为她是个奴婢，或许我们不应该责怪她对我们的虐待，可是在奴婢买卖自由的情形之下，我们小孩子是无能为力的？！　　　　
　　　　不管对与不对，红芳对我就相当于中国的“夜叉”。　　　　
　　　　这里我又记起孩童时代的一个插曲，这又证明了我父亲裕庚善良的心地。　　　　
　　　　我们有一只很大的金鱼缸，还有一个洋娃娃，那是一个好心的朋友送给我的。这洋娃娃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我忘了，总之她的面孔既不像汉人又不像满族人。　　　　
　　　　还有那金鱼缸呢？　　　　
　　　　这已经是古董了，据说是宋朝的遗物，可说是无价之宝。中国人相信，新的金鱼缸，因为出窑不久，还保留着火气，会把金鱼烧死。但是这只宋朝的古缸，是一只又大又美丽的缸，已经冷却了一千年，所有的火气都已经跑掉了，使它成为金鱼的一个小天堂。在汉族或满族家庭中，金鱼是不可少的点缀品。　　　　
　　　　这只宋代遗物是我父亲的宝贝，他朋友都羡慕他，常常听他兴奋地叙述他得到这件宝物的经过。　　　　
　　　　后来有人送我一个洋娃娃。那时候我正站在金鱼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