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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3-大地的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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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学，1934年出生，台湾省屏东县新埤乡人。师大国文系毕业，曾任教师和编辑。具有传统旧文人气质，同时又具有现代知识分子参与的入世思想。70年代初，他毅然辞去教职，重归故乡田园，晴耕雨读，过清贫乐道的书生农夫生活。
陈冠学曾精研中国古代思想，出版有《象形文字》《庄子新传》《论语新注》《庄子》等，成就颇可观。他退隐田园后，也专注于台湾拓荒历史和台语的研究，著有《老台湾》《台语之古老与古典》等，笔锋常带挚爱这块土地的一股热情，叫人掩卷而久久心情激动。
《大地的事》 第一部分名家荐言
《大地的事》是知识分子下乡写的田园文学，文笔自然自然，没有造作，最可贵的是他躬耕自持的精神，他不只写田园之美，也有很多人文思考和高层次的人文观照。——林文月（台大中文系教授）
陈冠学以朴素、内敛的情感，和未经雕琢的文字，处理每日接触的大自然景观与生命，剪裁得体，不留滥情的痕迹。——方瑜（台大中文系教授）
陈冠学见闻广博，常识丰富，而文字不落俗套，文体自成一家，读每一句都觉得恰到好处而又有难以预期的惊讶。——颜元叔（台大外文系教授）
《大地的事》是首动人心弦的割。它的叙述单纯，文字平实，没有刻意的夸张，没有感情的倾吐，而真情寄于其间，如读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虽似一餐野笕羹饭，但味若橄榄。——何欣（前政大西语系教授）
陈冠学的《田园之秋》充分反映了台湾这块美丽土地所孕育的内藏之美。这是台湾三十多年来注重风花雪月未见灵魂悸动的散文史中，独树一帜的极本土化的散文佳构。——叶石涛（著名评论家）
《大地的事》 第一部分 叶石涛：陈冠学《田园之秋》
大约在光复前后的时候吧，从古代西拉雅族盘踞的盐分地带，有几十家没有土地的农户，成群结队的，为了找寻一块乳与蜜流泻的地方，老远跑到潮州附近的新埤，就在这荒芜的地方落了户。我说乳与蜜流泻的地方，其实是近似讽刺的话，可怜新埤这地方倒相反，可说十足的不毛之地；由于是灌溉不方便的一片沙碛地，因此所有笃实的农家都敬而远之，可能连正眼也不看它一眼，这实在是伤心之地。虽然如此，连这样没人要的土地已有了两个客家人的先住部落奇迹似的，顽强地黏住土地生存了下来。这些后到的西拉雅族的后裔也就在这里扎了根，建立了福佬人的部落，从此和客家人和睦相处，就在这瘠薄的土地上讨生活。
新埤的这一块土地为什么开放给穷苦人家去开垦，这事情的颠末我不太清楚，也许是糖厂招不到工人去开垦的关系吧？反正，在台湾这样人口稠密、耕地有限的地方，发生了这桩事儿，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事。
虽然搬到这儿离老家很远，但这块土地是盐分地带住民的一处最南端的、前锋的屯垦地，和老家不是没有来往的，有人搬出去，又有人搬进来，三十多年来随着水利灌溉的发达，渐渐地旱田上有了水，长了甘蔗，后来也有了芒果等果树园，倒也变成差堪安居乐业的地方。既然农民勉强可以维持生计，就慢慢地计较起子女的教育问题来，这三十年来也有少许有出息的子弟读到大学，当然念过中学的也颇不乏人。这些盐分地带住民的后裔在全省各地都可以看到，在高雄市隐然构成一股勤劳的市民阶层，有些人非常精明，甚至爬到社会金字塔塔顶，掌握了经济实权，颇有叱咤风云、睥睨一切的气概。
然而您以为他们这一群人是实利主义者，只为追求金钱权力而劳碌一生，那就错了。须知盐分地带自古以来靠近台南府城，从荷兰时代历经明郑三代以至于满清、日据时代，一直是教化普及的地方。因此，这地方人才辈出，数得出许多鼎鼎有名的学者、政治家、企业家和作家，始终是台湾精英分子群集的地方。
我的开场白这样长，其实是在努力解释默默无闻的作家陈冠学的背景。我不知道陈冠学是否在新埤诞生的，或者孩提时候跟着爹娘到新埤落户的，总之，他是在新埤长大成人倒是事实。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他的身世，因此上面那一段开场白，一半是猜测，一半是听闻。
陈冠学是师大国文系毕业的，据说他曾受教于牟宗三。因此他在任教课余之时，二十年如一日地钻研中国古代思想，成就颇可观，可以说著作等身，曾经出版了《象形文字》《庄子新传》《论语新注》《庄子宋人考》《庄子新注》《庄子》等著作。可惜，我是不懂老庄哲学的，又没有多少兴趣，所以我不敢肯定他的学术价值。
虽然我不懂老庄哲学，我倒的确懂得一点台湾历史。我断断续续地读了四十年的有关台湾历史的文献，而且对于台湾的先史时代有浓厚的兴趣，曾经参加了几十次先民遗迹的挖掘和田野采集工作，最近一次在台南永康的茑松贝还挖到一块玻璃质陶环碎片，因此着实兴奋了好几天。所以我看到他两本有关台湾的著作时便真正认识了他的才华。
前年十一月他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由三民书局出版的《老台湾》，另一本是自费出版的《台语之古老与古典》。《老台湾》是一本有关古代台湾历史的著作。从来写历史的学者，其著述大都是教科书式的，如郭廷以的《台湾史事概说》，不然则有似一本流水账，鲜能融会贯通，将台湾的过去活现于纸上；尤其是台湾过去地理的变迁和移民的拓荒实况，几乎全不触及，取貌遗神，既缺乏兴趣又少鼓舞。陈冠学的这一本《老台湾》正是为弥补这一缺陷而作的，值得一提是虽然写的是枯燥无味的历史，而他的笔锋常带感情，真教人掩卷而久久心情激动，难以平静下来。
有关台语研究涉及到声韵学，也是一门冷门的学术领域。我曾经读过先贤连雅堂先生有关台语语根的阐释而开了眼。此次读到陈冠学的《台语之古老与古典》，才恍然悟觉，时光流逝得快，连雅堂先生的研究只能算是放下了一块雄伟的基石。
陈冠学是一九三四年生的，今年已四十八岁，但是二十多年的伏案苦读，使他显得苍老。一双清澄的眼睛发着温和的光，透露着他内心宁静平和的讯息。
他最近一部著作是散文《田园之秋》，曾经发表在《文学界》。日本作家佐藤春夫曾经有一本小说叫做《田园的忧郁》，在这本小说里他以锐敏的知识分子的感性，描写了日本四季转移之美，同时也借田园之美反映了他内心生活的苦闷和烦恼。
陈冠学的《田园之秋》，透过农家四周景物的描写，充分地反映了台湾这块美丽土地所孕育的内藏的美，同时也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博物志。如同法布尔（Jean Henri Fabre，1823—1915）的十卷《昆虫记》，以锐利的观察力和富有创意的方法研究了昆虫的生态一样，陈冠学的《田园之秋》也巨细无遗地记录了台湾野生鸟类、野生植物、生态景观等的诸面貌的四季变迁，笔锋带有挚爱这块土地的一股热情。这是台湾三十多年来注意风花雪月未见灵魂悸动的散文史中，独树一帜的极本土化的散文佳作。
如果要明白他写《田园之秋》的动机，可以看他另一篇只短短三千多字的散文《我们忧心如焚》。在这短文里他把台湾工业化的结果，生态环境被破坏，我们的祖先筚路蓝缕好容易才开拓的美丽大地将要荒芜的忧虑，用满腔抗议发泄出来，这是一篇近来难得一见的有力控诉。
陈冠学具有中国传统的旧文人气质，同时又具有台湾知识分子参与（mitted）的入世思想。他辞掉教职，毅然脱离看不见的枷锁，绝不能看做是退缩和逃避，毋宁是一种更积极的为求真理宁愿殉道而死的强烈意愿。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是依附权力谋生的。设若坚决不想妥协，那么唯一的出路便是退隐：晴耕雨读，过清贫乐道的生活。可惜，我们的田园在哪里？也许只有在梦里，在心坎深处才能找到那温馨的泥土香味呢！《田园之秋》，是找不到那归隐之处的一阕哀歌。它之所以打动我们的心弦，就是因为此散文把我们心里的那一块模糊形象的田园具象化的关系吧？
《大地的事》 第一部分何 欣：《田园之秋》初秋篇（1）
初读刊于去年出版的《文学界》第二集中《田园之秋》时，便被那质朴凝练的文字迷住了，仿佛很久很久没有读过这样朴实无华但具浸透力的文章了，读之自然难以释手。作者陈冠学的名字，也是初见。是位年轻的后起之秀吗？不像，除了老练的文字之外，文章中表现的思想与生活态度似乎不是初出茅庐者所能望其项背的。是位老作家吗？怎么没有听人提起过他呢？有些纳闷。很久之后，偶遇叶石涛兄，便问他知道不知道《田园之秋》的作者陈冠学先生何许人也，叶先生说他已不再年轻，是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的，教过书，也出版过书，现在正过着真正的农夫的田园生活。哦，原来如此，难怪他写的农夫生活能让人觉得不是空洞呐喊而是首能动人心弦的歌。再后又有机会重读《田园之秋》，而且是通篇读完的。我个人读书除不求甚解外又乏耐性，对读过的文章，如乏特别吸引人的力量，总不能逐句逐段读第二遍，但对《田园之秋》，的确真心诚意读过第二遍。读它时，我想起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兼散文家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的《四季随笔》（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这是一本记录乡村生活乐趣的书，虽无优美的形式和堂皇富丽的文体，但它具有一种严肃强劲的力量，永远会唤你接近它。如果把《田园之秋》比作《四季随笔》，也许包括作者在内的很多人会以为我是故意夸张，有捧人之嫌，但是我读《田园之秋》时，的确不时想到《四季随笔》。《田园之秋》开始的第二段中就说：“在自然里，在田园里，人和物毕竟是一气共流转，显现着和谐的步调，这和谐的步调不就叫做自然吗？这是一件生命的感觉，在自然里或田园里待过一段时日以后，这是一种极其亲切的感觉，何等的谐顺啊！”生命的步调同自然的变换流转合而为一，获得这种“谐顺”。也许是这种谐顺在召唤着人们，至少是一部分人吧，尤其是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在耳中回响的尽是不和谐的音乐声时，偶尔会思念或盼待那“在燕划破熹微晓空的鸣声中醒来，在铃虫幽幽夜吟中睡去。没有疲劳感，没有厌倦感”（页七）的生活吧。
现在我们都为着经济繁荣和高度工业化的奇迹而感到骄傲，台湾人民生活水准提高了，收入增加了，不畏惧门外狼嚎了。诚然，我们衷心地为这些物质方面的成就欣慰。但工商业的高度迅速发展改变了我们的旧日生活方式，也带来无限烦恼与焦虑。抛开哲学家、思想家的高深学理和主义不谈，我们都亲自体验到工业化的大手给我们一巴掌的力量了。人们终日忙碌得连吻吻妻子、抱抱孩子的心情都没有，奔东逐西，为了赚大钱，在赚大钱的过程中就忘了孟夫子那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忠言了。当今“利”在控制着人们的思想、指导着人们的行动，“为目的不择手段”代替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科玉律；莽林法则代替了仁义道德。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在喧嚣的都市中也没有悠闲，更不易建立彼此间的亲密关系。同住一幢楼里的隔壁的邻居，是马达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家家电视机里喧闹之声相通，而邻人相遇于电梯中或门口时，微微点头，或露齿微笑，而不知对方来自何处、妻妾几人；自己一家人聚在两间小屋里，难得互倾心曲。白天各奔前程，晚上接受电视歌舞连续剧的庸俗文化之袭击。晨不闻“两个黄鹂鸣翠柳”，夜不闻“一犬吠深巷”。再说大环境吧，处处皆是污染威胁，河中不再有香鱼，山间不复有野熊，林中不再有珍禽。许多的人写过报道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文章与书籍了，读过之后，不禁为上帝创造的这些生物之被屠而叹惜。因此“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就对我们构成了一个“诱惑”。既不能只手挽狂澜，只有“穷则独善其身”了。陈冠学先生之归隐田园，是否源自这种动机？叶石涛先生在《田园之秋》的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要明白他写《田园之秋》的动机，可以看他另一篇只短短三千多字的散文《我们忧心如焚》。在这短文里他把工业化的结果，生态环境被破坏，我们的祖先筚路蓝缕好容易才开拓的美丽大地将要荒芜的忧虑，用满腔抗议发泄出来，这是一篇近来难得一见的有力控诉。”陈君那篇有力的控诉《我们忧心如焚》，我还没有机会拜读，想来他是处于前述的那种情境吧。真是至大的矛盾，在感情上我们可发思古之幽情，但从理智上考虑，工业化是必然的，欲求国富民强，必须工业化，我们不能永远生活在古老的农业社会中做“高贵的野蛮人”哪！为了建筑大水坝而毁了一条供人暇时垂钓的小溪，实在也无需做有力地控诉和抗议，卢梭的抗议阻止不住科学迅速发展；梭罗的抗议拦不住美国现代化。我个人认为陈冠学先生在《田园之秋》里固然流露了他对单纯的田园生活的热爱，但这种田园生活所以能给予他精神上的宁静，实是因为他在自然界中找到了一种和谐，就是他所说的“谐顺”。哲学家、文学家、圣贤、宗教家，自古以来，就在不息地追寻这种和谐。这追求不始自工业化带来灾难——对生态环境之破坏后，它始于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时代。古希腊诗人狄奥克利塔斯（Theocritus）在纪元前三世纪写的田园牧歌里便歌颂自然之美；罗马史诗作者维吉尔也写过歌颂农家乐的《农事诗》（The Georgics）；我国诗人写自然之美者，历来更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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