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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3-大地的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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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做作和不甘心。在这种心境下，田园再美，大地再丰饶，他们也未必真有兴致去观察和享受——更多的时候，他们可能都在竖起耳朵谛听来自京城的马蹄声，是否能为他传报复职或升迁的佳音。但长年住在台湾屏东乡下的陈冠学和他们不同，他回到故土、走向田园的心境，有着一种别人所没有的平静和自在，同时也带着一种面对人世的通达和智慧，所以，他的文字自然、纯净。诚如范培松教授所说：“陈冠学返乡的原因称得上是没有被胁迫的出于本性的纯粹，没有丝毫的失意，如此也就决定了他返乡后的生活起居和创作的纯粹，陈冠学是纯粹的返乡实现了返乡后的纯粹，真是凭借这种纯粹，打破了数千年来只有失意人能写绝妙田园诗文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是空前绝后。”——“打破了数千年来只有失意人能写绝妙田园诗文的神话”一说，很多人可能会不同意，但陈冠学作为当代文人中一个独异的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少，我读《大地的事》，并不把陈冠学笔下的“田园”当作官场、商海或其他的嘈杂人世的对抗性存在，它就是“田园”，是大地的一部分，是花草树木，鸡鸭牛羊，是虫叫和鸟鸣，是无边无际的夜晚，是路边的一句问候，是田间的一次小憩……这个“田园”，不是象征，也不是隐喻，它就是田园本身，就是在其中生活的人，在其中发生的事。因此，陈冠学用日记形式记下的田园和秋天，不乏琐碎，但我们读起来却兴致盎然，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能从中读到一个真正的田园，能随着一个感官全面打开和解放的人，进入一个最为细微、有趣、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
陈冠学和大地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秘密通道，正是这种生命的关系。他的眼睛、耳朵和鼻子，甚至舌头，都全面向大地敞开。他说，“真正美好的事物，看着，听着，闻着，要比实际的触着、吃着更合宜。”（页二一一）他不是靠知识来认识大地，也不是靠技术来征服大地，而是把自己还原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谦卑的人，重新用自己的感官来接触、放大田园里所发生的一切细微的变化。他没有沦陷在世界的喧嚣之中，而是守住了自己内心的一片沉静，一份隐秘的欢乐。在他看来，喧嚣之外，世界别有洞天，神奇而平实。他因为接近大地，也就接近生命，接近事物和声音，接近心灵。陈冠学为我们重现了眼睛和耳朵这样一些感官所能洞察到的世界秘密，并告诉我们，人可以幸福、欢乐、简朴地居住其中。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者，更是观察者，谛听者，反刍记忆者——也是真正在大地上栖居的人。
《大地的事》 第一部分谢有顺 ：推荐序二（2）
陈冠学在田园之中，真是找到了一种难得的自在和闲心。而这，正是散文写作者最为重要的精神品质。我们都知道，凡是写得好的散文，往往平和随意，自由不拘，既一目了然，又让人回味无穷，《大地的事》就堪称这方面的典范。面对这样的散文，所需要的不过是如何成为一个有心的读者，细细地品味，而若有人硬要跳将出来，喋喋不休地在那概括、分析、阐释、指手画脚，不仅不能帮助人更好地享受这样的散文，反而容易破坏这类散文的文气和境界。
我读周作人的散文时就常有这种感觉。他当年给《亦报》、《大报》写的随笔小品，篇幅都很短小，每篇也就五六百字吧，虽然也有“文思枯窘”、“不是乏味便多生凑”（周作人自语）的时候，但绝大多数篇章，应该说，周作人都写得自然从容，情趣盎然，达到了散文随笔这一文体的极高水准。对于这些文字，周作人自道：“原以识小为职，固然有时也不妨大发议论，但其主要的还是在记述个人的见闻，不怕琐屑，只要真实，不人云亦云，他的价值就有了。”（《关于身边琐事》）他还自定了两个写作标准：“一是有意思，二是有意义，换句话说也即是有趣与有用。”（《拿手戏》）——周作人将自己的散文特点都准确地说出来了，加上他的文字本来就并不难读，这时，如果批评家硬要用微言大义去阐释周作人的散文，恐怕纯属多此一举。
有一种散文是只适合阅读、回味和享受的，它并不适合阐释。周作人的散文就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它好，但很难说清楚它好在哪里。不是有人说他的散文是闲适的吗？但周作人自己却说：“拙作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药味集•；序》）貌似闲适实为苦涩，这可能才是周作人散文的真谛。一九二八年，他在给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作跋时称赞俞平伯的散文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他把这种文学意味概括为“雅”：“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燕知草•；跋》）周作人一再强调闲适里也有反抗这一点，并不是要为“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情形开脱，而是不愿让自己以及自己的追随者（俞平伯、废名等人）的文字混同于“小摆设”、“供雅人摩挲”（《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的行列。——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样理解周作人等人的散文的人可谓大有人在。
要在周作人这种“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的散文境界里读出涩味和反抗来，仅靠批评家的阐释是无济于事的，更重要的是，每一个读者要有心境去揣摩，回味，响应。没有合适的心境，那是不能读周作人的散文的；即使读了，也可能会读出另外一个模样。因此，我认为，有一种好的散文，是叫批评家束手无策的，它欢迎阅读，却拒绝阐释，这种散文，用王统照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晨报副刊•；文学旬刊》上发表的《纯散文》一文的话说是，“没有诗歌那样的神趣，没有短篇小说那样的风格与事实，又缺少戏剧的结构”，“使人阅之自生美感”。——“阅之自生美感”，阐释便显得多余，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作人式的散文，确实称得上是专供闲读的闲笔了。这样的散文会被忽视数十年之久，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和周作人自身的历史污点这些原因之外，实在是与他的散文气质有关的。——在漫长的狂飙突进的革命时代，谁会有闲情逸致去读这些闲笔文字呢？所以，只有等到革命的弦放松了，生活的自由和趣味慢慢得到尊重了，人们才会重新想起，现代汉语散文中，原来也还有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这一脉文字的。
相比之下，读者和批评家的目光，在大多数时候是集中在那些可阐释的散文上。比如鲁迅的散文，无论是他的《野草》，还是杂文随笔，几乎每一章每一节，都给读者和批评家留下了巨大的回旋空间，你可以在思想上，存在意义上，作很多的发挥。他的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枣树”（《秋夜》），我们就可从中读出无穷的孤独和意味来；他的一篇《女吊》，篇幅并不长，里面的灰暗和绝望却着实令人惊心动魄；前两年，甚至还有人在《记念刘和珍君》这样悲痛的文字中，读出鲁迅真正爱的其实并不是许广平，而是刘和珍。“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还算美满，但仔细探究，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记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作为刘的同学，许广平扮演了一个刘的代用品的角色，她在鲁迅最伤痛的时刻出现，竭尽劝慰之能事，这多少补偿了鲁迅对于旧爱的无限迷恋，而刘则因此获得了一个恋父情结式的升华。”（见《书屋》杂志二○○一年五期朱大可文）——这当然是一种歪读，可一笑了之。我举这些例子的意思是，像鲁迅这种思想个性鲜明、语言充满隐喻的散文，确实是适合阐释的（包括错误的阐释）；或者说，他的许多散文，只有被充分阐释之后，才能为一般读者所理解。以致鲁迅的这种散文传统，在当代已被简化为意义型的写作，许多的散文家，动辄也用起“墙”、“夜”、“死火”之类的象喻，像鲁迅那样“彷徨于无地”，“彷徨于明暗之间”起来；还有的人，以鲁迅为样本，写杂文和短论，也名之为“匕首”和“投枪”，扮演着“战士”的角色，呐喊着，但惟独容不得别人批评鲁迅——他们以为鲁迅是害怕别人批评的，这简直是对鲁迅精神最大的亵渎，它令我想起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曾引用过的契诃夫的一句话：“被昏蛋所赞美，不如战死在他手里。”
散文若只有关乎革命、意义一类的文字，就显然过于单调了。散文的魅力和价值，也许就在于它的文体的丰富（叶圣陶说，“除去小说、诗歌、戏剧之外，都是散文”）和内容的广阔（林语堂说，“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它的本质应该是最自由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规定它应具有怎样的话语品格。因此，我喜欢鲁迅的尖锐与沉重，但我也重视轻松、有趣的闲笔文字，我觉得从这里更能看出一个作家的心性。试想，如果《鲁迅全集》没有《朝花夕拾》里那些涉笔成趣的篇章，作为“战士”的鲁迅形象岂不是要比现在坚硬许多？
《大地的事》 第一部分谢有顺 ：推荐序二（3）
但闲笔式的散文确实是拒绝阐释的，你很难找到一种理论能恰当地贴近它。所以，多数聪明的批评家都对这类文字避而不谈，他们更愿意去研究鲁迅、朱自清，或者余秋雨、王小波、张承志、韩少功、刘亮程等人的散文——这些人的散文，都是优秀的，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事关一些大的精神话题（余秋雨之于文化关怀，王小波之于自由主义，张承志之于精神信仰，韩少功之于怀疑主义，刘亮程之于乡村哲学，等等），这样，批评家在他们身上很容易就能找到用武之地，他们备受关注是必然的。可另外一种散文呢，比如周作人、梁实秋、废名，比如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散文，他们的文字多为大白话，在这样的文字里，你总结不出大的散文话题，但作者的心境、想法、对语言的讲究等秘密却蕴含在一字一句里了。汪曾祺说，散文具有“大事化小”的功能，这表明，有一类散文所深入的是个人情趣和个人琐事的世界之中，它不像那些革命性散文或思想性散文那样，一眼就能让批评家识别出作者在散文里的话语追求——许多的散文好像是没有多大追求的，它们仅仅是为了呈现个体的状态，个体那微不足道的情趣。汪曾祺自己的散文就是这样。事无论大小，情无论深浅，在他的散文里都慢慢道来，不动声色，文辞朴白，却韵味悠长，那种闲心和风度，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学得到的。
面对汪曾祺这样的散文，我常常想，批评家还有什么用？他还能找出怎样的理论语言来阐释这样的散文？没有。因为一切的阐释都是多余的，面对这样的散文，唯一需要的是阅读，再阅读，并用心来享受它。这种散文在当代显然已经越来越多。
因此，批评家们在研究散文的过程中，不仅要懂得阐释，有时也需要学会放弃——放下阐释的架子，重新做一个散文读者。此刻，你不是批评家，不是作家，甚至你也不是散文家，你就是一个读者。试问，我们多少时候有闲心去做一个纯粹的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散文界实在是“批评家”太多，“读者”太少了；“阐释”散文的人太多，“读”散文的人太少了。
许多的时候，散文理论的困境或许不是因为缺乏阐释，而是因为过度阐释，以致使人最终丧失了阅读散文的心境。我们一定要记得，有些散文是适合阐释的（它们总能给人提供话题），而有些散文是拒绝阐释的（它只适合用心闲读）。后一种散文往往为批评家所忽略，但这一点都不影响读者对它们的喜欢。
像陈冠学的《大地的事》，也属于拒绝阐释的这一类文字，若是没有闲心的读者，是很难进入他的文字世界的。中国文学走到今天，有一个明显的困境，就是作家的写作普遍都太紧张了，叙事没有耐心，文气毫无从容，作者没有了闲心，文中也就没了闲笔，以致很多人将散文也写得像小说一样紧张和急迫。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殊不知，即便是中国的传统小说，作者在紧张的叙事中，也还有闲庭信步的时候，比如，《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写潘金莲毒死武大郎，这么凶险、狠毒的场面，可作者仍然不忘来一句“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哭：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那妇人干号了半夜。”——这就是写“文章”时才有的闲笔，这就是一个作家的从容。所以，中国古典小说中常常穿插诗词歌赋，甚至故意将故事情节停下来，大写一个人的穿着或者一桌酒菜的丰盛，其实就是为了缓解小说本身的紧张，使小说因为具有了“文章”的味道，而变得从容、沉着——小说尚且如此，何况是散文？
《大地的事》是具有这份闲心和从容的，所以，里面的文字，深得散文的神韵；它的出现，恢复了散文作为一种潇洒自然、散漫真实的文体的独特风采。
三
余光中先生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这话是不错的。散文作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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