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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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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圣徒传选读（4）
1922年11月，我们听到马塞尔·普鲁斯特去世的消息，他的死似乎完成了一个象征。他体现了一种与庞德或乔伊斯完全不同的抱负，因为他既不力求超越于公众，又不力求以意志的力量创作出一部天才的作品。乔伊斯的意志过度发展；而普鲁斯特的意志则好像几乎衰退萎缩。他不仅控制不住他的感情而且也控制不住他一时的怪想，他不动感情地看着自己做蠢事——活着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几乎像个到他的头脑的家里去拜访的讨厌而又迷人的来客。尽管如此，他还是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并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决心把软弱的、反复无常的活着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加以改造，把自己改造成一件不朽的艺术品。
他渴望在他尚有精力之时执行这项计划，他把自己同朋友、社会生活和世界隔绝开来，他大部分时间在一间密封起来以防穿堂风的房间里躺在床上——据说隔开三间房的一阵新鲜空气他也能感到并且受不了。甚至连花也被禁止，因为花会引起他的哮喘病。他很少见到阳光。有时，在深夜，他把裘皮里子的大衣一直裹到耳朵，到近郊圣日耳曼区去参加招待会；但是夜里他通常在一间墙壁上贴着软木以隔绝街声的书房里奋笔疾书。他在和时间赛跑，时间是他的大敌。在隐居中，他试图在他的过去消逝以前，先把它回忆出来并保存下来，就像软体动物在临死之前先做壳一样。他的死“只是一个外向化的过程；他把自己像桔子一样从里面翻到外面并把它吸干，或者说他把自己铭刻在一座纪念碑上；他把他的观察所见，他的感情，他的矫饰，他的一切弱点或长处全部写进他在小说中所创造的人物中去。”我在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我后来读到他那部在二十年代末才发表的小说的最后一节时，发现普鲁斯特用不同的话表达了有关他自己的相同意见。“让我们允许我们的肉体分解，因为分离出的每一颗新的粒子现在灿烂、可辨，它将加入到我们的作品中使之完善（纵然对更有才能的人来说这是多余的），并在我们的生命让情感逐渐销蚀之时，使之更为充实。”这段文章想必是在他最后病倒之前仅仅几个星期时写的。那时候，他的生命几乎完全销蚀，而生命的所有的灿烂粒子都加入他的作品之中，在这过程中，这部作品成为小说中最长的一部。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实际上已告完成（仅有两节尚待修改）之时死去，对我们来说他成了一个雄心壮志得到实现的象征。可是这个象征过于冷酷、过于遥远，不能使我们有亲切的感受。我们既无那种愿望，也无那种财力资源和智力资源把自己关在墙上贴软木的房间里来审视我们的回忆。而且，就因为普鲁斯特为他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他向我们关闭了这条道路。他把他的任务完成得那样彻底，以致永远没有人再去重复完成这种任务。
1921年，保尔·瓦莱里已经五十岁了，在此之前不久他进入了他的第二次文学生涯，这第二次文学生涯将很快使他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第一次文学生涯开始于三十年前；这第一次文学生涯光辉灿烂，然而为时短暂。他放弃文学生涯，他蓄意拒绝为发表而写作达二十年之久，这些情况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远胜于自从他同意再度成为像其他人一样的作家以来所出版的崇高的诗篇和高贵的论文。
他于1892年秋季来到巴黎，那时他是一个从外省来开拓前程的少年。不久，他经常与聚集在斯特法纳·马拉梅周围的象征派诗人在一起。后来，他在描述当时情况时写道：“这新一代的诗人相当严肃不苟。……在他们深切而审慎地崇拜一切艺术之时，他们认为找到了一种戒律，也许是一种毋庸置疑的真理。他们几乎创立了一种宗教。”他又写道：“那是一个崇尚理论、好奇心、注释和热情辩解的时代。……在那样短的时间里，从来没有把那么多的热情、勇气和学识，那么多的理论研究，那么多的争论和那么虔诚的关注用于探讨纯粹的美的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受到各方面的攻击。”
瓦莱里自己选择了理智的一面。他的抱负像早期的T。 S。 艾略特一样：他老是被走过并“超越”的思想所困扰。每一首诗都可以变成一个问题，这种问题能够被解答，能够提出一个在写其他的诗时可以应用的原则。但是何必费事去写诗呢？瓦莱里说他对自己说，“原则一经为人们所认识和掌握，再费时间去应用它是无益的。”就这样，他老是被逼着朝前走，去解答新问题，去发现新原则，直至到达这一过程中的某一点，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文学本身也是一个可解答的难题，因此它只是一个中间目标，只是一个应该走过并超越的阶段。诗人瓦莱里完全有放弃诗歌而去致力于实现更必要的目标的自由。
就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而论，瓦莱里已经取得了令人羡慕的地位；他成了马拉梅的得意门生和年轻的象征派诗人的一名领袖。他的前途似乎已有了保证，而他却几乎在一夜之间把它放弃了。这种几乎可以称之为变节的深思熟虑的抉择在追随他的青年法国作家中造成了强烈的影响。突然间，他们的最高价值观念受到了怀疑，而怀疑者并不是愚蠢的公众。突然间，似乎最大的抱负可能并不是写一部伟大的小说，或是诗剧，或是创作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才作品，阿波罗毕竟只可能是个次要的神。
瓦莱里自己觉得他的论点无可辩驳，以致二十年后他难以解释他为什么又一次开始写论文和诗歌。他曾几次为自己辩解，说文学是一种体育运动，是一种值得玩的游戏，其所以值得玩的原因正像人们喜欢打网球、下棋或打桥牌的原因一样。所有这些游戏都有困难而武断决定的规则，但是为了玩好游戏我们遵守这些规则；人们之所以遵守古典诗歌的武断决定的、远远更为困难的惯例，可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甚至可以断言，这些法则和不变的要求乃是诗歌的真正目的。“它的确是一种体育运动——原来就把它作为体育运动，这种运动一做再做：结果得到一件完全是通过审慎的努力而制造出的产品；然后它又是第二次审慎努力的产品，这第二次审慎努力的艰巨任务是掩藏第一次审慎努力。懂得怎样读我的书的人将会从形式上读到一部自传。内容并不很重要。”我想，他的辩解本可能说得更准确些，如果他从一开始就承认写作的游戏并非全然是非职业性的：他从自己的诗歌所受到的赞扬中得到乐趣，而且他为向他约稿并付给丰厚稿酬的杂志编辑写文章。但是读瓦莱里的作品时，人们必须经常准备在其中遇到伴随他的敏锐性而来的某种高度的矫揉造作，这种做作冲淡了、有时并掩盖了他的真正的敏锐性。
他在1917年以后开始发表的新论文，无论是为游戏而写，还是为稿费而写，都是记录他在沉默的年代中的思想的宝贵资料。
他的探索的出发点，他在诗歌领域之外的第一个重大课题，似乎是重新创造出“全能人”的智能并发现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能把像莱奥纳多·达·芬奇那样的天才人物在科学、战争、机械学和艺术等方面极不相同的成就统一起来。他在放弃文学生涯前两三年写的论莱奥纳多的文章是一篇为自觉意识和“假设诗人”说话的壮丽的辩护词，他为之辩护的“假设诗人”是与专写四行诗的诗人或耐心收集事实的人相对立的。这篇文章也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抱负。如果能发现他的方法，难道我们不能创造出一个能自由运用当今无限丰富的材料来进行工作的新莱奥纳多吗？但是瓦莱里舍弃了这种想法，他似乎说把这种方法付诸行动是无益的。行动，对任何第一流的个人来说，只是一种体育运动，而这种体育运动可能以使脑力枯竭而告终，因为这种体育运动等于选择一个单一的可能性而抛弃涌现于头脑中的所有其他可能性。甚至“全能人”也成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可以归纳成一个原则，归纳成某种“去应用它是自费力气的东西”。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圣徒传选读（5）
瓦莱里再一次朝前进发，这一次是去解决他现在认为是意义最为深远而且也是最为困难的问题，即“为研究自己而研究自己，对这种关注本身的理解和为自己去弄明白自己的存在性质的愿望”。但很快就可以看出，即使是这种问题也能进一步推敲。在“自我”之中，普遍而不变的本质是什么？它不可能是肉体，因为肉体每天都在变化；它不可能是感觉，因为感觉诱惑并欺骗人；它不可能是智能，因为记忆衰退思想也就消失；它甚至不可能是我们的个性，因为我们粗心地把个性误认为是我们最内在的特性——个性甚至只是一种物，可以对它进行观察并把它归纳为表格和统计数字。不，在所有这些下面还有其他的东西，即我，赤裸裸的自我，一种本质，这种本质可最终归纳为意识，归纳为处于最抽象形态的意识。“我们存在的这个意义深长的基音，一经让人听到，就支配着存在的一切复杂的情况和变化。从错综复杂的普通事实中分离出这种实质性的关注——这难道不是具有最伟大智能的人的最终的秘密任务吗？”
他又写道：
意识觉得它自己是纯粹的普遍性和难以超越的一般性，在这普遍性和一般性面前一切事物都得屈服。……它敢于把它的“肉体”和它的“世界”看成是强加于它的机能范围的专断的限制……而这种对它的外界环境的关注不可能作用于它自身，因为它远离所有事物，因为它竭力不使自身成为它所想或所做的事物的一部分。它变成一个吸收一切光线而不作任何反射的黑团。
他还写道：
想成为举世无双的抱负使他忘乎所以，追求无限权力的热情引导他前进，具有伟大智能的人已经超越了天地万物，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崇高计划；而与此同时他放弃了对自己的一切体贴和对自己的愿望的一切偏爱。在一瞬间，他宰杀了他的个性作为祭品。……他的自尊心把智能引导到这里，而在这里自尊心消耗殆尽。引路的自尊心在智能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抛弃了它，使它显得惊讶、毫无遮掩、无比单纯。
这是毫无欢乐的抱负，这是保尔·瓦莱里向三十年后追随他的青年作家提出的道路和目标。他们应该把诗仅仅看成是起点：他们应该从这个起点前进到写诗的方法，然后前进到一般方法（特别是天才的方法），然后前进到决定一切方法的全能的自我，然后前进到意识，这是自我中唯一不变的因素。到达这一点之后，他们仍将在这凄凉的道路上走下去，他们将会发现意识本身是一个超脱于一切事物，超脱一切感情和感觉的永恒的过程。然后，唯恐他们仍然坚持下去，瓦莱里描绘出一个形象来使他们回头：“被不倦的智能的要求所引导，而去与活的幻影和纯粹存在的极端相接触的人，看出他自己一无所有，由于他是一股没有目的的力量因而变得极为贫乏。……他存在着，可是没有本能，几乎没有形象；而且他不再有目标。他和什么也不相似。我之所以说人，我之所以说他，只是比拟而言，因为找不到适当的词。”最高的天才甚至不再是人。
但是“与虚无仅有一线之差”的臻于完美的意识并不仅仅是个目的和抽象概念。像一切理想一样，它应该体现在需要饮食、具有生命、能感受痛苦的人的身上。在他长期退隐中为发表而写的唯一作品《与台斯特先生促膝夜谈》中，瓦莱里做了这种赋予形体的工作。台斯特先生，即“头脑先生”，是个好思考的人，是现代的莱奥纳多，可是他却是个几乎完全失去人性的生物。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要，不担任任何职务，几乎与社会隔绝（尽管如此，社会还是继续养活他）。他朝人们看着，好像他们并不存在。夜里，当他回房就寝时，他和三个现实单独相处：思想、失眠和周期性偏头痛。他患有难以治愈的头痛病。——我们读这故事时不免要问自己，为什么天才要落到这种不近人情的地步，对他们来说只有受苦才是唯一的现实？为什么天才似乎要生存于封闭的房间那病房的气氛之中，房间的遮光帘总是拉下，不让街上的活动和阳光进来，房间里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没有一朵盆栽的天竺葵？一切都似乎指向同一方向，詹姆斯·乔伊斯的失明，普鲁斯特的哮喘病（尽管一半是想象出来的但仍然是真实的），甚至艾略特反复抱怨的身体衰弱，说他像个“干旱季节里的老人”——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好像生活在向这些人报复，因为他们把生活从他们的考量中排除。这些人就是我们时代的大文豪，他们彼此相似，都提出了一个冷冰冰的前途，冷得就像碰到的冰冷的手一样。
我们并未丧失对他们的崇拜之情，可是我们转到一旁，想知道和我们同年龄的作家们究竟在法国干些什么。他们可能没有天才，但他们肯定年轻一些，可能更温暖一些，并可能与我们自己更接近一些。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圣徒传选读（6）
瓦莱里再一次朝前进发，这一次是去解决他现在认为是意义最为深远而且也是最为困难的问题，即“为研究自己而研究自己，对这种关注本身的理解和为自己去弄明白自己的存在性质的愿望”。但很快就可以看出，即使是这种问题也能进一步推敲。在“自我”之中，普遍而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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