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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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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扼要而雄辩地加以描写的也许是绝大多数“纯粹的诗人”和“真正的艺术家”所采取的道路。但也并不是只有这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何况,威尔逊的公式有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所说的兰波的道路并不是兰波实际所选择的道路:相反它是保尔·高更所走的道路(或者说,至少是《月亮和六便士》中所描写的高更所走的道路,《月亮和六便士》是一部战争刚结束时风行一时的小说,直到最近这本小说还促使爱好艺术的旅游者到塔希提、巴厘、马略尔卡以及未被现代生产方式糟蹋的其他岛屿去)。这是一般称之为“逃避现实”的道路——我们大家都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说要从纽约、伦敦或巴黎“逃走”,说要“找个地方逃避”摩天大楼、鸡尾酒会和神经质。
兰波自己并不想逃避到一个艺术家的乐园中去。他具有冒险、进取的性格,在短短的三年中他令人惊异地征服了艺术世界。他之所以想把世界抛在后面,也许是因为他在世界上的成就似乎来得太容易而不令人激动,要不然就是因为他把一般的文学和他朋友保尔·魏尔伦的同性恋混为一谈,并断定“这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很明显他头脑里有一个想法,认为凭他的顽强、耐心,凭他的意志力,他在困难的生活环境里同样可以取得胜利。当他经过十几次疯狂的尝试,最后到达阿比西尼亚时,他并没有坐下打瞌睡或在榕树的树阴下写诗:他从土人那里买咖啡并把新式步枪卖给他们。甚至他的一条腿生了坏疽病也不能阻止他骑马长途旅行,他的精力如此旺盛,他的决心如此顽强。……兰波到后来,正像他在艺术上取得胜利一样,让生活把他悲惨地挫败。可是他的道路也是一条可能的道路,而且是一条英勇的道路,也有“真正的艺术家”试图以他为榜样。
另一个极端由保尔·瓦莱里在他想象中绘制的台斯特先生的肖像和他那两篇论莱奥纳多的文章中描绘出来(实际就是他自己的生涯)。他提出伟大的诗人可能摒弃文学,不去尽情生活,而是远离生活。文学被认为是让行动玷污了的不纯的东西,而“具有伟大智能的人”将回避一切形式的行动,而且凭借严格的思维,他将使自己处于感觉迟钝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凝视自己的意识,就像东方的神秘主义者凝视自己的肚脐一样。艺术的宗教还曾经导致,或可能导致其他的极端。瓦莱里曾在某处说起“我们用知识来下棋”。凑巧有一位极有才能的艺术家放弃绘画去下棋。当他发现自己不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棋师时,他又放弃下棋而去把他的时间花费在将小片大理石雕刻成糖块上;他总是在桌上放一钵石头糖块来逗他的客人们一笑。这也是一个可能的极端。如果超过一定限度,艺术的宗教就不知不觉地和艺术的反宗教合而为一,成为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使艺术家出自对永远不会理解的愚蠢的公众的蔑视而故意浪费自己的才能。
但我所试图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极端——台斯特的,兰波的,阿克瑟尔的,逃避现实,退居于无用的境地——都和达达主义运动同时并存。它们同新增添的青春与活力、战后的巴黎,和对新奇事物与丑闻油然而生的兴趣混合在一起。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墓前演讲(1)
2.墓前演讲
但达达主义究竟是什么?……很少有人试图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而达达主义者自己则尽力回避这个问题。他们如此看不起公众,看不起法国公众所崇拜的偶像:明晰和逻辑性,以致他们不屑于作解释。特里斯丹·查拉说,“我原则上是反对宣言的,因为我也反对原则。……去作解释是红肚子傻瓜的消遣。达达主义没有意义。”可是这个没有意义的运动发表它的宣言,作出它的解释,并以它对哲学家表示憎恶时的同样口气提出自己的哲学。它达到了超出于逻辑范围的地步,但它是通过完全合乎逻辑的过程来达到这个地步的。它在各方面都是一种走极端的过程,即把我所说的艺术的宗教所固有的倾向推到极端。
比如说,它把晦涩朦胧推到极端。晦涩朦胧是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发展的倾向,詹姆斯·乔伊斯很快就把这个倾向推向极端,指望读者为了弄明白他的意思而去精通几国语言、通晓所有民族的神话和熟悉都柏林的地理。格特鲁德·斯泰因走得更远。说实话,她似乎是在写些纯粹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可是它并不很纯粹:人们惴惴不安地感觉到如果能找到线索,许多胡说八道的话就可以解释。但是在读达达主义的诗时,去寻找线索是徒劳的,甚至可能连诗人自己都没有线索。意义之门紧闭,而且上了两把锁;钥匙被扔掉了。
达达主义也是在探索“纯艺术”和“纯诗歌”的漫长过程中所达到的极端。在讨论这一主题时,达达主义是严肃而雄辩的:
新画家创造世界。……新画家声明:他不再绘图(即象征地和幻觉主义地去复制物质世界),而是用石头、木头、铁和锡、岩石和能自己移动的机体来直接创造,而画家在片刻之间的感觉能像平稳的风那样使这样的机体转向任何方向。一切绘画的或雕塑的作品是徒劳无益的。……秩序=无秩序;自我=无自我;肯定=否定:一切事物都是绝对艺术的至高辐射物。在有秩序的宇宙混沌的纯粹性上是绝对的,在没有久暂的概念、没有呼吸、没有光、没有控制的瞬间中是永恒的。……艺术是私人的事情;艺术家为自己而进行艺术活动;任何能被理解的艺术品都是新闻记者的产品。
在艺术上和生活中,达达主义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它不承认人类有共同的心理基础。没有为所有人共享的情感,没有必须为所有人遵循的法则;甚至连人与人相互之间都没有可靠的交流手段。道德是个圈套,是“智力制造出的瘟疫”。——“思想对哲学来说是个好东西,但它是相对的。没有最终的真理。”——“逻辑是一团混乱。逻辑永远是谬误。”——“你所瞧着的一切东西都是虚假的。”一句话,除了个人追求他个人的奇想,艺术家骑他的玩具木马(即他的达达)之外,没有任何真实的或可靠的东西。
但是仅仅不承认世界的真实性并不能把世界取消。世界——特别是法国公众——仍然是一股敌对势力,需要与之斗争、加以侮辱或使之迷惑。至于那些试图讨好公众的作家,他们简直不值得去蔑视:他们只不过是文学商店的营业员,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背叛理想。……这种对公众和对通俗作家的高度蔑视从来就是艺术的宗教的传统之一,但是它最近为伴随战争而来的嫌恶情感所加深,而达达主义者又把它推到对人类反感的极端。他们说,世界“落入歹徒手中,世界处于放肆而彻底的疯狂状态”。——“让每个人喊道:有破坏和否定的大业要做。我们必须一股脑儿地扫除干净。”——“我们这些超凡入圣者觉醒起来,采取反人类的活动。”他们的憎恶如此之深,以致他们不再信赖用文字来表达憎恶之情:于是宣言必须让位于表现,诗也必须让位于行动,让位于“有意义的姿态”。就这样,“我宣告,宇宙间所有的才能,起来反对哲学思想工厂所制造出来的像淋病似的腐败的太阳;我宣告,用达达主义者的憎恶的一切武器进行一场无情的斗争。能否定家庭的,憎恶的每一件产物是达达;竭尽全力以毁灭活动进行抗议的,就是达达。”
在这样的段落中不可能看不出十字军精神。达达主义,尽管它鄙视道德,是从道德热情获取活力的——在这一方面,它也是经过漫长的过程而达到的极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艺术家们一直在为使他们的作品摆脱宗族的法规而斗争。他们把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们的美学全然与伦理学分离的原则加以改写——“艺术和道德毫无关系。”由于一些牵涉到小说和绘画的检查制度的著名案件的审判,结果他们得以使这一原则为法庭部分承认,并为一部分公众完全接受。取得这一胜利之后,他们开始宣称美学的法则高于教会和国家所实施的道德法则。但是达达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走到认为公共道德应予废除的地步。艺术家不得不遵守的唯一法则是非公开的法则,是艺术的法则。可是,这些法则不仅适用于他的作品或绘画:这些法则也应该支配他的生涯和他对世界的判断。要具有冒险精神——在艺术上和生活中探索和发现——这乃是无上命令。行动,像绘画一样,应该是达达。“美好的生活”,如果真能够得到,应该出人意外、新奇、生动、漫无目的、抽象、为公众所不理解——它应该当得起适用于达达主义杰作的所有形容词。
但是有另一种倾向,这一倾向有助于说明否则就无从解释的达达主义运动所产生的艺术作品。那些参加达达主义运动的人不仅奉严格的道德法则或反道德法则为准绳:他们也被一种自由感所鼓舞,这种自由感又被推到了极端。他们认为,新艺术家已摆脱了旧的艺术手段的限制。他不再受颜料或文字或大理石的限制。他可以自由地使用他兴之所至想用的任何方法或材料。例如,他可能把表的发条、轴承和点煤气炉的粗头火柴加以布置然后拍下照片(如曼·雷);他可能从旧的商品邮购目录里剪下些插图,把它们拼凑成巧妙的图样,然后作为绘画送去展览(如马克斯·恩斯特,他后来以高昂的价格出售这种绘画);他可能致力于用火漆和烟斗通条构成雕塑(如伊达尔戈);他可能把他的诗按照补脑药和治癌药广告的格式印刷(如特里斯丹·查拉),或发明新的标点方法(如E。 E。 肯明斯);他甚至可能放弃造型艺术和语言艺术的一些形式,而把同样的自我表现原则应用于商业、政治或,如果他喜欢,恶作剧。总之,谁也没有批评的权利。
确实,达达主义似乎为作家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们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一切都有人说过,一切都有人写过,诗歌和小说的一切重大主题都有人采用过、利用过,以致不能再用了。现在他们又可以振作起来。这里有新的主题等待人们去描绘:机器、残杀、摩天大楼、尿壶、纵欲的狂欢、革命——对达达主义来说,任何东西都不会太普通或太新奇,太残忍或太吓人,而不能为作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歌颂。或者,如果他突然有个怪念头,他可能完全丢开主题——他可能登上他的戏剧舞台把他的傀儡全都扫到一旁;而且他有不受可能性的限制的特权——如果他在写一部关于现代巴黎的小说,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写进一个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一条章鱼、一头独角兽,拿破仑或圣母玛利亚。突然间,似乎所有过去的作家都是现实的奴隶:他们的任务限于模仿世界,而新作家可以置世界于不顾,去创造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是主人。他终于获得了自由!……他可以自由地沉湎于他的奇想,把他的人物排成队伍,由他像亚历山大大帝似的带领他们进入未知的国土。但是实际上他的自由是虚幻的,他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不近人情的,是根本没有生气的怪物。他至多只能带领幽灵的大军进入鬼魂的世界而已。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墓前演讲(2)
凡是读到达达主义运动的人,无不感到其成就之微小与其背景之丰富、复杂不成比例到荒谬而几乎令人可悲的地步。这里有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他们可能是欧洲最有才能的青年:他们人人都有能力成为好作家,或者,如果他们下这样的决心,就可以成为很受欢迎的作家。他们有着法国文学的悠久传统(他们完全熟悉这些传统);他们有活着的大师可作榜样(他们研究过这些大师);他们热爱自己的艺术,而且强烈希望超过别人。他们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呢?……他们写了几本有趣的书,影响了少数几个人,发掘并激励了五六名优秀的艺术家,闹出些丑闻和流言蜚语,享受过一阵子的欢乐。谁也不免感到奇怪,尽管他们有能力,有道德热情,为原则而争论,为什么他们仅仅做了这么一点事。
达达主义者永远在忙忙碌碌地行动。我已经描写过他们早期的一些集会,这些集会的主要目的是迷惑并侮辱公众;后来,有一次在教堂墓地举行反宗教示威(天下雨,谁也没去听发言人的话);举行过达达主义者对莫里斯·巴雷斯的审判,这次审判使所有的报纸上出现了忿怒的大字标题;还有为特里斯丹·查拉举办的剧场义演,就像我去看过的那场演出一样,可是这次演出以舞台上发生殴斗并以喊来警察而告终。几年以后,发生了路易·阿拉贡和《新文人》之间的著名事件——他有言在先,如果这份报纸再一次提到他的名字,他就要捣毁编辑室;他的名字被提到;编辑室遭到捣毁。在这次事件之后,阿拉贡威胁说,他要给评论他的新书的评论家一顿好打,凑巧这本新书是一部佳作。没有哪位评论家敢评论这本书——结果又怎样呢?达达主义者的行动表现尽管猛烈但无效果,因为它不以任何社会阶级为对象,也得不到任何社会阶级的支持。他们的一切有意义的姿态都是不了了之。
有些达达主义者费了几星期或几个月琢磨,并有意识地使几行诗臻于完善;这些人热情歌颂下意识。另一些人写些雄伟的文章来辱骂批评和批评者,其中有不少极为尖锐的批评性卓见。还有些人致力于自动写作,并把他们的试验结果,据说是一字不改地,公之于众。有不少人总是故意地表现得情趣低下,这也是一门艺术。有一段时间里,忙碌得 à l'américaine①也成为时尚:我记得有过这样的事例,一位达达主义者,他同时既写小说又进行四起恋爱事件和一次结婚,又投身于最疯狂的商业冒险——接下来的整整一年他都得在一家疗养院里疗养。我记得,有一个人追随高更的足迹,乘船去了塔希提;还有一个乘船去了里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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