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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爱非常痛 作者:王开林-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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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就做，谋定不夺，这是董竹君的作风。应该说，一开始，她的定位就极高。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吃不仅仅是吃，还是一种文化，瞄准了这一点，她开川菜馆，便不单纯出于赚钱的商业目的，还要把它当作文化产业来经营。取店名，她无须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便想到了“锦江”二字。四川成都依傍着美丽的锦江，古时候被称为“锦官城”和“锦城”。在锦江边，有一座著名的望江楼，曾是唐朝女校书薛涛吟诗会客的地方，后来成为川中名胜。风雅的游人也许还能背诵楼中的那首七绝：
望江楼上望江流，人自望江江自流。
人影不随江水去，江声不断古今愁。
董竹君与薛涛均出身青楼，天涯沦落，虽然异代不同时，但两心相照。以“锦江”作店名，可说是雅气十足，川味十足，文化底色十足。她意犹未尽，又拿出了与之相称的设计，店徽是一片青青竹叶。
1935年3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的华格臬路，锦江川菜馆正式挂牌营业，开门便是满堂红，此后生意节节攀升，简直好到爆棚的程度。上海滩青、红帮的头面人物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固然捷足先登，南京及上海军政要人也经常在此设宴，默片时代的头号明星查尔斯·卓别林访问中国，曾在此品尝了香稣鸭子，还在其回忆录中特意提到一笔。满座的时候，竟连杜（月笙）老板也得排队，有一回，他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便让招待员捎话给董竹君，赶紧扩充店面，房间不够，就用他的名义跟房东孙梅堂商量。董竹君正求之不得，孙梅堂误以为杜老板是她的靠山，只好尽力玉成。锦江向后弄深入，必须搭天桥过去，又是杜老板出面疏通，使法租界工部局破天荒地签发了特许营业执照。经过这次扩充店面，不仅锦江的生意更加蒸蒸日上，而且董竹君名声大噪，全上海的人都认为她门路广，神通大。
在当时的酒菜业中，还没有人像董竹君那样讲求文化品味，室内装潢十分考究，除了红木雕刻宫灯、意大利样式的雕塑，墙上还挂有张大千画的丛竹、郎静山的照片和郭沫若的书法。这里应特别提及郭沫若，他困居上海期间，一直由锦江照料伙食，因此他称赞董竹君为一饭救韩信的“漂母”，还写诗填词以表谢意，其诗为：
患难一饭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陆沉。
今有英雄起巾帼，娜拉行踪素所钦。
1936年初，董竹君开办了锦江茶室，给社会贤达名流提供一个幽雅整洁、安静舒适的清谈环境。茶室全用女招待，却从不播放靡靡之音，以示正派经营。董竹君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办得红红火火，与其经营理念和严格管理固然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她能在三教九流各路神仙中周旋自如，诸如官场中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国民党政要戴季陶、红人郑毓秀，黑道上的青帮头目杜月笙、红帮头目黄金荣，白道上的文、教、法、工、商、报界的名流，她都能一一摆平，不开罪任何一方，在商言商，不卷进政治漩涡，尽管她也掩护和资助过一些爱国人士和地下共产党员，但总能做得天衣无缝，就算是后来军统特务沈醉有所察觉，也没能抓到足够的把柄，不敢轻举妄动。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一点不错。董竹君身上的传奇色彩极浓，有名声，有事业，如此成熟成功的美女，身后自然不乏追求者，烦心事也就随之而来。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董事、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负责人张翼枢深有背景，与黑、白两道的大人物都有拜把子交情，他来扣弦琴挑——打董竹君的主意，自以为十拿九稳。张某请吃请玩，送花送礼，表情表意，高招低招用尽，董竹君只是虚与委蛇。她知道他有家有室，而且有摆脱不了的苦衷，便急中生智，将他一军：“你要我与你结成眷属，我也同意。但你必须先和你妻子离婚。”她的“认真”令张某大吃一惊，她摆明了态度——不可能做小老婆偷偷摸摸马马虎虎过一辈子。张某色心未死，仍旁敲侧击地说：“像你这样美貌、聪明而且事业心强的女性确实少见，但是你必须知道，没有政治和经济力量来支持你的事业，想得到发展是困难的。”说这话，表明他已泄气，只不过仍硬撑着局面。于是，董竹君不失时机地抱怨道：“看来，你的意思是不肯离婚，那你也太不替我着想了！”这次口头交锋后，张某一票水撤退得无影无踪，再也没来找董竹君的碴，毕竟是他情亏理亏，怨不得别人美女不给机会。
1940年冬，董竹君搭承荷兰一家公司的轮船赴菲律宾马尼拉，一是探望大女儿国琼，二是为锦江两店募集股金。她选择的时机显然不对，日本远征军于翌年入侵菲国，董竹君与女儿沦为了难民，险些死于菲国新兵的枪口（误以为她们是日本间谍），幸亏朋友跪地作证，才逃过劫数。董竹君临危不乱，关照大家要穿戴整洁，妇女略施脂粉，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尊重富人和女士，打扮得漂亮些能博取同情，容易获得救助。事实证明，她这是神机妙算，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下，他们果然多次得到意想不到的援手，从而死里逃生。
1945年初，在菲律宾受困五年后，董竹君乘日本红十字会的难民船回到上海。沦陷区的上海早已面目全非，日本人的“善治德政”通过汪伪政权尽展“魅力”，有钱有势的人纸醉金迷，没钱没势的人则忍气吞声。董竹君回国后，立刻发觉锦江两店（饭店和茶室）的代理人张某某贪污严重，经营额已急剧下滑，她若再晚回一段时间，锦江两店势必会落入他人之手，她的心血便将付诸东流，真是好险啊！她急于筹集资金，在证券交易所又栽了个跟头，屋主也要挟收回店面，再加上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发行法币和金元券，使物价疯涨，锦江两店险象环生。董竹君临渊履冰，战战兢兢，但她相机行事，一一化险为夷。
三、慷慨无私
我们不能不佩服董竹君的精明干练，也不能不佩服她的烂漫天真，还不能不佩服她的无私慷慨。上海解放后，她遵照上海市公安局和市委的指令，以锦江两店的人员为班底，以十三层楼的华懋大厦（英国犹太人沙逊的大厦）为场地，创立锦江饭店。董竹君将自己含辛茹苦十六年所赚得的资产15万美元（折合当时黄金3千两，折合现在人民币约1千3百万元）全部奉送给国家，还交出了自己的花园住宅，她只保留了郭沫若手书的一首《沁园春》词和一套红木的文房四宝。可后来，当时的某些领导人却对董竹君的实际困难（工资只有160多元，要养活一家，还要周济朋友）视若无睹，置若罔闻，她只好再次以典押物品来过一种相对体面的生活。更可气的是，作为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她是首席董事长兼总经理，却被某些人莫名其妙地排挤出去，甚至给不出一条令人信服的理由。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锦江饭店还割断其前身——锦江两店的历史，尤其令她吃惊。她的四个女儿提出要求——自费立碑刻写锦江饭店的来龙去脉，也被有关方面断然拒绝，认为董竹君有为自己树碑立传之嫌。1991年锦江饭店开纪念会，这位创始人仍被遗忘，很显然，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一直想磨灭历史，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片面。
一位出身卑贱而能自尊、自强、自立的女人是值得尊敬的，一位决不苟且、决不退缩、决不屈服于命运淫威的女人是值得尊敬的，一位敢于在冒险家的乐园白手起家的女人是值得尊敬的，一位能将四个女儿全部送往美国留学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一位能捐出大笔家产给国家的女人是值得尊敬的，一位曾遭受两次牢狱之灾（旧社会为地下党保存宣传品，囚禁四个多月；新社会则被扣上“特务嫌疑”的帽子，囚禁六年）而能凭仗超凡的意志力挺过难关的女人是值得尊敬的，一位终生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女人是值得尊敬的。
董竹君是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她洞悉世事，练达人情，却又不失赤子之心。在将近百岁高龄上，她仍以惊人的毅力和记忆力完成四十余万字的长篇自传《我的一个世纪》，用平和从容的笔调讲述百年沧桑，无论苦乐悲欢，均娓娓道来，叙事讲理，质疑发问，都令人耳目一新。读完她的自传，我不禁想：假如这样一位综合素质极高的优秀女人还不能成功，就真的没有什么女人能取得成功了。频仍的苦难之所以摧毁不了董竹君长年编织的梦想，那是因为她始终坚信不疑：有黑暗的地方就会有光明，有失败的地方就会有成功，有悲泣的地方就会有欢笑，有不能的地方就会有可能。
1951年初，四川合江县人民政府公开宣判夏之时为“反革命分子”，这位民国元老被就地枪决。噩耗传来，董竹君未置一词，表面上，他们之间早已情断义绝，但她内心仍隐隐地感到哀伤，要不然，她为何一直将那张结婚照安放在卧室的床头？对此，只可能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她对夏之时一直怀着深深的感铭，当初正是他改变了她的命运。许多年后，被冤杀的夏之时得到平反昭雪，新的称号是“辛亥革命义士”，在其人生悲剧之上又增添了一抹鲜亮的喜色。不管取怎样的角度去考量，他参演的那场风花雪月剧都是董竹君人生的关键之关键，他以反向的“爱”成全了自己的冤家。
《我的一个世纪》由北京三联书店于1997年出版后，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特意制作了一个堪称精彩的访谈节目。略显拘谨的主持人向董竹君提出了一个标准问题：“回首自己走过的近百年的人生经历，您感觉最伤心和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董竹君给出的却并不是意料之中的标准答案：“非常高兴的事，我也没有高兴得不得了。只是高兴就是了。至于伤心得不得了，要哭它一场的，我也没有。我认为人生必然要经过许多坎坷磨难，对它一定要随遇而安。随遇而安这几个字，对我是有很大好处的。”若非修炼至功德圆满，她又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平和的心境！
31集电视连续剧《世纪人生——董竹君自传》将女主人公的传奇经历编织得扣人心弦，她那勤恳、善良、坚强、执著的性格被李媛媛（少年董竹君由田海蓉扮演）演绎得格外鲜明，外秀内慧的气质也活脱脱就是“这一个”。我们不能不赞叹李媛媛的演技非常高明（可惜她红颜薄命，早早地病逝了）。董竹君身处的世纪是风雨如磐的世纪，也是无限忧患中不乏美丽的世纪。她以赤诚、热爱、勇敢、智慧和乐观的五彩丝线织就了一个梦，这个梦成为了永恒的风景。
林徽因：风华绝代
籍贯：福建侯官 属相：龙
生年：1904年 卒年：1955年
享年：51岁 墓地：北京八宝山公墓
父亲：林长民 母亲：何雪媛
配偶：梁思成 出身：留学生
好友：胡适 徐志摩 金岳霖 子女：一儿一女
沈从文 邓以蛰
职业：教书
经典语句：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
人间曾有过炫目的奇景，你不妨将它视为海市蜃楼，但那虹影之美反而更加真切，仿佛就在昨天，依稀就在眼前。无论你以何种方式“遭遇”林徽因这位小龙女，若想尝试忘记她，都需要特殊的本领。
1920年秋，在雾都伦敦，24岁的徐志摩邂逅了16岁的林徽因，后者婉约的才情和长于审美的气质深深吸引了前者。这注定是古历每月朔日（初一）方可一见的太阳与月亮各在半天的特殊景象，太阳加快步子，异常炽热地吐放着光华，去温暖那一片纯洁的冰魄，却是枉然，月亮受到太阳的逼射，反而更加惊慌地钻进云层，发足西奔，不肯将自己交付出去。不错，林徽因有双重文化教养的背景，古典气质与现代精神正如一幅名为“梅傲千古”的双面绣，但此时此地她的心智和情感都尚未发育成熟，就算是日后成熟了，她也比徐志摩要保守和务实得多。两人之间，她不是不可以走远，但她不可能走得跟徐志摩一样远；她也不是不可以走近，但她不可能走得像两片相邻的树叶那么近。
浪漫派作家的祖师爷卢梭曾深有感慨地说：“能够以我爱的方式来爱我的人尚未出世。”这样悲观的口吻早已给他的徒子徒孙们的爱情伟业定下了基调。
一、不够爱他
1920年秋、冬的那些日子，徐志摩的激情太猛太烈，他意犹未尽，还不断加添“诗性的浪漫”这号特级燃油，一价火直烧得西天红遍。疯狂的激情，焚山煮海的激情，在世间，很难得到相同强度的回应，将它作用于一位情窦未开的十六岁的中国女孩，则只能盼望奇迹之外的奇迹了。但这样的奇迹并未降临人间。一位东方少女，尤其是一位头脑睿智的大家闺秀，一旦意识到她的初恋将不是玫红色的故事，而将是桃红色的事故时，她就决不会轻易入局，而将全身引退。已为人夫、为人父的徐志摩也就只能自恨情深缘浅了。徐志摩身上并不具有成年男子通备的那种沉稳持重的性情，而“责任”二字反衬得其浪漫的言行多少有点滑稽可笑。大雨之中他在桥头守望彩虹，对英国文学界的“病西施”——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徐志摩昵称她为“曼殊菲尔”）表现出近乎崇拜的爱慕，16岁的林徽因还不能理解这般炽热的浪漫情怀，顶多也只能一知半解。偏偏可惜的是，徐志摩固然能创立一门融贯中西的爱情宗教，他本人却不是一位合格的启蒙牧师。这就注定了以下的事实：他选择了一处正确的地点，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他选择了一位合适的对象，却选择了一种糟糕的表达。因此，尽管他们有缘相聚，也曾用双楫剪开过剑河的柔波，并肩穿越过海德公园的蹊径，内心的弦索弹拨复弹拨，却始终没有奏响同一支曲调。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一位已经下野的民国政府前司法总长，徐志摩的忘年交，这幕短剧的参与者，他虽一身兼演慈父和好友的双重角色，却根本帮不上任何忙，提不出既合情又合理的忠告，只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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