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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爱非常痛 作者:王开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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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命中注定，不只有胡兰成这样一个风流浪子捣乱那么短短三年，还会有另一个男人成为她的“债主”。如此说来，“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倒也是对的。她第二次婚姻中的男主角是美国剧作家费迪南德·赖雅（Ferdinand Reyher）。36岁的少妇嫁给了66岁的老头，胡兰成比她大15岁，赖雅则比她大30岁，年龄的差距又翻了足足一倍，这一回，她真是下定决心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了。
“我一向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
上面的这句话是张爱玲《造人》一文的劈头语。在她看来，女人应该天真一点，男人应该有经验一点。她何尝不想寻求到一份曾经失落的父爱，可到头来，大15岁又如何，大30岁又如何，都是男人依赖她，在感情上，在经济上依赖她。赖雅为人热情浪漫，不拘形迹，仗义疏财，幽默风趣，是人间少有的好好先生，但在金钱上是个不折不扣的糊涂虫，这也是张爱玲嫁给他之后最感觉辛苦的地方。
1965年春，张爱玲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麦克道威尔文艺营与赖雅相识。赖雅曾是一位有名的剧作家，给好莱坞创作电影剧本，尽管不少作品流于低俗，但确实非常卖座。他与德国大剧作家布莱希特一度是亲密的朋友，受布氏的影响，他也信奉共产主义，并且是一位激进而天真的左派分子，最“可爱”处就在，他至死也不相信苏联的大清洗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确有其事，坚决认为这是国际反共联盟的恶意造谣与中伤。所幸张爱玲对政治重度色盲，从不留意政治的冷热脏净，她才不管自己喜欢的人是黑是红，是汉奸还是左派，她只要对方是聪明的，两人心有灵犀。“爱情使人盲目”这道题，张爱玲一生都在演算它。其实，她这样子两眼抓瞎更符合人性，旁人自以为高明的“龙配龙，凤配凤”的理智组合反而有点像是化学配方那般呆板可笑。
赖雅热情的态度和诙谐的谈吐总能感染周围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那位心灵孤寂、漂泊无依的东方女子——生性矜持，轻易不肯授人辞色的张爱玲。她对一团火似的左派老头赖雅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经常一谈就是几小时，在英文写作方面，赖雅的确教会了她许多实用的技巧。两人相识还不足三个月，赖雅便在1965年5月12日的日记中不无得意地写道：“went to the shack and shacked up”（去房中而有同房之好）。张爱玲还怀上了赖雅的孩子。赖雅穷虽穷，倒也不逃避自己的责任，他愿意娶她，却用十分厌恶的口气称张爱玲腹中的孩子为“the thing”（东西），敦促她到医院去把孩子拿掉。
这样两个人，最东方化和最西方化的两个人，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性天悬地远，共同之处比胡萝卜与西红柿的共同之处还要少得多，却因为学识和人格的基本对应结合在一起。赖雅深爱着张爱玲，黄昏恋通常都是生命的回光返照，张爱玲的孤注却早已在当年一掷而尽了，现在还怎么可能拿得出那种肝肠俱热的激情？平和地喜欢，亲睦地相处，也是好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话说给胡兰成听是白费口舌，说给赖雅听，却能获得共鸣。她受过那么多苦，如今所求不多，只要疲倦的漂泊之身在异域有个归宿，灵魂有个安枕的地方。她是船，赖雅是她的锚，这回总算靠岸了吧。可他们还要不断地迁徙，像候鸟一样迁徙，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换了许多地方，直到1967年10月，已瘫痪两年的赖雅在波士顿逝世，张爱玲重又孑然一身，此后，她还有28年的孤独光景要去苦撑苦挨，所幸一生的两桩情债业已连本带息地清偿了。美得虚幻不真的古诗——“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从此不必再在内心反复默诵。真够悲凉的，她拼尽一生情愫，像蛾子在蛛网里挣扎过一回又一回，也只能憬悟出一句话来，这样凄恻的一句：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三、笔下多半是小奸小坏
张爱玲的笔下从未有过完满的爱情故事，在《倾城之恋》中，世故精刮的浪子范柳原娶了白流苏，那也只能算是断壁残垣中的灵机一动，毕竟算不得完满。倒是有个现成的故事，她为何不写呢？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清朝末期，张佩纶是名进士，也是清流中顶能讲直话，顶敢讲真话的一位铁嘴御史，只可惜嘴皮上的功夫不敷实用，牛皮吹得响当当，在福建海防却被法国人揍得屁滚尿流，昔日的冤家对头可就乐了，抓住这个题材大做文章，将他流放东北，使之声名扫地。几年后，张佩纶骑驴回京，昔日的盛气已折损殆尽，棱角也被剉平。哪曾想到，否极泰来，他入了李鸿章的相府作西席（塾师），重获晋身之阶，更有一宗艳福从天而降，掉在他的怀里。新赋悼亡的张佩纶，四十余岁，萧然一身，竟被李鸿章的掌上明珠、最小的女儿李菊耦青眼相中。李鸿章可不糊涂，拣择幕僚，挑选女婿，向来唯才是举，这一回，自然乐得玉成美事。奇就奇在这桩美事一成，李鸿章就成了张爱玲的曾外公，张佩纶就成了张爱玲的亲祖父。如此现成的好题材，她却晾到一旁，莫非有什么顾虑？
在国人心目中，光荣家世原是一件重要资本，张爱玲从未有过任何炫耀，只因善帮倒忙的胡兰成急于表现自己的慧心慧眼，写了一篇《论张爱玲》，文中将爱妻的作品形容为“横看成岭侧成峰”，意犹未尽，又把张爱玲的“贵族血液”神乎其神地赞美了一番，这就惹得潘柳黛那样的女中豪杰不高兴了，遂以极尽揶揄之能事的笔墨撰就一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她将胡、张二人牢牢地捆在一起，大加调侃和戏谑。胡兰成不是说张爱玲“横看成岭侧成峰”吗？潘柳黛便一脸坏笑地问他，是何时横看，何时侧看的？继而挖苦张爱玲的“贵族血液”，说她即便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这点亲缘关系又算得了什么？太平洋里淹死了一只鸡，上海人喝黄浦江的自来水，偏要说自己“喝鸡汤”，这纯属鬼扯腿的瞎掰嘛，以此证明贵族身份，实在差得太远。一看可知，潘柳黛的话诙谐固然诙谐，却多半是意气之谈和诛心之论，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张爱玲的贵族血统。可由于潘氏这样一闹腾，眼前摆着现成的好题材，张爱玲也只得忍痛割爱了。
张爱玲笔下的父亲形象几乎没有好的，总归是浑蛋与坏蛋一流的角色，空虚，伪善，无情，无耻，《茉莉香片》中的聂介臣，即是典型，这典型的形象多多少少便是张爱玲从自己的父亲张廷重身上直接套色给套下来的。张佩纶晚年得子，该是一喜吧，纵然幼子不成材，也只好自认晦气，但凡大户人家总有这样的宝贝，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唯独缺乏真情和责任心，别说创业的本事，就是守成的能力也缺乏得紧。
张爱玲生长在一个不缺钱单缺爱的家庭，父母是天生的冤家，难得和睦一时，所幸她的母亲黄逸梵是成色十足的新女性，对绘画和音乐都有相当深厚的造谐，因而给了童年、少年时期的张爱玲以特殊的影响。
大家闺秀，名门淑女，张爱玲的文学启蒙居然要感谢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起点似乎不高，那份艺术滋养却相当有益。《歇浦潮》、《啼笑姻缘》和《海上花列传》是她喜欢的读本，张恨水是她喜欢的作家。妙就妙在，她是“先看言情小说才知道得有爱的”，从中获取爱情的初步启蒙。你简直无法想象，一位十三四岁的女中学生竟写出了六回《摩登红楼梦》，支遣着曹雪芹笔头嘘活的那些才子佳人陀螺似的团团直转，在现代社会里再演一幕离合悲欢，宝、黛决裂，怡红公子单身出洋，更使这一对璧人儿额外地遭受了许多现世人生的忧烦痛苦。总因为精神上太落寞，家庭如枯井一般生趣索然，张爱玲才多幻想，多郁闷，要一一诉诸笔端。母亲是家中的过客，父亲则是昏君和暴君，她没法讨好姨娘（父亲的小妾），父母仳离后，她更无法取悦那位性情酷虐的继母，她被禁闭于一室，尝到的仿佛是铁窗滋味。当飞机飞过天顶，她不禁恨恨地祈求，赶紧丢一颗炸弹下来吧，好与这个无情的家同归于尽！她终于设法脱身，逃到大门外，仍依着往昔的性子，念念不忘省钱，与车夫拉锯似的讲价，竟花去一阵工夫，到了母亲那儿，她背脊上冒出冷汗，才感到几分后怕。张爱玲的母亲曾留学法国，受过顶好的西方教育，现在女儿挣脱樊笼，前来投靠，没有不收留的道理，但她的积蓄多半已被狡猾的丈夫榨干，手头正觉艰窘，便只好向女儿摊牌：你如果想早点嫁人，我给你置装，想继续读书，我给你学费，二者只能选一。张爱玲选择了读大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就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在香港大学，张爱玲的文学才华开始显山露水，一篇《天才梦》被上海《西风》杂志初定为征文奖的第一名，最终被定为十三名，卒章所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这种沧桑尽阅，世味遍尝的感慨可不像是一位18岁的少女所能发抒于怀的。
“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战火延烧的面积愈广，她也就愈发肯定自己的认识无差。她以竞走的流星疾步抢到了队伍的前面去。她要成名，要有自己的生活，要有很多很多钱，要有一大柜子漂亮衣服。姑姑张茂渊常常笑话她是财迷：“不知你从哪儿来的一身俗骨”，而张爱玲也乐于承认自己“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这样的人注定了俗是真俗，雅是大雅。香港沦陷后，她回到上海定居，与独身的姑姑相依为命。《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就是在这时候点燃的，当它们摆放到鸳鸯蝴蝶派的首领周瘦鹃的案头时，张爱玲这样年轻（23岁）的女子是很容易让人怀疑她的创作能力的。好在周先生目光如炬，立刻看出这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老来犹能识此才，自然欢喜得嘴都合不拢。这两篇小说相继在《紫罗兰》杂志上刊登，张爱玲一炮走红。上海沦陷了，一时间变成真空地带，左翼文学已失去市场，右翼文学招人厌弃，张爱玲适时地避开了黑烟缭绕的政治炉鼎，唯以“剥出血淋淋的人性”的作品应世。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什么油漆刷子之类的工具，她的作品受到欢迎当在情理之中。
张爱玲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似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她小说中的人物多半是小奸小坏，没有英雄，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坏蛋。即便是罂粟花和曼陀罗花，也各有各的真实，各有各的美丽，精刮世故的浪子佟振保与范柳原一流的“红颜杀手”或许自私了些，放荡了些，但这些人言语有味，面目可爱，倒反而让人恨不起来。至于她笔下的那些柔弱女子，白流苏、王娇蕊、葛薇龙一边切实地顾及着自己作为女人应有的利益，一边又幻想着玫瑰花般的爱情，其捉襟见肘的心思，飞蛾在火上的挣扎之态实在是太凄美了。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与丈夫乔琪坐车看到街上的流莺，她说：“她们是被迫的，我是自愿的。”天下多少痴情女子看到此处，都会掩卷同悲吧。即便淫荡如葛薇龙的姑姑，阴鸷如《茉莉香片》中聂传新的后母，变态如《金琐记》中的曹七巧，那样的一种“坏”也都是人性的异形扭曲，她们害人也受害，是不该被推出午门去问斩的。王小波曾说，张爱玲的小说中“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关于幽闭型小说》）。这并不奇怪，他喜欢更富有生趣的东西，而张爱玲的作品中充斥着那种挥之不散的阴郁和烦恼，像是六月天的闷罐车。
“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
这就是张爱玲预先准备的辩解词。你很可能无法相信，张爱玲最欣赏的中国作家是鲁迅而不是别人，她认为鲁迅的作品最勇于暴露中国人的劣根性和阴暗面，后来的小说则多半文过饰非。她走的路子与鲁迅一脉相承，但许多左翼作家故意看不懂，对她大加责难。
唯独大翻译家傅雷为天下惜才，化名“迅雨”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他先是明说他不喜欢《连环套》的“漫画”趣味，认为那样一种繁缛的叙事和做作的风格浪费了她的才华。但他十分欣赏《金琐记》，并给予她这篇小说以极高的认可。傅雷出于对一位天才女作家的爱护，他劝张爱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傅雷对政治概念化的东西显然心有抵触，他说：“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文艺更不成问题。”在文章的结尾他还真诚地提醒她：“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傅雷欣赏张爱玲出众的才华，因此响鼓不惜重棰擂。对于这位不知何方神圣的“迅雨”的酷评，当时志骄意满的张爱玲是不服气的，很多年后她在美国重读旧作，汗为之涔涔下，当即就承认还是目光如炬的傅雷看得准，那篇《连环套》的确不成模样。
与张爱玲曾有过交往的柯灵先生曾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于是，有人置疑，她在沦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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