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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爱非常痛 作者:王开林-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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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鳎拔易谛∥荩穸鲈诹械募σ话恪保淇嗫隹梢韵爰５笔保艉觳�22岁，头上就已经早现星星白发。
1933年，萧红开始在长春《大同报》的副刊上发表一系列作品，既有小说、散文，又有诗歌，尽管她的作品在语言和技巧两方面都显得稚嫩，但其内在的激情却十分充盈。尤其不同凡响的是，萧红将自己充满同情的目光投向东北大地上遭受奴役和践踏的老百姓，从一开始就越过了浪漫虚幻的风花雪月，直接描写悲惨人生，揭示血淋淋的人性。在她与萧军的第一部小说散文合集《跋涉》里，差不多全是小人物的命运图景，那无所不在的杜鹃啼血般的痛楚如同电流一样令人战栗。
1934年夏，东北局势骤然紧张，急剧恶化，萧红与萧军双双被列入了警方的黑名单，他们被迫离开哈尔滨，从大连海路至青岛，上船接受检查时，萧军险些未能过关。好友舒群先期抵达青岛，为他们租到观象山下临海一座幽静的小楼房。得益于这里宁谧、安全的写作环境，萧红顺利完成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在这部最早完成的抗日题材的小说中，东北民众英勇不屈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三、得到鲁迅先生的赏识
1934年11月30日，萧红与萧军到上海不久，即去内山书店拜见了敬仰多年的鲁迅先生。鲁迅对这两位来自东北占领区的热血青年特别看重，对孩子气十足的悄吟太太（即萧红）更是喜爱，他不仅将他们介绍给上海的左翼作家胡风、茅盾、叶紫和聂绀弩，还巧妙运筹，使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突破了官方的封锁，以“奴隶丛书”之三，最终抵达读者手中。鲁迅对《生死场》评价很高，他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写道：“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与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比《生死场》稍前出版，同样是鲁迅作序，二萧在上海文坛的迅速崛起，与鲁迅的鼎力推介是密不可分的。待到狄克（张春桥）射出暗箭，鲁迅即挺身而出，写下那篇有名的杂文《三月的租界》，揭穿了狄克向敌方缴械献媚的本质，及时保护了萧军。
鲁迅以侠义心肠给予萧红事业上诸多帮助，将她的作品介绍给良友出版公司的赵家璧，还将她的小说推荐给日本翻译家。在上海文坛上，萧红成为一颗上升速度最快的新星。她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激发，脑子里灵感闪烁，笔头下才思飞遄。1935—1936这两年，是萧红创作的大丰之年，也是她生活上的幸福之年。鲁迅的关怀和萧军的爱恋都是她的快乐之源。可是好景不长，1936年10月19日，鲁迅猝然病逝，萧红当时旅居日本，得悉噩耗，悲痛欲绝。此前，萧军移情别恋，他们的感情遭遇到空前的危机，出现了明显的裂痕。萧红在《苦杯》一诗中写道：“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她在日本写信给萧军，信中如此形容自己悲苦的心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会被淹没的。”
四、爱情破裂
1937年，萧红为了散心，去北平住了几个月，见到了故友李洁吾，与舒群一道游览了八达岭的长城，但她还是被萧军决心毅然改过自新的书信所打动，又回到了战云笼罩的上海。“七七事变”后，上海已变成岌岌可危的孤城，不少上海的文化人都撤退到武汉，萧红与萧军也在其列。
1938年2月初，一大帮从上海撤出的作家去了西北的临汾，任教民族革命大学，萧红与萧军担任文艺指导。当时，丁玲与萧红交往较多，她后来作《风雨中忆萧红》一文，印象较为鲜明：“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待到日寇攻陷太原，临汾危在旦夕，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离，萧军要留下打游击，萧红却要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运城，两人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谁也不肯让步。萧红没别的，她只是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想得到一个安宁的写作环境，不愿再受许多折磨，她也不愿萧军一味冲动，死在战场，毕竟她心底还是爱着萧军的。说穿了，二萧的矛盾乃是彼此认定角色上的错位，萧军认为萧红应该做个好妻子，萧红偏要做个好作家；萧红认为萧军应做个好作家，萧军却偏偏对写作一直是心不在焉，并且后悔自己入错了行当。再者说，他们彼此伤害得也够多了，积累到这一步，变成总爆发，自然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萧军对端木蕻良的观感极差，他在《从临汾到延安》一书中写道：“他说话总是一只鸭子似的带点贫薄味地响彻着。这声音和那凹根的小鼻子，抽束起来的口袋似的薄嘴唇，青青的脸色完全是调配的。近来我已经几多天没有和他交谈，我厌恶这个总企图把自己弄得像个有学问的‘大作家’似的人，也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脖子上的人——我不独憎恶他，也憎恶所有类似的可怜的东西们。”端木蕻良同样被萧红骂过，而且很难听——“装腔作势的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但端木在萧红眼中有两个最大的优点（恰恰是萧军所不具备的）：一是性情温和，二是善解人意。萧红赠给端木蕻良四颗相思豆（原是鲁迅和许广平送给萧红的礼物）和一根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她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坚韧和永恒。丁玲和聂绀弩都曾动员萧红去延安，可是当萧红知道萧军已到延安的消息后，就打定了主意：她不想再见到萧军。尽管其后不久他们又在西安见面了，但二萧的爱情气数已尽，从此分道扬镳。
应该说，萧红与萧军性格差异太大：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豪爽坦荡；一个是长不大的弱质女孩，另一个是捺不住暴脾气的血性猛汉；他们的共同点则是自尊心太强，因此二萧分手是迟早的事情。对此，多年之后，萧军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如果按音乐做比方，她如同一具小提琴拉奏出来的犹如肖邦的一些抒情的哀伤的，使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无法抗拒的，细得如发丝那样的小夜曲；而我则只能用钢琴，或管弦乐器表演一些sonata（奏鸣曲）或sinfoma（交响曲）！钢琴和提琴如果能够很好地互相伴奏，配合起来当然是很好的；否则的话，也只有各自独奏合适于自己特点和特性的乐曲了。无论音量、音质和音色它们全是不相同的。”许多年后，萧军在注释萧红的书简时坦白承认，他只爱史湘云、尤三姐那类爽朗、刚烈的人物，而像林黛玉、妙玉和薛宝钗那种更有心机的闺中弱质，他不愿领教。很显然，在萧军眼中，萧红是属于薛、林一类的女子。
1938年4月，萧红带着四个多月的身孕，与端木蕻良返回武汉，胡风等朋友都对她的新婚姻表示质疑和非议。萧红原本想打胎，可是费用太高，而且流产属于非法，最终还是将孩子生了下来。
五、殒逝于香港
1940年1月19日，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飞往香港。由于萧红的生活缺乏必要的节制，抽烟、喝酒都很凶，心情又长期抑郁，与贪睡懒觉、生活低能的端木蕻良相处得并不和谐，此时她已经病入膏肓。在当年，肺结核三期可不是闹着玩的，咳嗽，头痛，失眠，再加上精神烦闷，内外夹攻，使她不堪其苦，身心交瘁。令人吃惊的是，她的创作量并未锐减，除了剧本《民族魂鲁迅》之外，她还抱病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另一部长篇《马伯乐》则是未竟之作，还有散文《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北中国》等，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1941年12月8日清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九龙。萧红辗转多处，颠沛流离，加之药物匮乏，心境惨苦，她自知来日无多。可恨的是，庸医误诊，给萧红动了开喉手术，病况急转直下，年仅31岁，萧红唯有死不瞑目了。一年前，在重庆时，萧红曾对知友白朗说：“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她没有说错。据骆宾基回忆，萧红不愿在医院受到冷遇和薄待，曾念叨着：“如果萧军在四川，我打一个电报给他，请他接我出去，他一定会来接我的。”
萧红生前写了一张字条给骆宾基，上面只有四个字——“我恨端木”，她恨他什么呢？字条上没有说明。她将自己最重要的三部作品——《商市街》、《生死场》、《呼兰河传》——的版权分别赠给弟弟、萧军和骆宾基，唯独端木蕻良一无所获，这一遗嘱比什么都更能说明问题。
在北中国生，在南中国死。“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走完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却不必感叹三十功名尘与土。她曾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她用自己的作品印证了这句话。
陈衡哲：大雨点
籍贯：湖南衡山县 属相：虎
生年：1890年 卒年：1976年
享年：86岁 墓地：上海
配偶：任鸿隽 出身：留学生
好友：胡适、
子女：二女一子 职业：教书
经典语句：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
她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是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四次）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陈衡哲曾谦虚地表示：“我们不过是机会好罢了。当时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实在太少了。”但一人独得四项第一，怎么说也是佼佼出群。
如今，陈衡哲是有些沉寂了，被人忽略和遗忘的时间太长，但她作为“五四”以来中国妇女界的一大骄傲，只要数点她所夺得的锦标，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这位成就斐然的知识女性是不应该被后人遗忘和忽略的：她是享受庚子赔款泛洋的第一批中国女留学生，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她是执教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她是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四次）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陈衡哲曾谦虚地表示：“我们不过是机会好罢了。当时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实在太少了。”但一人独得四项第一，怎么说也是佼佼出群。杨绛在其回忆文章《怀念陈衡哲》中称羡陈衡哲“才子佳人兼在一身”。这个评语十分中肯，并非谬赞。
陈衡哲，祖籍湖南衡山，祖父是晚清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父亲也是不大不小的官员。她夙慧天成，又生活在一个相对开明的家庭中，从小习诵诗书，少女时代即具有咏絮之才。
小时候，陈衡哲最喜欢舅舅庄思缄，这位长年在广西、广东做官的舅舅思想新潮，佩服西洋的科技和文化，他常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讲给陈衡哲听，末了，总忘不了激励自己的小外甥女：“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地去学西洋的独立女子。”这话使陈衡哲深受触动，她问道：“我怎样方能学像她们呢？”庄思缄便送给她一个现成的答案：“进学校呀！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没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他父母尊长的脚步走。”陈衡哲后来回忆道：“这类的说话，在当时真可以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她每见舅舅一次，要进学校的念头便加深一层，久而久之，蚌病成珠，上学就被她当作心中最高的梦想。
一、才女兼学者
陈衡哲求知若渴，13岁那年，她征得母亲的同意，随舅舅远赴广东。她为此痛哭一场，“这哭是为着快乐呢，还是惊惧，自己也不知道。但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决议太重要了，太使我像一个成年的人了，它在一个不曾经过情感大冲动的稚弱心灵上，将发生怎样巨大的震荡呵”，她也说不准自己为什么要为此落泪。
由于不够年龄，陈衡哲在广东未能立刻就学。她不肯偷懒，跟着舅舅学习《普通新知识》、《国民课本》，另外阅读一些充满新观念的报章杂志。她认为这种教育使她“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期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她无疑是感激舅舅的，这在她的文章中充分显示出来：“而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1911年冬，陈衡哲随舅母前往上海，想进舅父的朋友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而未果，便进了另一所学校。这一阶段（1911—1914）她自觉在学业上没有什么长进，但她所学的英文助她后来考取了清华学堂赴美留学的资格。陈衡哲先后在美国瓦沙女子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研修西洋历史和西洋文学，历时6年，获得硕士学位。
在新大陆，陈衡哲不仅智识日进，而且眼界大开。1916年，她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高才生胡适通讯相识，两人在书信中反复探讨白话文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最终达成共识。当时，胡适呼吁文学革命，这一主张在中国留美学生中并不叫座，赞成者不多，连他的好友任鸿隽（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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