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爱非常痛 作者:王开林-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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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她喜欢袁枚不是没有道理的。13岁时，她被灵感悄然击中，写下七绝《种花》：“满地残红绿满枝，宵来风雨太凄其。荷锄且种海棠去，蝴蝶随人过小池。”这首小诗可谓得袁枚之真髓，性灵活放，潇洒不拘。旧小说旧戏曲中，苏轼、苏辙有个极富捷才而又十分顽皮的小妹，把大才子秦观捉弄得团团转。可惜苏小妹只是文人笔下虚构的人物。但在苏家38代裔孙中，真就出了苏雪林这样一位大才女，文脉之久长确乎不可思议。
　　一、求知若渴
　　苏雪林少女时期的教育并不规范，伴着小叔和大哥在私塾里读一点《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平时则贪看通俗话本，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间或也读些新式报刊和流行译著《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苏雪林这般漫无目的的杂食反而营养丰富，也许无助于增长学问，但明显提升了她的写作才能。
　　与陈衡哲和袁昌英一样，苏雪林求知若渴，很想进正规的女子学校读书，想到极致而无法排遣时，甚至差点自杀。她在《我的生活》一文中回忆道：
　　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上”了。
　　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四年后，她完成学业即留在师范附小教书。苏雪林志存高远，渴望深造，祖母却以婚嫁为由多方阻挠，巧的是，苏雪林大病一场，因祸得福，祖母担忧个性极拗、自尊心极强的孙女刚而易折，只好对她网开一面，挥手放行。　
　　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就读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已卓见功效，连女生扎堆的地方也闹出不小的动静，庐隐、冯沅君、石评梅、陆晶清一干才女不仅文章写得漂亮，而且在崇尚独身主义、追求恋爱自由方面不甘人后，苏雪林置身在这个大环境中，其野丫头的本性自然而然又发作了，她写白话文，还特别喜欢参加文艺论争，对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也喜欢发表自己决不苟同于流俗的看法。
　　二、美丽的谎言
　　1921年秋，苏雪林赴法留学，考入国民党要人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修习西方文学，后修习绘画艺术。4年间，对于苏雪林来说，可谓变故多多，由于父亲去世，自己病危，回国后，她参悟一番，皈依了天主教，导引者是上海启明教会学校的校长理姆姆，徐光启的第12世孙徐宗泽即成为她的神父。徐宗泽亦曾留学欧洲，获得哲学和神学双料博士，他著述颇丰，见解超逾常度，对苏雪林颇有汲引之功，苏雪林文章中常常出现的徐神父就是他。徐神父性情宽宏仁厚，苏雪林为文失检，屡次触犯教规，都得到他的原谅。最严重的一次是，1935年，苏雪林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部三幕话剧，名为《鸠那罗的眼睛》，故事源自印度古代的佛经，阿输迦王后爱上前妻所生太子鸠那罗的美目，生出非伦的欲情，却为太子所峻拒，王后怀恨在心，遂设毒计挖去太子的双眼。这个乱伦未遂的悲剧有悖于天主教的教义，遭到天主教信士的严词抨击，苏雪林一时大窘，仍是徐神父为她解围，才平息了风波。
　　1925年，苏雪林迫于母命难违，回国与从未谋面的张宝龄完婚。张宝龄出生于商人家庭，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婚后，他们在苏州安家，张宝龄执教于东吴大学，苏雪林担任景海女师中文系主任，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古典诗词。怪只怪苏雪林当初出于孝忱，一念之差，才陷入这桩不太痛快的婚姻。早在法国留学期间，她身边不乏追求者，也有令她颇为心仪的对象，到头来，在母亲的哀求下，她作出了让步。作家苏雪林与工程师张宝龄缺少共同语言，且性格时相冲突，几年后，这场婚姻便宣告休克。令人费解的是，苏雪林在散文集《绿天》中却将他们的婚姻生活描写得甜蜜温馨，妙趣横生，《绿天》、《扁豆》、《金鱼的劫运》、《瓦盆里的胜负》等篇章把婚姻的和谐之美捧扬到了极致。其中，《绿天》一篇是最有名的，写的是她与张宝龄的苏州爱巢，整篇不离一个“绿”字：“春风带了新绿来，阳光又抱着树枝接吻，老树的心也温柔了。它又拼命使自己叶儿茂盛，苍翠的颜色，好像一层层的绿波，我们的屋子便完全浸在空翠之中。在树下仰头一望，那一片明净如雨后湖光的秋天，也几乎看不见了。呀，天也给它们涂绿了。绿天深处，我们真个在绿天深处！”住在这样的“绿天”中，苏雪林笔下头一回没有抱怨，没有哀愁，连片言只语的不悦都没有。苏雪林晚年作《浮生十记》，坦承《绿天》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这一真相让许多喜爱她的读者胃口再好也吃不消。由此可见，文学不仅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也可能反于生活。苏雪林有足够的想象力，也有锋利的慧剑，那几绺打了结的烦恼丝自可迎刃而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谎言”结集的《绿天》给苏雪林带来了第一笔丰厚的文学声誉，阿英极口极赞这位绿漪女士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在当年的文坛，好事者将冰心与苏雪林并举，弄出个“冰雪聪明”的名目。其实，她们两人颇有天渊之别：冰心宁静、唯美、温和、厚道，女人味十足；苏雪林则恰恰相反，她躁动、偏执、狂放、刻薄，女人味匮乏，她的文章具有男作家亦鲜见的坚硬质地，闺阁香艳、儿女闲情很难成为她笔下的主题，她天生反骨，叛逆成性，金刚怒目，仗义执言，以惊世骇俗为能事，其认知常悖于俗理俗情，一生好战（笔战），且愈战愈勇，堪称女角斗士，即使年至耄耋，求战欲望依然强烈，比黄忠七十斩夏侯渊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加生猛。　
　　1931年，苏雪林受聘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建在珞珈山上，环境优美，再加上东湖波光潋滟，苏雪林终于摆脱了不幸婚姻的阴影。在文坛著书立说，在杏林得英才而教育之，同为赏心乐事，不过数年间，她已是名噪海内外的作家和学者。她的作品主要有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散文集《绿天》、《屠龙集》、《归鸿集》、评论集《文坛话旧》、学术著作《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唐诗概论》、《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和《中国文学史》。
　　与袁昌英一样，抗战伊始，苏雪林出于强烈的爱国热忱，将自己多年积攒的薪金、版税和稿费全部拿出来，购买了五十两黄金，慷慨无私地捐献给危难中的国家。此外，她以笔为旗，以笔为枪，控诉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罄竹难书、擢发难数的罪恶，《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这些文章堪称字字浸透了血泪。在最艰难的环境里，苏雪林也曾颓唐过，但她是一位天生好勇的女斗士，其精神决不会沉沦。
　　三、站在鲁迅的对立面
　　苏雪林并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鸽儿的通信》是极好的情书，写得那样一往情深，并非单凭固有的笔力就可做到。天才诗人朱湘落难时，许多故交都不待理他，他冒冒失失地向安徽大学的旧同事苏雪林求助，很幸运，曾两次得到她的接济，她还为朱湘买烟，为他怀才不遇抱不平，为他夫妻失和而惋惜。但另一方面，苏雪林的个性宛如剃刀般锋利，说她眼睛里容不下沙子也对，说她疾恶如仇也没错，关于这一点，她的得意门生唐亦男教授曾撰专文论及：
　　苏先生曾在文章中说过，人类的“是非心”、“正义感、“真理爱”，都是与生俱来的，而这些在她的性格中表现尤其强烈。无论对人对事，她都要辨明其是非曲直，然后严加褒贬，措辞直接锐利，有如春秋之笔；加上好善恶恶的性格，敢爱敢恨，敢说敢当，因此得罪不少“文坛名人”，也为自己招来种种奇耻大辱，她说如果不是有一种天生的木瓜气质，发生了抗毒作用，说不定早已羞愤自杀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苏雪林敌视鲁迅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事实上，她与鲁迅并无过节和宿怨，早年她称赞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认为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苏雪林自尊心极强，她与鲁迅第一次见面时，原是满怀热情和崇拜而去，却受到鲁迅的冷遇，鲁迅的态度不只是冷淡，还很傲慢。苏雪林反复寻思，猜测鲁迅是恨屋及乌，鲁迅对陈西滢恨之入骨，偏偏苏雪林是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时常露面的作者，道不同不相为谋，连客套也省去了。苏雪林深受挫折，这一笔账迟早要算。1926年，女师大风潮后，苏雪林站在同情母校校长杨荫榆的立场上，对鲁迅公开支持闹事学生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这位文学大师是故意将私怨伪饰为公愤，从此她对鲁迅由钦敬转为厌恶。鲁迅逝世后，苏雪林发表致蔡元培先生的一封长信，痛心于“鲁迅盘踞文坛十年，其所陷溺之人心与其所损伤之元气，即再过十年，亦难挽回恢复焉”，信中列举鲁迅的诸多“劣点”，极力劝阻蔡元培参与主持鲁迅治丧委员会。鲁迅尸骨未寒，苏雪林即扯出反鲁大旗，公开鞭尸，一时间舆论哗然，批她骂她的文章层出不穷，她完全站到了左翼作家的对立面，变成公敌。1936年11月，鲁迅逝世后不到一个月，苏雪林又在《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这样的措辞近乎谩骂，已超越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范畴，遭到胡适的严肃批评：“我同情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邪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话——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还特别提醒苏雪林：“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时隔多年，1961年7月24日，胡适给苏雪林复信，仍语重心长地规劝她：“你也不可生气，作文写信都不可写生气的话。我们都不是年轻人了，应该约束自己，不可轻易发‘正谊的火气’。”1961年10月10日，胡适又在复信中强调：“‘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你说你‘到了老年，火性始稍大’。我请你想想吕伯恭的那八个字的哲学，也许可以收一点清凉的作用罢？”胡适所提到的吕伯恭，是南宋哲学家，他在《东莱博议》中提出八字方针：“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这八个字的意思是说，“善”是不容易弄明白的，“理”也是不容易弄清楚的。既然“理”不容易弄明白，宽容就变得不可或缺，唯其如此，才有所谓的言论自由。尽管苏雪林对胡适高山仰止，但她在反鲁的问题上却孤行己意，一直听不进胡适的逆耳忠告。其后不久，她的斗兴更高，道德的批判更狠，修辞的暴力更甚。苏雪林自称反鲁是其“半生的事业”，那么代表着她的“观察”、“感想”、“评价”的长篇评论《鲁迅传论》（发表于鲁迅逝世30周年之际），对颠覆“偶像”之用力，对击破“崇拜”之用心，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文化界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数十年不变，批判鲁迅的必揄扬胡适，反之亦然，鲜有调和者，更鲜有兼爱者。鲁迅与胡适的旗下各有千军万马，杀来杀去，阵地数易其手，却至今未分胜负。鲁迅崇尚革命，胡适主张改良；鲁迅主张破坏，胡适崇尚建设。以中国社会而论，改良显然比革命更温和一些，更徐缓一些；建设显然比破坏更紧要一些，更迫切一些。苏雪林是坚定的拥胡派，她自称一生只曾痛哭过两次，一次是母亲去世，另一次便是胡适去世，她奋勇反鲁自然就在情理之中。八秩高龄时，苏雪林仍在台湾文化界孤身捍卫恩师胡适，出版《犹大之吻》，颇有一妇守关万夫莫开之慨。
　　四、文坛第一女寿星
　　一个人活足百岁，是大难事，虽说女子较男子普遍高寿，但活够百岁的女作家，古今中外仍极为罕见。冰心活到了99岁，硬是功亏一篑。苏雪林却成为了中国文坛的头号“人瑞”，活足103岁。中年时，她曾写过一篇文章《当我老了的时候》，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年岁是学问事业的本钱，要想学问事业的成就较大，就非活得较长不可。世上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功业彪炳的伟人，很少在三四十岁以内的。”且不管别人如何，至少她著作等身便与年寿成正比。
　　1949年，苏雪林去了台湾。
　　奇怪的是，苏雪林看不惯鲁迅的“霸道”，却看得惯蒋介石的霸道，不但看得惯他，而且还崇拜他，称这位专制多年的蒋岛主具有“岳峙渊渟的气度”。如此一来，她极力标榜的“是非心”、“正义感”和“真理爱”，其中便多少藏有猫腻。
　　其实，苏雪林身上不乏静气，她能忍耐彻骨的寂寞，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以《楚骚新探》、《屈赋论丛》名噪学术界，但胡适对她的学术研究一直不大认可，他曾在信中批评苏雪林：“关于你自己的研究，我颇感觉你有点走入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