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爱非常痛 作者:王开林-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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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这番表白是可信的，以她从小所接受的原汁原味的美国教育，为人行事要远比青帮出身的蒋介石更坦率光明。　
　　通常情况下，两个教养程度相差甚远、生活习性也完全不同的人做夫妻，婚姻很难圆满无憾。蒋介石、宋美龄二人，一土一洋，一俗一雅，一冷一热，一恶一善，本不般配，然而他们却达成了高度的互补，他们的婚姻不只是夫唱妇随、夫贵妻荣那么简单，其中还有互相的欣赏和彼此的默契，因此尽管有过不和谐音，也曾亮过两三次红灯，大体上却可算成功。当然，上帝不欲使人完美，宋美龄也自有宋美龄的遗憾，她一生享有权力和财富所带来的无限荣耀，却膝下荒凉，不曾享有一个女人理应享有的最基本的人生幸福。试想，一个母仪天下的女人，自己居然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在天伦之乐方面缺失了一大块，这绝对不是一个小小的遗憾。而这一遗憾无疑是拜她心目中的超级强人和盖世英雄蒋介石所赐。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一时间人心惶惶，战云密布，宋美龄不惧凶险，排除阻挠，只身飞赴西北虎穴，上演一出“美人救英雄”的壮剧，赢得世人广泛的敬意。大众钦佩她的胆量之余，也终于明白，她与蒋介石同死生，共患难，光有勇气，没有爱情是绝对讲不通的。相比而言，蒋介石对宋美龄的爱情颇有保留，他从大陆溃退到台湾后，沿袭古代帝王的传统路数，着意培养蒋经国，将大位传子不传妻，这多少有点令对总裁权杖志在必得的宋美龄怫然不乐。由此亦可见出，婚姻是一码事，政治则是另一码事，夫妻爱终归敌不过骨肉情。
　　有人说，宋美龄是一个“香蕉型”的中国人，事实上并不尽然。从她择偶的标准和对待婚姻的态度即可看出她骨子里同样恪守着东方传统，甚至比她二姐宋庆龄更传统。她所接受的西方教育相当完备，可她对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精神却并未照单全收，在政治上，她看好精英治国，强人掌权，所以她选择了主张党天下的大独裁主蒋介石做她的夫君，并殚精竭虑经营这桩“中西合璧”的婚姻，使之颠扑不破，尽管有时难免会显得心劳日拙，但总体而言还算是博得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三、长袖善舞
　　起初，作为“国母”，作为蒋介石的形象代言人，宋美龄并未接近权力中枢，她只能用间接的方式对蒋介石施加影响。1934年2月，宋美龄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有人讽刺道，这是一场滑稽可笑的政治秀，是由于她的洁癖发作了，嫌“家”里脏、乱、差，于是，这位管家婆对吐痰、喝白酒、穿奇装异服这些事儿都肯操心费神去管。宋庆龄对小妹热衷的“新生活运动”自一开始就不以为然，她的批评切中肯綮：“新生活运动对人民毫无裨益。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现在需要的是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夫子之道。”小妹冒热气，二姐泼冷水，冒热气的选错了开张的日子，泼冷水的却是看清了严峻的现实。
　　宋美龄全面施展自己的魅力和才能是在抗战时期，她作为中国对外宣传的“总播音员”，以铁的事实和雄辩的语言揭露和谴责日本侵略军种种灭绝人道的兽行，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政策：“请告诉我，西方各国坐视着这样的残杀和破坏，噤无一词，是不是可以算作讲求人道，注重品德，尊尚仁义，信仰耶稣文明的胜利征象呢？再则，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好像震慑于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语相诋评，是不是可以看作国际道德、耶稣道德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坠落的先声呢？”如此义正辞严，自然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反省和关注。值得称道的是，1941年她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此后远赴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各大城市巡回演讲，争取美国政府的援助和美国人民的同情，最终创立由美国退役飞行员作为龙骨的“飞虎队”，在中国战场上取得了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奇迹，她也因此被誉为“空军之母”。当年，飞虎将军陈纳德竭忠效命，即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作为“隐形的外交部长”，宋美龄长袖善舞，1942年2月4日，她陪同蒋介石出访印度，拜会了圣雄甘地。1942年11月，宋美龄大展“夫人外交”的魅力，飞往美国求取援助，成为罗斯福总统“最可爱的贵宾”，登上美国国会讲坛，用她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演讲征服了参、众两院，赢得了长达四分钟之久的热烈掌声。她这次美国之行为饱经战火、危如累卵的中国政府争取到了最大限度的经济援助和道义支持，她也因此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被评选为全美国最受景仰的十大杰出女性之一。1943年7月，宋庆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方首脑高峰会晤的开罗会议，她的美丽、亲和、机智和谈吐风趣给倨傲的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承认宋美龄是他最欣赏的少数女性之一，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开罗宣言》使中国取得了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为后来在联合国取得常任理事国资格铺平了道路。应该说，这是中华民国的外交胜利，也是宋美龄的外交胜利。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宋美龄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冒着极大的风险携带补给品奔赴前线慰劳浴血鏖战的将士，她“军服绑腿，步履矫健”，先后到河南兰封慰问桂永清的第27军，到河南富金山慰问宋希濂的第71军，到江西九江万家岭慰问吴奇伟的第四军。在上海前线，宋美龄的座车被炸弹掀翻，致使她颅内受到震荡，肋骨摔断数根，但她仍振作精神，咬紧牙关，忍痛对坚守阵地的官兵发表了鼓动力极强的演说。此后，她落下了无法根治的腰疾，每逢阴雨天，便有疼痛袭来。海外某酷评家认为，宋美龄在抗战时期扮演女中豪杰，到处奔走呼吁，是好出风头的个性所致，免不了在政坛作秀的嫌疑。他也不想一想，纵然虚荣心超强，哪个女人又会拿性命当玩具，去铁血交飞的前线作秀呢？
　　蒋介石成于内战，也败于内战，宋美龄的魅力再大，也无法安抚1946年至1949年间日渐溃散的军心，她再次去美国求取援助，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罗斯福总统曾使她有福，杜鲁门总统却让她无门。最终她一觉醒来，发现中华民国气数将尽，自己的政治舞台和外交舞台已缩小成了一座袖珍的孤岛，而且在这座孤岛上，蒋介石充分显示出他爱儿子（蒋经国）远胜过爱妻子的本意，宋美龄的权力欲望因此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她的确够焦躁的了，恨美国人不在大陆扔两颗原子弹，教训教训共产党，视同胞的性命如草芥，这多少有点丧心病狂。蒋介石的地盘缩丈为寸，她的角色也跌落为“妇联会会长”、外交人才主考官、“心战”悍将（带头高呼她自己都不相信的“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78岁的宋美龄原以为众望所归，她会受全党拥护，代理总裁，可是蒋介石的长期铺垫此时生效，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她的梦想宣告破灭。1986年，蒋介石百岁冥辰，宋美龄发表《我将再起》的讲话，似乎仍存异想，其实是强弩之末，此时蒋家王朝因为“江南命案”大白于天下，气数已尽，别说宋美龄，蒋家第三代（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的政治生命都已宣告结束。“寿则多辱”，庄子的这句话说中了宋美龄的现实困境。她彻底灰心了，只好带着90余箱细软乘坐专机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她折腾了一辈子，到头来，蒋家王朝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或称之为煤山化灰，冰山化水，就这么回事。富贵不出三代，这句话往心坎里跑，就像冷风往门缝里钻，那寒意穿骨透髓。
　　大姐宋蔼龄爱钱，孔家富可敌国；二姐宋庆龄爱国不爱钱，一生清素可风；宋美龄爱权又爱钱，猛虎搏二兔难免有失。1943年，她访美归来，竟耗用战时驼峰运输（高原空运）的宝贵运力运送她在美国购买的大批化妆品、衣物和珍奇的玩意儿，惹得珍惜油料、热爱生命的美国飞行员勃然大怒。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雷厉风行地打虎，宣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将走私大王、扬子公司的总经理孔令侃（孔祥熙的长子）抓捕归案，宋美龄却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最终导致“打虎运动”流产。她这样徇私枉法，原因有二：其一，维护亲情；其二，大卫（孔令侃）是姨妈的“敛财童子”。宋美龄后来向蒋经国推荐孔令侃出掌行政院（未能如愿），仍是这个意思。宋美龄在台湾与孔令伟（即孔二小姐）把持中华航空公司和圆山饭店数十年，公司和饭店亏空巨大，她们却捞足了松活钱。
　　抗战胜利后，宋美龄的精神明显趋向平庸和没落，一旦大陆易帜，心理倾斜，权和利的双重侵蚀变本加厉，实用主义彻底代替了理想主义，由“国母”降格为岛主夫人，她的失落感险些将她改造为歇斯底里的怨妇。晚年，她杜门谢客，安心静养，这才由绚烂归于平淡，反刍一生的荣辱得失，她绝对不缺“口粮”。
　　四、姐妹歧途
　　政治权谋最能异化人的性灵，使绝大多数政客内心冷酷阴暗，以至于六亲不认。在这一点上，宋美龄显然要和江青之流做得不一样。江青得势后，对她的亲人固然很少理睬，对她的旧情人、老朋友更是大加迫害，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宋美龄则不是这样，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这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蒋介石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以消心头之气。宋美龄却看到张学良动机单纯，为人赤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便对他竭力保全，还劝导张学良寻求新的宗教信仰，由学佛改信基督，心灵有所皈依。　
　　早在上个世纪初，宋查理的子女仿佛接力赛似的前往美国留学，先是大姐蔼龄，由她照顾大妹庆龄，她毕业回国后，由庆龄照料小妹美龄，三姐妹在生活上相互照应，在学业上相互切磋，在志节上相互砥砺，她们那种解衣推食、嘘寒问暖的手足之情令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不少师生记忆犹新。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合，宋家上下反对，美龄和哥哥子文则表示理解。后来，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庆龄则坚决反对，她多半还是为小妹的幸福着想，认为像蒋介石这样成色十足的流氓政客和屠夫军阀不可能懂得怜香惜玉。在二三十年代政治斗争和权力纷争最激烈的时期，宋庆龄与蒋介石水火不容，虽谣言四起，耸人听闻，说是宋蔼龄与蒋介石合谋欲刺杀宋庆龄，报纸上却没有宋庆龄与宋美龄姐妹阋墙的消息，反而是小妹竭力保护二姐的生命安全，让军统、中统特务离她远一点，若非如此，宋庆龄遭遇不测之祸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及至抗战军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宋美龄更是识大体，顾大局，尽弃前嫌，与二姐携手，共纾国难。
　　1940年，美龄赴香港治病，三姐妹得以聚首，仿佛又回到了早年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的时期，融融洽洽，尽展欢颜。她们还一起在香港饭店用餐，公开露面，把那道名为“团结”的政治大菜似有心又似无意地端到国人面前，令大家眼睛为之一亮。抗日战争烽火八年，三姐妹求同存异，手足情深。宋庆龄组织“妇慰会”，宋蔼龄则欣然出任“伤兵之友协会”主席，并且慷慨解囊，为医疗机构配备救护车，为飞行员订购皮夹克；她们一同视察重庆的防空洞，抚慰前线的伤兵和后方的孤儿，一同用英语对外广播，向美国公众吁求同情，向美国政府吁求道义支持和军事援助，并向全美听众表达中国人焦土抗战的必胜信念。1942年中秋节，宋家兄弟姐妹六人齐聚，赏月谈心，自大革命失败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手足团圆。
　　1946年下半年，孔祥熙和宋蔼龄见蒋家王朝风雨飘摇，赶紧转移巨额财产，卜居美国。1949年5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获悉孔、宋两家有20亿美元秘密存储在曼哈顿的多家银行，不禁勃然大怒，在一次访谈中，他甚至骂出了粗口：“他们全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毅然发表白皮书《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听任蒋家王朝轰然垮台，却见死不救，便是基于这种义愤——美国政府不可能支持一个由大群窃贼组成的政府。蒋家王朝由“大公司”缩水成了“小公司”，宋蔼龄已无所谓，她身居金山之上，完全可以超然物外了，何况其二子二女个个精于敛财。宋庆龄留在大陆，宋美龄蛰居台湾，宋蔼龄移民美国，三姐妹从此天各一方。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打算乘中美关系解冻之机，借1971年5月1日宋子文追思会这个重要题目促成宋氏三姐妹历史性的见面，然而，最终三方碍于难以达成平衡的政治原因均敲响退堂鼓。及至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陈香梅出任其表舅廖承志的信使，这是宋氏姐妹最后一次的沟通机会，宋美龄却默无一词。当二姐去世后，小妹同样未作任何公开表示，私下里却多次流泪，并为二姐做虔诚祷告。若有人指责宋美龄不重感情，那实在是冤枉她。1958年，飞虎将军陈纳德患癌症住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医院，宋美龄飞越太平洋，前去探望。在老友生命的弥留时分，与他依依不舍地话别，那份热忱何其感人！
　　临到暮年，宋氏姐妹遥隔重洋，生死不相闻问。莫非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比不上天涯若比邻的友情？只能说，在政治这把千钧之重的悬剑下面，亲情脆弱如卵！宋美龄保持沉默，要远远胜过大放厥词讲出一些伤害手足之情的话语，她的教养使她能够做到这一点。假若换了江青，她不急着跳出来与海外关系划清界限才怪。
　　1996年，适逢宋美龄99岁华诞，她欣然接受了记者采访，对于自己的生死去向给出了一个相当通透的说法：“上帝让我活着，我不敢轻易去死；上帝让我去死，我决不苟且地活着。”如今，这位世纪老人已经撒手人寰，驾鹤西归，将一部厚厚的传奇画上了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