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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2-央视女主播徐俐-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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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理，无知，不尊重嘉宾，甚至教训嘉宾（观众把我转变话题看成是对张先生的否定），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等等，构成了一股我至今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大的批评声浪。我的同事告诉我，央视网站有类似的评论，我打开一看，果真有，但仔细一看，又看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当一部分观众把我批评得有些过分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另一部分观众在留言后面跟帖子，把我高度赞扬一番。比如，有人讨厌我打断嘉宾，认为我犯的是不能容忍的最低级的错误，有人就说，为什么不可以打断呢？嘉宾又不是神，嘉宾说的话句句都对吗？有人认为我转变话题是为了教训嘉宾，自我卖弄，而有的观众就认为，我谈那样的话题是视角独特，悲天悯人，有大情怀。
但无论如何，我感受到了批评的压力。我们的节目开通了电子邮箱，观众的批评自然进入到我的工作环境中，我从同事的脸上看到了那种批评的影响。领导严肃地告诫我（他的表情我只能理解为告诫，是我的职场生涯中唯一的一次）：“你必须把自己退后一点，你的个人意识太靠前，表达个性太鲜明，观众不接受，有人要求撤掉你，你明白吗？”
节目刚进行到第三天，领导如此地警告你，你得有多好的自制力和多强的自信心，才能防止心理危机的出现呢？当然，我理解领导面临的压力，战争报道使四套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领导希望各个环节都尽善尽美。如果在平时，我相信面对同样的压力，人人都会平和得多，淡定得多。
那一下，我有点懵。我不知我究竟错在什么地方，而那个错究竟有多大。我在镜头前早已习惯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话，配合我干脆的手势，看得顺眼的认为那是自信，看不顺眼的会认为那是居高临下、无知、霸气。但是，我用那种方式在镜头前说了二十多年，不那么说，能怎么说呢？而领导的告诫让我意识到，我没有思考选择的余地，我必须在表达方式上做出大幅度的调整。
有意思的是，张召中先生２２号晚上的发挥状态也让节目负责人感到了隐隐的忧虑，他们担心率性的张先生会意外出格，因为节目是直播，说出去的话就好比泼出去的水，没有任何挽回余地。当时中央台对这场战争的报道要求是，理性、客观、超脱，不对战争的是非对错作任何评论。所以在战争进行的前三天，观众透过我们的节目看不到中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的任何看法。如果张先生就此发挥下去，会不会在报道尺度上闯祸呢？领导决定，张先生先下来，暂时不用，以后再说。这就是过后的三四天，观众为什么没有在屏幕上看到张先生出现的直接原因。没有了张召中，观众不乐意了，有观众甚至说，一定是张先生把徐俐得罪了，让徐俐下去，请张先生回来！
张召中先生有一群庞大的受众迷，有一拨女学生就托人转告张先生，她们很少看到一个这样有地位的军事专家，头不白，肚不挺，相貌英俊，说话幽默，她们表示，如果张先生愿意，她们想报考张先生的研究生。而网上对张先生的赞扬就更多了，有人表示，节目中没有张先生就没有什么看头，收视调查也显示，没有张先生出现的那几天，收视率确有下降。可以想象，２２号晚上，我算是把张迷们彻底得罪了。
从那天开始，我在战争报道的镜头前变得小心翼翼，在提问之前，我会先用“请教”一词，我的语气也开始变得有些犹豫，我几乎不再打断嘉宾的谈话，不得已要打断的时候，先在前面加一通解释（有些过后看来纯粹多余），再行打断。
关于不合时宜地打断嘉宾（我指的是除和张先生合作以外的另一些时候），我不得不做个说明，其实有些时候责任不全在我。开战的前一周，导播台上的混乱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导播也是第一次导这样大型的节目，我能从耳机里听出，他们因为紧张而发指令的时候，声音都有些颤抖。因为大家对节目太重视，经常会出现多头指令，而且因为心态的不放松，在不必要那么紧张的时候，导播或者其他人也会以一种格外紧张的语气向主持人下达指令：有电话连线，主持人赶快打断嘉宾，赶快！赶快！导播台上的工作千头万绪，导播通常无暇仔细倾听嘉宾的谈话，也许那会儿嘉宾正谈在兴头上，观众也听得津津有味，那时候的打断是极不明智的。如果导播听了嘉宾的谈话，而且心态放松，他们有时就可以不那么着急，可以让在线记者在电话上多等一小会儿，或者让同步画面晚进来几秒钟。而我是一个容易受情绪感染的人（某些时候这成了我的弱点），导播一急，我也会很快地跟着打断嘉宾。通常那个时候，我的语气是果断而急促的，给人的印象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尽管在打断之前，我都会先说一声″对不起″，但是我的果断乃至武断的语气，再配合上我的坚定的手势，综合产生的效果就使得那句“对不起”如同没说一样。无理的印象就是这样形成的。有时候，不在乎我说了什么，而关键是我在怎么说。
那么，除了以上说的技术方面的原因，我有没有自己的问题呢？当然有。当我有足够的兴趣去做一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镜前状态往往会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自信，甚至还有点不自觉的张扬，而那种不明确的张扬气质就看出现在什么时候。合适了，添大彩；不合适，就必然减分。
我说过，从上到下，大家对这次战争报道极为重视，开战之前就做过数次的演练。为了第一时间能把开战消息发出去，经常是在办公室的过道里不知谁喊了一声“开战了！”就听见各工种的人一阵骚动，以最快的速度往播出线上跑。在那么几天里，大家都练皮了，练怕了，再不开打只怕连神经都有些抗不住。那种状态下，人很难有平常心，情绪会失控，而我又特别容易受这种氛围的影响，每个神经细胞都处在极度的亢奋中，这种亢奋会导致自己在镜头前的状态夸张甚至稍有变形。最初的几天我就是这样，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对重大报道渴望已久的激情之中。夸张也好，变形也罢，一切都会在镜头前成倍地放大。比如，导播催得急，如果我自己从容，我在打断嘉宾的时候就会和缓一些，说的也许是同样的话，做的也许是同样的手势，但出来的节奏会不一样，效果自然就大不相同。如果要总结经验，这是我头一条要汲取的教训：镜头前我原本就自信，怎还经得起哪怕多一分的夸张和渲染。尤其在战争报道中，任何过于个人化的东西一律不受欢迎，人们会视之为对战争报道的干扰。
再把话说回来。当我在镜头前开始变得小心的时候，我几乎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也失去了对整个节目控制的欲望。相信明眼人看得出来，我几乎是在放弃。这种放弃变成了一种强迫，强迫自己把自己收敛起来。那种镜头前的状态是我完全陌生的，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甚至在播报新闻的时候，我都会高频率地出错，而在此之前，那是我的强项啊！开战的头两三天，我只有兴奋而没有丝毫的紧张，后来的大约一星期左右，我天天在镜头前紧张，紧张导致的出错频率在不断地增加，以至于到播报新闻的时候我的心就会狂跳，只盼望着新闻环节赶快过去，到了访谈环节我反而轻松了，把话题交给专家，心里说：你们谈吧！我再也不会打断你们了！
在这样一种近乎消极的状态下，我经历了直播以来我称之为最恐怖的一夜。那是３月２６日，战争没有太大的进展，同步画面加起来没有超过五分钟，没有一个电话连线，除了整点播报新闻，其他的时间全留给了访谈。从晚上六点半开始，到夜里两点结束，我粗算了一下，我和嘉宾谈了将近六个小时。六个小时，先不要说疲劳，又有多少问题值得谈六小时呢？当天的战况谈完了，当天的新闻谈完了，当天准备的核心话题谈完了，当天我自己能准备的所有东西都谈完了，时间还有富余。主持人被置于了一个怎样危险的境地。过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让这样的状况出现在长达近八小时的直播过程中？在那天晚上，访谈成了填补时间的下脚料，我不断地听到导播下达指令：切演播室访谈！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女主播——直播战争的日夜（4）
画面切过来，我们除了谈，没有任何选择。谈到没得可谈的时候，我请求嘉宾在话题中掺水。天哪，让专家在自己的讲话中掺水不就是辱没他们的学术清名吗？但是，没有办法了，我们需要把时间打发过去。事后我们说，那晚，为了伊拉克战争节目，我们掺完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的水，在访谈节目中算得上空前绝后了。至今，我都对那晚上的四位嘉宾心存感激，是他们以他们的善解人意和丰富学养同我共渡难关。也许他们心里对节目安排也有看法，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流露，也没有任何怨言，他们总是平静地应对着一切，包容着我的急躁和不安。
那晚的演播室奇热。三月份北京还没有停止供暖，室外的温度也不高，但长时间的作业使演播室的温度达到了三十一摄氏度。那个季节动力部门不可能想到演播室会需要冷气，他们倒是把暖气关了，冷气自然没有。我穿了一条秋裤和西裤，里外完全湿透了；职业装里的前胸和后背，汗水一直在小河似地流淌。燥热，实实在在的燥热，时间在那个夜晚显得格外地漫长。那晚的导播也神了，可能是第一次导这么大型的节目，她有种近乎神经质般的紧张，除了下达指令，她总是在不断地说话（通常导播除了下达指令，一般都会避免再说话，因为那样会干扰各工种，尤其是主持人的作业），她的声音透过耳机固执地在我的脑袋里响着，长时间地响着，弄得我几乎要神经分裂。我善意地提醒过，但也许是太紧张，也许是手头的东西太少，对整个节目没有把握，她控制不住地总要说，浑然不觉地长时间地在说。更糟糕的是，她多次下达错误的或是不明确的指令，让我多次措手不及。有一次，我记得是在整点新闻时段，她没有准备好下面的节目，而我播过的内容马上就要播完，她不知道在冲谁喊：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什么？！作为播出线上掌控一切的导播都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还会有谁知道呢？可想而知，除了把画面切给我，切换人员没有别的任何选择了。
那晚，在这样的心惊肉跳中，在这样的燥热不安中，在这样的漫长无边中，我艰难地度过了。从播出线上下来的时候，我已近乎虚脱，想吐，心里窝着的无比的愤怒和委屈让那种生理感觉更加剧烈。
我之所以称３月２６号晚上是个恐怖的夜晚，是直到现在我在回忆在叙述那八个小时过程的时候，仍然禁不住心惊肉跳。怎样的镜前经历才会给人留下这样深刻的刺激？在我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还会再次遇到吗？但愿不会了。
我无意说谁的不是，我知道在那样空前的超负荷运转中，什么样的疏漏都有可能发生，对此我深深理解。如果别人写我，一样会写出我的缺点。所以，我并不因此而抱怨什么。我只是想把它记载下来，它应该成为我们的记忆，成为我们未来行动的镜子。我还要说明的是，任何人任何工种的疏漏，都有可能加重主持人在镜头前的危险。主持人是节目的最后一道关口，主持人觉得危险了，节目的安全也就没有了保障。
在我的镜前状态受到部分观众质疑后，到２６号晚上，我的情绪跌落到了谷底。下班回家已是凌晨三点，我无法入睡，我在心里问自己：还有勇气做下去吗？你真的还能坚持吗？我走到镜子跟前，看见自己面颊消瘦，双眼深陷，眼中布满血丝，整张脸极度地憔悴不堪。那一刻，我的确想到了放弃。我对先生说：我不做了，行吗？
先生是我在这世上最深的知音，他太懂得我，他知道我正面临压力。但是在我说出打算放弃的时候，他竟然受惊不小，他没有想到压力居然到了如此地步。丫头，真的抗不住了吗？咱是那么脆弱的人吗？咱有那么糟糕吗？咱历来挺棒的呀，咱的信心哪儿去了？他开始说服我，同时也在质问我，他问我：你到底认为自己有多糟糕，以你的综合素养，你能糟到多么不堪的地步？不可能啊！为什么要放弃？！这不是你一直渴望要做的节目吗？！
我没有正面回答先生，在刚刚结束的长时间的直播节目中，我耗尽了所有的脑力和体力。无望导致的虚脱让我不能思想，也不能入睡，我就那样懒懒地半躺在床上，任他说，任他劝。先生显然有些替我着急，他从来没有见过我如此沮丧，但他是个平和的人，他知道除了耐心，就只能是耐心。
最后一眼看表是在凌晨六点，过后，我就朦胧地睡着了。
第二天，也就是２７号，天不错，没风，阳光朗朗的。睡了几个小时，我觉得精神好多了。对于常失眠的我来说，只要还能睡，心情通常就会好。我开始回忆头天晚上想过什么，做过什么，又说过什么。我说过不干了？
其实，我是了解自己的，任何事情在我心里糟到头的时候，通常就是好转的开始，不管客观上事情是否好转。我开始嘲笑自己的脆弱，嘲笑自己面对批评和压力不能保持平常心，我不能原谅自己在镜头前的消极和放弃，不管对我个人如何，至少对节目我没有尽到完全的责任。主持人消极了，谈话节目还会深入，还会有光彩吗？
我进而意识到，只要在镜头前保持平常心，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正常准备，正常发挥，一切都回到正常的状态，就不会太糟糕，至少不会像刚过去的这几次播出那么不尽如人意。用先生的话说就是，以你的综合素养，你能糟到多么不堪的地步？
我一下子觉得如释重负，心像窗外的天空一样，朗朗的，仿佛透着希望。
战争仍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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