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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2-央视女主播徐俐-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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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往的众生里，我把萨特与波伏瓦的关系理解为我描述的平等与制衡的关系，那种关系虽历经风雨，但最终在精神层面，他们牢牢地拥有对方，而精神的拥有是这两个优秀男女之间最本质的拥有。死后，他们合葬一处。在巴黎，我走到他们的墓前，站了许久。
理解到这种平等的重要，双方就会共同努力，让婚姻关系始终保持一种张力。在很多关系中，有张力存在的时候，关系恰好是最稳固的，一旦张力消失，稳固也随之被打破。
我理解的平等制衡的婚姻关系，同传统男强女弱的婚姻关系明显相悖。而在传统的婚姻关系里，生产出了太多的怨妇，我不喜欢看到怨妇。在那样的关系里，女人只能寄希望于男人的善行与良知，那终究不靠谱，所以，我也不主张那样的婚姻关系。
芸芸众生里，还是寻找同自己最匹配的人吧。高了低了，都把自己累着了。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爱情婚姻观走向自我和解
当我试图阐述自己对爱情婚姻的种种想法时，我发现这不是个聪明的念头。原本爱情就是说不清的问题。我也从来没有研究过爱情婚姻问题，又哪来这样的能力。
写到这里竟有些后悔。
平生做过两次媒，都成了，至今他们都还在一起。先生笑我：你之所以能成，是利用了别人对你的信任，人家总觉得你在这事儿上想得很明白。也许先生言之有理。在我只有十九岁的时候，我主持过一档青年节目。年轻人的话题大都是恋爱婚姻，虽然自己还是个没有恋爱的小姑娘，解答问题也心怀忐忑，但随着节目时间的长久，关注恋爱婚姻仿佛成了职业习惯，心里自然落下了有关它的种种思考。
现在的办公室里，嫁了的和没嫁的，都愿意同我谈论这类问题，有时也想讨我一个主意：现在是关键时刻，继续呢还是拜拜呢？
问题处在这样的当口，我自然口风就紧。这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我通常只问问题，剩下的当事人自己去思考。
经常，我会碰到别人提这样的建议：想法这样多，为什么不写本书呢，写出来对大家也好哇。
终于，我下定决心，以自己的故事为载体，表达了曾经多次同别人谈到的观点。表达的同时，也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无论我过去在生活中已经表达过什么，这次的文字表达，自己感觉竟然是苍白的，远不是想象中自己很以为然的丰富、厚实和精彩。
毕竟，我不是研究者，我思考的都是狭小生活圈子里能够接触到的爱情和婚姻，更多人的想法我绝对不了解，也不清楚。比如，对于那些解决不了温饱的人而言，婚姻的要求是什么呢？是否就是给口饭吃？所以，大约会有些人嘲笑我，缺乏脚踩地球的透着湿度和温度的烟火气。
缺乏烟火气还来自于，也许因为我幸运，我本人对爱情和婚姻的表述，会不自觉地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在我的眼里，它们是美丽的，而现实却比我能表达的观点和理想要无奈得多。
尽管如此，我毕竟表达了我有限的所想，它是我人生四十多年用亲身经历换来的感悟，也算是四十不惑的心得了。
年过四十，会对爱情和婚姻持更加理性和清醒的态度，会更加懂得爱情和婚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我又想接着表述一点。
世上确实没有长久纯粹的爱情。有人刻意把纯粹爱情的概念虚无化，认为既不是性，也不是情，那还能是什么呢？我理解的纯粹爱情，就是两个生物之间最本质的相互吸引，是他们经过眉来眼去、言来语去的调情试探之后，决定奉献彼此身心的两情相悦。
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爱情，远比上述爱情要现实得多、利益得多。我们不仅喜欢这个生物，我们还会考虑到这个生物的其他自己是否也喜欢。比如他（她）的职业，他（她）的家庭，他（她）的趣味爱好等等，而这个喜欢相对于婚姻则更加本质。
所以，与其说爱情可以天长地久，不如说理想婚姻维系的结合可以天长地久。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想到，人需要有自我和解这样一层勇气。
我和先生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的，现在说一句“我爱你”，同十年前的一句“我爱你”，含义已经完全不同。过去是两个生物的相爱，现在是两个人的相爱。我们之所以相信天长地久，是因为我们有最初的两情相悦，我们也有彼此对等喜欢的其他，我们相信这世上我们就是最理想的相遇，所以我们要去实践的就是理想中的天长地久。
有的人，一生都被纯粹的爱情所吸引，一生都需要不间断地恋爱。这也是一种人生，只要自己清楚，不结婚就是，不追求天长地久便行。已经有过一句精彩的广告词：“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这一定是个情种想出来的好句子，说不定到现在他还没结婚呢。结了，就该惨了。但愿没有。
写到这里，脑海里突然跳出北岛的几句诗：
走吧，
眼睛望着同一片天空，
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呵路，
飘满了红罂粟。
最后我想说，无论基于理想还是基于现实，为了相信爱情，让我们大家上路。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美丽心得我的美丽心得
六岁那年我瘸了
宁可穿破，不可穿错
我理解的职业装
迷失于巴黎的优雅
做一个丝巾美人
我的美容态度
将健身进行到底
我眼中的美丽女人
美丽是自己疼爱自己的方式
有天，在网上同网友交流。有人问，你是如何在屏幕上创造和保持美丽的。我当时觉得，这个话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就简单作答：自信、学习、坚持。
相信自己一定美丽，学习掌握如何美丽的技术知识，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这是当时想到的。
时至今日，我仍可以信心满满地同比我年轻了二十岁的同行站在一起，丝毫不去担心自己身形的种种变化，就是因为长久以来我始终保持了一种良好的状态，始终相信自己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而我以为，相信自己美丽，果真是可以美丽的，因为自己会为美丽而努力。
我小时候很瘦，一种营养不良的瘦。那时大人见我，总要流露心疼的口气：哎呀，这小孩儿真瘦，不吃饭吧。
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十来岁以前的，一点不精神，有些忧郁甚至还有些可怜兮兮。
我自小确实不好好吃饭。我的吃法是把饭含在嘴里，慢慢地吸吮，把饭里的糖分吸干，然后把饭渣吐掉。我有依稀的印象，大约四五岁，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手里拿个搪瓷碗，碗里的米饭拌了白糖或者酱油，我一口一口地吸，一顿饭要吸好几个小时。妈妈要是有事着急，就会过来拿起碗里的小勺，往我嘴里使劲儿塞上几勺，看见我当面咽下去了，就算我吃了一顿饭。
我不好好吃饭，一方面是习惯，一方面大约也是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我总在生病，总在住院，六岁以前的多数日子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我家的家教很严，妈妈相信孩子不打不成器的道理，而我自小的瘦弱和病歪歪，是妈妈不能打我和舍不得打我的重要理由，所以我这个小病孩儿从小到大很少挨打。哥哥和妹妹却没这么幸运，他们比我皮实多了。
有一场病一辈子记得，病了一年多，差点毁了我的一生。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美丽心得六岁那年我瘸了（1）
我最早的记忆应该是四五岁。只记得几组画面。
那是在农村姨妈的婆家，她婆家门口有条不窄的浅溪，溪上搭了个木桥。可能是四岁，爸妈把我放到农村去玩，我成天就坐在木桥的桥头。因为不爱吃饭，我很瘦，比一般同龄的孩子要娇小。姨妈说我好想心事，很少说话，就喜欢瞪着眼睛看大人在桥上来来往往。我的印象是：坐在岸边，两腿交叉着悬空，手上没有任何东西，一坐就是半天。
应该是五岁，我爸把我从他的老家接回城。从他的老家到县城搭火车，首先得翻过一座山。当地叫毛子山的山，其实并不高，但是在丘陵地带，就算一座山了。当地人要出村，都知道除了翻山没有别的路，所以能不出村就尽量不出。翻山是件很辛苦的事。那时我只有五岁，爸爸让我先走一走，实在走不动的时候答应背我。可能觉得翻山很好玩，我一直在爸爸的前面走。爸爸问过我好多次，要不要背，我说不要。山里很静，大人们为了不寂寞，翻山的时候会喊号子，我爸爸也喊，还听到了其他翻山人的应答。爸爸是个开朗的人，嗓子也好，好像他喊了不少的号子。毛子山大人得翻两小时，我始终没要爸爸背，路上好像还唱过歌。但是下了山，进了火车站，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爸爸说，我在他怀里一气儿睡到了长沙，根本不醒。
这件事在爸爸嘴边挂了十几年，他说我有腿劲，有韧劲，认定的事情就做到底。
一生中最好的腿劲可能就在五岁那年用光了，到六岁，我竟然瘸了。现在要说的就是我童年记得的关于瘸腿的第三组画面。
我生在六十年代初那个特殊的困难时期。妈妈怀我的时候因为营养缺乏得了水肿病，我出生后便没有吃过一口母乳。那时大人的工资一般每月才几十块，鸡蛋就要五毛钱一个，妈妈一个劲儿地说我是吃米糊糊长大的。这样的先后天状况，使我从小体弱多病，就是个病秧子，住院打针吃药是家常便饭。我得过肝炎、肺炎，出过麻疹还差点死了，常年不是咳嗽就是发烧。六岁那次是得了气管炎，照例去爸爸所属的部队医院打针。当时好像是夏天，快下午五点了，妈妈带我去医院。那天当班的护士见到我就不高兴，嫌我来得太晚。她操作的时候极不耐烦，嘴里一直嘟嘟囔囔。在我屁股上抹碘酒的时候，妈妈看了觉得位置不对，和平时的地方有很大差别，就提醒她。她拿眼翻妈妈，说你懂什么，要懂自己打呀！那天打的是青霉素，打完针护士就麻利地收拾东西，催我们赶紧快走。从医院到家里大约十分钟的路程，都属部队的辖区，平时总在这一带玩，很熟。妈妈不担心我走丢，就自己走自己的。过了一会儿，她发现我走得太慢，回头催我一次；再过一会儿，就发现我坐在地上彻底不走了。我告诉妈妈屁股痛，腿也痛，妈妈以为是护士推针太快，安慰我几句，把我从地上拉起来牵着走回了家。
大约晚上九点，大人发现我的腿开始萎缩，这一下不得了，妈妈知道出事了，一定是那针打坏了，好多人一起把我送到了医院。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在我意识到人该有羞耻心的时候，我被脱掉了裤子，躺在诊断床上，被很多大人围着。大人们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说什么我听不懂。有人在量我的腿，说已经短了三公分，一会儿又说还小了三公分。妈妈的情绪激烈，她说了下午打针的经过。我没有吭声，也没有流泪，我并不知道可能的后果，也不知道害怕，只求妈妈快点把裤子给我穿上。
后来来了一个年纪大点的男医生，大约五十岁，我听见别的医生叫他院长。院长听完经过，敲敲我的腿，告诉我妈妈打针伤到了我的坐骨神经，要住院长时间治疗，结果一时还不好说。如果先前还存有一丝希望，这个结论让那一丝希望也最终破灭，妈妈愤怒到了极点，她表态说，如果医院不治好孩子的腿，孩子她不要了。
院长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脸始终绷着，他在吩咐其他医生做什么的同时，尽量安抚妈妈。他希望妈妈相信医院，并保证孩子的腿一定会治好。
人有时是要信命的，那一针不打坏，我可能在十四岁那年就当了小兵，也可能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进了文工团。总之，我的人生完全是另一幅图景。
多年来，我一直有个念头，想知道那个给我打针的护士是谁，她现在在哪儿，她知不知道她一时的失误究竟伤害了我什么又成全了我什么。那天她嫌我去得晚，是因为和男朋友约好了，要一起出去。出了医疗事故之后，她被立即复员了。如果她那天没有约会呢？我只隐约记得她很白（那时军医院的护士好像都白），不算年轻。按照我当时的情感和是非标准，我把她想得很坏，现在她应该有六十多岁了。
妈妈把我交给了医院，我成了院里的特殊病号。我不知道三十多年前治疗那腿的难度究竟有多大，反正我的主治医生就是院长，院长解放前在德国留过学。院长很精心，总来看我，一来就逗我玩很长时间。由于瘸了腿，我不愿意走路，要走也只贴着墙根儿一拐一拐地走。我清楚地记得，在一头透着光亮的走道里，我每走几步，就会停下来，发现没有别人看我，再接着走几步。在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我走路都是这样几步一停。本来就不爱说话的我，腿瘸之后话更少。我还记得跟妈妈说过的一句话：以后我再也不能唱歌跳舞了。那时我看见别的小朋友跳舞，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单薄、瘦小、瘸腿，沉默寡言，我不就是个灰姑娘吗？
让那护士复员，整肃医疗纪律，剩下的事就是把我的腿治好。究竟如何治疗的，用的什么方法，我确实想多说一点，遗憾的是我根本不记得了，印象深的就是练走路。记得院长老把他的一串钥匙扔在离我几步远的地上，让我捡起来再交给他：″小俐，走两步，给伯伯拣起来″。这样的″游戏″每天都要玩好多回，我不记得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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