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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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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接到党内的指令后，还是这些人，对鲁迅的攻击就完全停止了。很快就转为歌颂，很快就一起组织起左翼作家联盟，一起对着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地战斗了。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停止了的，总得有个过程。不管怎么说，到后来，还是这个郭沫若，对鲁迅的看法就完全变了。且看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后，郭氏的一篇文章《不灭的光辉》中，对鲁迅是怎样评价的：
这遗产的接受，同时怕也就是继续鲁迅精神的最好的法门。“鲁迅精神”是早在被人宣传着的，但这精神的真谛，不就是“不妥协”的三个字吗？对于一切的恶势力，鲁迅的笔似乎不曾妥协过一次……我们民族所应受的两重的敌人，内部的封建余孽，外部的帝国主义，这是鲁迅先生至死不倦地所攻打着的东西。鲁迅先生提着笔为我们全民族在前线战死了，我们应该加倍地鼓起我们的敌忾，前仆后起地，继续着奋战。这才是纪念鲁迅的最上的途径。而这样替我们民族“报仇”，也就完成了鲁迅替我们遗留下来的责任。
当时上海有个日本人，郭沫若说是“一位有名的集纳主义者”，不知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和鲁迅有交往，郭沫若的说法是，在上海和鲁迅喝过几次茶。这个日本人在纪念文章里，说鲁迅对他说过这样两句话，一句是“我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不曾读过一页”，一句是“苏联几次请我去，我都没点头，我倒很想到日本去游历”。郭沫若跟鲁迅，连这样的交情也没有，只好说：“这话有点令人碍难相信，即使有，也怕是临场的一个烟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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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不同的两种评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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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把郭沫若树为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之后，他对鲁迅的评价就更高了。从他写过的文章的名字上，不难看出这一点，比如《鲁迅并没有死》、《鲁迅和我们同在》、《鲁迅和王国维》等。不管是刚死了以后说继承鲁迅的精神，还是抗战中说“鲁迅和我们同在”，郭沫若的评价都是跟着毛泽东的评价来的。
对这种截然的转换，曾任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陈独秀，是不以为然的。他说过这样的话：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这段话是一九三八年说的，当时陈独秀尚是自由之身，还没有被国民党政府羁押，他说的这些话应当说是可信的。
从郭沫若对鲁迅前后评价的不同，就可以证明陈独秀说鲁迅转变前后的话，没有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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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想资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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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这就不能不说到鲁迅的思想资源，或者说是思想根源了。
人都是社会的人，行为受思想的支配，思想则受身世、教育、社会环境的影响。鲁迅也不会是例外。鲁迅的思想资源约略说来有三，一是自幼受到的家庭变故的烙印，二是从少年时代起接受的中国传统经典的训练，三是在日本留学时受到的西方思潮的熏染。
自幼受到的家庭变故的伤害，用鲁迅的一句话说就是：“有谁从小康之家而陷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这句话反过来讲，就成了有谁从小康之家陷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了解自己思想的变化。少年时从小康之家陷入困顿的遭际，如同一个难以驱散的魔魇，一直伴随着鲁迅的终生。只是不同时期，其内容有不同的变化。青年时期是婚姻的不幸，中年时期是与胡适、徐志摩等新派人物的格，晚年则是与周扬等左派人士的龃龉。仿照前面的句式，这些事情均可变为他心中的长叹：
有谁有这样不幸的婚姻么，正在青春年华，满腹学问，却只能摊上这样的妻子……
有谁有这样不幸的时运么，正当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却遇上这么多留学英美归来的新派人物……
少年时所受的中国传统经典的训练，是任何一个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既蒙其泽惠又受其局限的，只不过在鲁迅身上表现的更其突出罢了。其泽惠一为中国旧文人的耿介，一为良好的文字功底。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鲁迅身上更有其明显的发展脉络，成年后可以接续他的整理古籍，比如辑校《嵇康集》《会稽郡故事集》等。这一影响，成为他狷介的个性的主干，也成为他判断人事的基准。加上他的文字的功底，又铸成他文章的风骨，也就是他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魏晋文章”。
以上两点，或深或浅，见智见仁，以往的研究者都有所阐述。现在我们要探究的是，作为一个清末的官派留学生，鲁迅在日本那些年，究竟获得哪些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对他回国后从事文化事业，有哪些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有过细致深入的研究。
一九○四年鲁迅赴日本留学时，正当日本明治三十五年，适值日本最初的“尼采热”处于巅峰之际。在他留学的年代里，日本文学中尼采热逐渐减退，不久即迎来自然主义的全盛期。但是，作为一个清国的留学生，深知国事多艰，急欲求得治救之道，最易接受的还是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从另一面说，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东京时期和鲁迅最为亲近的周作人就说过：“豫才在那时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考虑到说这话，是在解放之后，周作人有不便明言的苦衷，不妨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则是一种缩小了的民族主义。
伊藤虎丸在《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一文中说：
鲁迅基于对“个人主义”这一西欧价值观念所具有的普遍性和优越性的深刻认识，当然对与之“如同水火”般相异的传统思想予以严厉的批判。彻底否定传统，激烈嫌恶庸众，对本国国民的民族陋习刻薄地讥讽，是鲁迅与尼采的共同点之一。（《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第70—71页）
在鲁迅接受尼采思想这一基本事实上，日本学者竹内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且有自己独创的概念。同是接受尼采思想，他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回心”，一是“转向”。回心，原是佛教语，意思是忏悔过去的罪恶，信奉佛教，从而达到悔改自新。转向则不同，是改变或转换自己原有的思想、立场或方向的意思。在日本，“转向”一语本来指上世纪三十年代中，由于政府、警察的压制和压迫，迫使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或者受其影响的青年文学者，抛弃或表示自己的思想的现象。回心和转变，都意味着“改变”，在这一点上没有差别。但是，回心是通过“抵抗”而后改变的，而转向是无媒介地（趋向有支配性、权威性的思想）改变的。在竹内好的论述中，“抵抗”也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就是“固执（坚持自己）”的意思。
明白了竹内好的这些独特的概念，下面伊藤虎丸这两段剖析就不难明白了：
他（指鲁迅）掌握最根本的欧洲精神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正是其自身通过内在的国粹精神的“抵抗”才开始成为可能的吗？前文所述他对欧洲近代精神的“异质性”的惊愕，不正是这“抵抗”的一种表现么？由此可见，鲁迅的尼采观与同时期日本文学的尼采观之间，似乎没有理由不承认在本质意义的深刻的程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产生这种差别的根本的理由，我认为也在于前文引用的丸山真男所指出的日本人的“善于领会接受”和鲁迅的强韧的“内在国粹精神”之“抵抗”性两者间的差异吧。
“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而转向无须媒介”。鲁迅的尼采观或他对欧洲近代文明的倾倒，并不意味其民族精神文化的“转向”，而是民族精神的“回心”。这一点，从他对“轻易的融合”、折衷、无批判地输入新思想的抗拒，和强调了欧洲精神的异质性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他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也应当称之为“民族精神回心的文学”，关于这一点，已有很多的论述。（《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第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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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想资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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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伊藤虎丸的结论是，必须指出，鲁迅的思想骨骼，即使在他的“前史时期”也已具雏型，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已成为贯穿他整个作家生涯的主导。这里说的“前史时期”，是指鲁迅的留日时期。也就是说，伊藤虎丸认为，鲁迅回国后从事的文化政治活动，都可在留日时期寻找到思想的脉络。
这样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觉得，日本的研究者，还是过分强调了日本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不管在日本期间，尼采的思想对鲁迅有多大的影响，要寻找鲁迅思想的脉络，都不能离了前面提到的那两个方面的影响。只有这三个方面的综合的作用，才形成了或者说是组合成了鲁迅思想的整体。仅仅任何一个方面的思想资源，都无法包容鲁迅思想的丰富性或特异性。
鲁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尼采思想，不能光凭他早期的那几篇文言论文中所说的那些话，如《文化偏至论》中所说：“尼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不光是《文化偏至论》，还有《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等，也就是收入《坟》中排在前面的四篇文言论文，我们都要辩证地看待。不管怎么说，对这几篇作品，鲁迅是有言在先的。在该书的《题记》中说过：
这是我做的吗？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是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
有人说，这是鲁迅的伟大的谦虚。我不这么看，细读这几篇文章，作者说的这些毛病确实存在。比如冗长，比如生涩，比如怪句子和古字，历历在目。尤其是《摩罗诗力说》这篇，不是简直是生凑，而是就是生凑。至于文章中的几个诗人，先前怎样让他激昂，怕也不可全信。要保留下来，总得寻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紧接上文，鲁迅又说：“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这话怕也说得太过了，比如“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怕就不确。我不知道，鲁迅说的这几个诗人中，包括不包括但丁、果戈理（他译鄂戈里）、拜伦（他译裴伦）、雪莱（他译修黎）、济慈（他译契支）、荷马（他译鄂谟）、彭思（他译朋思）、普希金（他译普式庚）？若包括，我不相信从五四运动到鲁迅写此序言的一九二六年，这六七年间竟没有人提起过这些诗人中的一个。
既然说这“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只要有人提起其中的一个，便可知其立论的不实。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晨报副刊》上载有仲密的文章《诗人席烈的百年忌》。仲密者，周作人也。席烈，英文名PercyByyssheShelley，即雪莱，也即鲁迅译作修黎者也。《摩罗诗力说》中对雪莱的介绍，较之其他诗人为多，整整一节（第六节），不足两千字。而周作人此文，约三千字，不仅介绍了雪莱的生平和思想，还译了雪莱五六节诗（有的是诗剧）。关于雪莱，周作人不光写了这篇介绍文章，早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晨报副刊》上，还登载过他译的雪莱诗《与英国人》。
雪莱、济慈这几个诗人，徐志摩、吴宓也多次提到过。上世纪二十年代前期，那么多英美留学生回国了，只要一写谈英诗的文章，怎么会不提雪莱、济慈、彭思这些大诗人呢。真不知道鲁迅写序言那会儿是怎么想的。不敢说心态不正常，至少也是虑事不周吧。
再就是，这篇《摩罗诗力说》，无论是篇幅还是写法，都像是一篇“杂凑”的文章。一下子论述了七八位欧洲的著名诗人，说是对他们都作了一番研究才写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受尼采思想的影响还是明显的。
仅此三个方面的思想资源，就决定了鲁迅后来的作品，不管是涉及时政的杂文中，还是与对手的论战中，都提不出什么系统的明确的社会理念。“个人主义”、“超人”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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