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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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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开始,鲁迅在气质上就是个局外人,最终他成了一个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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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必读书”中的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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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年必读书”应答中,我们只能说鲁迅的心态不是很正常,多多少少,有意气用事的成分。  这种事不能开了头,一开了头就没法收拾了。回过头来反省的可能很小,只会越来越往极端里走。没办法,人生就是这么复杂,这么微妙。


孙伏园敲响了开场锣鼓



  孙伏园不愧是个办报的高手。
  在晨报社办《晨报副刊》,办得生龙活虎。到了京报社,等于是投奔了敌对阵营,更要尽心竭力,要不京报老板会认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挣京报的薪水不给京报办事。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说。
  从积极的方面说,离开晨报是出于无奈,也可说是一种屈辱,京报老板邵飘萍接收了他,等于是给了他一份荣耀。你晨报不用我吗,别的报纸还请我来呢。既然来了,就要露一手。作为一个办报的老手,虽说年龄不大,经验还是足够的。他知道,要办好《京报副刊》,必须一炮打响,而要一炮打响,就必须一创刊就引起轰动,至少也要一下子就引起人们的关注。最重要的是争取读者。当年的读者,全是读书人,读书人聚集的地方,当然是学校了。学校里有教师,也有学生。学生的人数肯定比教师多,那就得在学生身上打主意了。
  学生最关心的是读书。
  也不能忘了那些教授,还有社会其他界别的学者。
  于是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出版的《京报副刊》上,便有了这样的广告:
  一九二五年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
  Δ青年爱读书十部Δ青年必读书十部
  说明:
  ㈠青年爱读书十部是希望全国青年各将平时爱读的书,无论是那一种性质的或那一个方面只要是书便得,写出十部来填写入本报第七版所附卷内,剪寄北京琉璃厂小沙士园京报社副刊部收。如果举不到十部,则十部以内亦可,但希望不要出十部以外。一月二十五日截止,二月一日起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㈡青年必读书十部是由本刊备卷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本刊记者耳目容有未周,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者更所欢迎。二月五日截止,二月十起逐日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为了更广泛地宣传这次征答,也是为了让世人更准确的理解这次征答,孙伏园还有意与他人通信,在报上刊布,比如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的《京报副刊》上,就刊出了汪震与他的通信。
  汪震,后来成了一位修辞学家,当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信中说,他对于这一次征求不明了的地方就是“青年”。你们所谓的青年是指的哪一个时期的青年呢?普通青年的划分,大约自十三岁到三十岁以前为止,这个时期都是青年。但是在中国有一点不同,他在青年会里看见的青年,有许多是嘴上长了黑漆漆的胡须,额角上露出斑白的鬓发,他们的年龄大约快到六十了。现在把这些六十岁的青年缩短成五十三岁,这青年的期间是自十三岁到五十三岁——四十年。人生六十年,青年的时期岂非占了三分之二!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经验,在这一个时期必须读的十本书,在另一个时期果然也是必须读的吗?须知,“一个人的酱油是另一个人毒药!”青年的期限弄不清,他本来是想写出自己的答案的,也不敢了。以上疑问,请你在副刊上答复吧。
  孙伏园回信说:
  我的本意,“青年爱读书”是希望全国的中学生大学生和与大中学生年龄相近的人来投票,“青年必读书”是希望热心教育的学问家著述家和全国的中学教员大学教员投票的。所以我的青年定义非常简单,就是中学第一年和大学末年级的年龄以内或相近的人。但是年近六十的老青年投票也并不拒绝,好在票上有年岁一项,计算时可以特别提开的。“青年必读书”,这个观念在无论那一个教员的脑筋里大概都有罢,而且或者已经时时对他们的学生说过罢,现在我就想把他们各家的意见汇集起来,使全国的青年学子知道。“必读书”与“爱读书”,在从前旧教育制度之下,一定是冲突的,现在不知怎样。我所以同时征求,希望将来求得的结果,能给全国的教育家和青年们一个参考。汪先生,你一面是大学研究生,一面是中学教员,就你分投两面罢。
  以上可说是这场好戏的开场锣鼓。
  它现在和鲁迅还没有关系,往后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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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往前推溯(1)



  推溯到哪儿呢?
  一九二三年春天。
  这年年初,清华学校的学生胡敦元等四人,给胡适写信,怎样在短时期内得到国学的常识。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学习国学的时间不多,毕业后都要赴美留学,他们觉得有必要补上这一课。胡适是个好为人师的人,他自己就是清华毕业的,知道学生们的要求是真诚的,就很认真地写了一份必读书目。在序言中说:
  这虽是一个书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法研究”。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我起初也学着老前辈的派头,劝人从“小学”入手,劝人先通音韵训诂。我近来忏悔了——那种话是为专家说的,不是为初学人说的;是学者装门面的话,不是教育家引人入胜的法子。音韵训诂之学自身还不曾整理出个头绪系统来,如何可作初学人的入手工夫?十几年的经验使我不能不承认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老实说来,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学的门径。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会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台湾版《胡适作品集》第七册第127—128页)
  这份目录甚长,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工具之部”,计有《书目举要》、《书目问答》等十四种。
  第二部分为“思想史之部”,计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二十二子”、《四书》等九十三种。
  第三部分为“文学史之部”,计有《诗经集传》、《楚辞集注》等七十八种。
  共计一百八十五种。
  千万别以为这只是不到二百本书,下点工夫会看完的。有的书,说是一种,实则是一种汇集,比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看看这书名,就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容量了。
  须提请注意的是,这个书目里有两部胡适自己的著作,一部是排在“思想史之部”之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部是排在“文学史之部”最后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如果说“工具之部”只是介绍做学问的工具不能算是学问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是以胡适起,又以胡适终的。再就是,这个近二百种的书目里,除了胡适是活人外,其余都是死人,且是死了百十年以上的死人,也可说是古人。
  于此可知胡适的自信与自负。
  不光自信自负,还很负责。他觉得他的这份书目,不光可以让青年在短时期内补上国学这门课,“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
  胡适的文章怎能只给几个学生看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就完事呢。那就要在正式报刊发表了。小报小刊还不行,要发就得发在大报大刊上。《东方杂志》是当年影响最大的杂志,胡适便将这份书目取名《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寄了去。胡适的文章自然是一去就发,不会拖延的,于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上就登出来了。
  上海的刊物登了还不算,胡适还把它拿到自己办的《读书杂志》(《努力周报》增刊)上发表。与《东方杂志》相差不到十天,登在三月四日出版的第十七期。这可是件大事。公布自己推荐的书目,是袒露自己的学术根底,也是对青年的一种无形的号召与指导。
  也有人不服气。
  谁?
  梁启超。
  在梁启超看来,这是自己的拿手好戏,怎肯让胡适独领风骚!
  他俩是好朋友,那就商榷吧。
  好在那几个清华的学生,当初也向他征答,大概他当时没当一回事,现在胡适的书目出来了,不免有点着急。其时正在京郊他的“碧摩岩揽翠山房”休养,顾不得回城中书房翻查,仅凭记忆,就开列出一个书目。从六月十四日起到二十三日止,分五次在《晨报副刊》登载。
  显然看得出来,这个书目比胡适的那个要精粹些,也易于使用些。
  且荡开一笔,让我们看看梁启超先生做学问的风采吧。梁先生的文章名为《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前面有个小序,是这样的:
  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属,蹉跎久未报命。顷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漏略自所不免,且容有书名篇名亦忆错误者,他日当更补正也。
  今人读到此处,千万不敢糊涂,以为真的会“书名篇名亦忆错误者,他日当更补正”。“错误”云云,只是客气话,真要有错,梁先生是不会拿出手的。梁任公之博闻强记,绝非常人可比。
  真正的书目,前三期就登完了,后两期登的是附录三篇。其三便是《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也可以看出,他是在看到胡适的书目后,才开列自己的书目的。他认为胡适的这个书目不是一点不妥当,而是很不妥当,可说是“文不对题”。致错之由,一是不顾客观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适自己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借的资料。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十有七八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读这些书又是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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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往前推溯(2)



  第二个误点是,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
  第三点,也是最让梁先生诧异的是,在胡的书目中竟将史部书一概摒绝!
  做中国的学问,不读史部书,还能做成学问吗?胡适真是太荒唐了。
  两人都是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但却不是一代的学者。梁是前一代的人了。在这方面,梁还是很大气的,在给《晨报副刊》编者的信中说:
  内附录“评胡”一段,删去不登亦可。因《清华周刊》曾登胡氏原目,故不得不一辨,并非要弹摘胡氏也。若必欲并登,似宜将“胡目”一并登出(《努力》曾登过),否则令读者纳闷矣。
  于是六月二十三日梁先生的书目一登完,《晨报副刊》第二天就开始登载“胡目”,分三期载完。这样一来,胡目就登过四次了。
  两个第一流的学者,为书目起了争端,这在当年的学界,可说是一宗热闹事了。
  当年编辑《晨报副刊》的恰是孙伏园。
  这次搞“青年爱读书十部”和“青年必读书十部”征答,说不定正是一年多之前,登载梁启超和胡适的书目且引起争论,启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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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跑野马”



  孙伏园的判断有点失误。
  来稿(投票)的情况并不理想。“青年爱读书”来稿甚多,而“青年必读书”来稿甚少。孙伏园心里清楚,前者再多也是白搭,只有后者多了这次活动才能说是成功。眼看就到宣布的日期了,学者们的来稿还寥寥无几,孙伏园不免着急。一月二十九日在报上登出《启事》催促:
  “青年爱读书”投票已于一月二十五日截止,外埠因受战事影响,寄递迟缓者,在二月十日以前仍一律收受,发表期改在二月十日以后。又,“青年必读书”仅收到胡适之、梁任公、周作人诸先生等数票,全国热心教育诸公,无论收到本刊的公启与否,务望从速选填赐下,不胜盼祷。伏园敬启
  原定二月十日起就开始宣布应征稿件,推迟一日,从二月十一日起,还是刊出了。
  第一篇是胡适的书目,特意标明“以收到先后为序”。二月十二日刊出梁启超的书目。十三日是周作人的,十四日李小蜂,第五篇是徐志摩的,二月十六日刊出。
  徐志摩不是简单填了设计好的票,而是写了一封长信给孙伏园,刊出时标题为《再来跑一趟野马》。
  文中说,胡适定下的那个书目,他也曾大胆地看过一遍。“惭愧!十本书里有九本是我不认识他的。碰巧那天我在他那里,他问我定的好不好,我吞了一口唾液,点点头说不错,唔,不错!我是顶佩服胡先生的,关于别的事我也很听他话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书目用功,那就好叫我生吞铁弹了!”生吞铁弹的意思,该是吃枪子吧。
  这是什么道理呢?
  徐志摩说,读书的上策是不读书而能“开窍”,但是这不读书的受教育比读书更难。一般人是做不到,也难有这份自知之明。比如明知画不成老虎你就不用画,能画成狗也就不坏,最怕的是你画老虎偏像狗,有心画狗又不像狗了。中策是,读书但不傍靠先生,自己去冒险,喜欢读什么就读什么,必然有大的收获。下策,他打了个比喻,说是学生好比一条牛,先生好比是牧童哥。牧童哥知道草地在哪里,山边的草青,还是河边的草肥。牛,不知道。最知趣的牧童哥就会牵了他的朋友到草青草肥的田里去,一领到,他的事情就完了,他尽可以选一个阴凉的树荫下做好梦去,或是坐在一块石头上掏出芦笛来吹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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