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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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叔华在燕京大学上学期间，跟周作人来往很密切。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同时在燕京大学兼课。凌叔华在燕大先上的是动物学系，后来爱上文学，要转到外文系。转系要加一门副修的外语，凌叔华少年时在日本待过，有一定基础，想以日语作为副修的外语。当年燕大尚无日文科，凌叔华求周作人辅导，周作人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周作人素来是很小气的，但对这位女弟子一点也不小气，辅导期间赠她三四尺高的日文书。这恩情，周作人不会忘记，凌叔华也不应当忘记。
　　至于凌叔华后来跟陈西滢相恋，相恋后跟周作人没什么来往，周作人是能够理解的。毕竟陈西滢是北大英文系的主任，留英归来的博士，又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而他，只能算个老留日学生，且已四十出头年纪。不来往可以，若是恶语相加那就不行了。
　　前一年十一月，女师大风潮中，学生曾冲进章士钊的公馆，烧毁了部分书籍。女师大风潮，出面支持的教师虽说不少，影响最大的还要数周家兄弟。当年外界就有流言，说章士钊免了鲁迅的职，周家兄弟遂唆使学生烧毁了章士钊的公馆。
　　“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若凌叔华真说了这样的话，等于是在讥刺周作人（虽说是无意的），等于是在自己情人面前挖苦过去的老师。说得严重点，这就是背叛师门，恩将仇报了。
　　真要这样，也就难怪周作人要恼羞成怒，要写文章予以还击了。
　　这还击的力度是很大的，也是十分恶毒的。等于是明告凌叔华，你挖苦我吗，那就看看你的情人是个什么东西！他说“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他不知叫过多少次局了，玩弄过多少女学生了，你不过是个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怎么会和这样的伪君子，这样的衣冠禽兽走到一起呢？
　　接着前面的说。经过一番往还，周作人自知理屈，收回了这句话，并致信陈西滢说：“前日所说声言女学生可以叫局的两个人，现经查考，并无先生在内”。
　　话是这样说了，周作人的气并没有消。就是从说话的口气上，也能听出，是无奈的，并没有饶恕了对手。一有机会，他还会杀上前去的。
　　一月三十日，陈西滢经与周作人、张凤举等人查证，证实自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之后，将所有来往信件在《晨报副刊》上全部刊出。计有：
　　（一）西滢致岂明（即周作人教授）
　　（二）岂明致西滢
　　（三）岂明致西滢
　　（四）西滢致凤举
　　（五）凤举致西滢
　　（六）西滢致岂明
　　（七）凤举致西滢
　　（八）西滢致凤举
　　（九）西滢致志摩
　　附录：西滢致半农（即刘复博士）、半农致西滢、西滢致半农
　　以上总共是十二封来往书信，总题为《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徐志摩在前面加了按语，题为《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
　　这一期的《晨报副刊》，时人称作“攻周专号”。
　　所谓的“攻周”，不独是周作人，连周树人即鲁迅也包括进来了。
　　周家兄弟一定会做出强烈的反应。这是谁都知道的。一场大战马上就要开始。
　　周作人果然很快做出反应。
　　一月三十日，见到这期《晨报副刊》的当天，周作人立即致信徐志摩，仍巧言狡辩，没有一点悔过的意思。信中说：他在《语丝》六十四期发表陈西滢先生的来信，声明那两个说女学生可以叫局的人里没有陈在内。但是陈先生不相信，说他捏造事实，为说真话起见，也愿意遵教订正如下：
　　一，那两个人并不“扬言于众”，也未必说“都”，大约只是对了他们朋友说女学生可以叫局，随后就传了出来，虽然照字义说来他对了三个朋友说那也就可以说“众”。
　　二，A先生说这话是在一九二三年，与女师大风潮无关，他所指的或者是山东某地的情形，听说当时京报上还曾有记述。
　　三，X君是谁，这问题，我仍旧还是信用C君后来告诉我的话，说忘记了，但不是陈源先生。我还想追加一句，替别的朋友表明：这也不是现代评论社的别的各位。
　　至于陈先生说我传布这个流言，侮辱中国女性，大有非谢罪不可之势，我觉得别无回答之必要，因为陈先生没有质问的权力。杨荫榆章士钊那样乱说的时候，陈先生在哪里？
　　此信在二月三日《晨报副刊》上刊出，名为《关于闲话事件的订正》。徐志摩把它放在最后一页一个偏僻的角落。毕竟这是徐志摩办的报刊，他有权做这样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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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暗中求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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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三十一日，周作人又一连致徐志摩两信，继续实施他的色厉内荏的反击计划。周作人可以暗中向张凤举承认错误，绝不会公开向陈西滢之流承认一点错误。这是他的尊严，也是他的底线。他也不愁没有他的理由。一个老留日学生，怎能败于一个新来的英国留学生的手下？这是上午的事。
　　虽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我们可以想像，一直在陈西滢身边，与徐志摩来往也很频繁的凌叔华，一定在关注着事件的发展。这些信息，随时可以知道。
　　她不会不知道周作人的这股子气，是冲着谁来的。
　　她未必不想插手，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一面是自己的业师，一面是自己的情人，这苦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一个年轻女子的幽怨，分外让人爱怜。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种传闻，是关于凌与陈的婚约问题的。有人在文章中约略提及。既然已牵涉到自己，凌叔华就可以说话了，便给周作人去信，请求不要把她拉在里面。说的是一件具体的事，也可以说是为的整个事件。根子在自己身上，只有自己出面认错，才能平息这位心胸狭窄的业师的怒火。
　　下午凌叔华的信到了。《周作人日记》载：“下午品青、小峰来，五时玄同来，十一时去。得凌女士函。”
　　事情马上就起了变化。周作人不反击了。当即给徐志摩去了本日的第三封信。想来这些信，都是派仆人送过去的。不然不会一日之间三发其信。徐志摩在回信中说：
　　对不起，今天忙了一整天，直到此刻接到你第三函才有功夫答复……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我今天与平伯、绍原、今甫诸君谈了，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出来劝和，过去的当是过去的，从此大家合力来对付我们的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话。我已经十三分的懊怅。前晚不该付印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我非常的欣喜，因为老兄竟能持此温和的态度……你那个《订正》我以为也没必要了。现在就问你的意见，如其可以不发表，我就替你扯了如何？（虞坤林编《志摩的信》第243页）
　　徐志摩还是太不更世事，周作人的信岂是可以随便扯了的。明明一连去了两信，其中一信还是《订正》（此《订正》二月三日刊出），怎么突然又去信讲和呢。此中情由，徐志摩是绝不会清楚的，只有周作人和凌叔华两人知晓。
　　周作人回了凌叔华的信没有？
　　回了。《周作人日记》：“二月一日，上午寄凌女士函。”
　　信上怎样说的？
　　直到晚年（一九六三年），才在《几封信的回忆》一文中说了信的内容：
　　我只好复信说，我写文章一向很注意，决不涉及这些，但是别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负责，因为我不是全权的编辑，许多《语丝》同人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减的。（《饭后随笔》下册第254—255页）
　　翻检周作人后来的文章，火气确实小了，也确实没有提及凌叔华。既然弟子向自己求情了，他还是很给面子的。周作人毕竟是个怜香惜玉的人。事实上，他也知道他发的是无名之火，火气一出，也就没事了。几乎可以说，凌叔华的信一到周作人的手里，这场由闲话引起的纠纷中，关于“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一部分，就消弭于无形，不再对陈西滢的人格造成什么伤害，反而变成了周作人是不是真的无耻的讨论了。这样周作人只有辩白之力，而无反驳之功了。
　　周作人可以没事，鲁迅是不会没事的。
　　这也是因为，陈西滢虽然与周作人起了这么大的争论，但他总觉得，周作人还是个可以相处的人，只是误信谗言才发了这么大的火。于是在《西滢致志摩》一信中，说了几句可以原谅之类的话，就轻轻地把周作人放过，而将批评的利刃向鲁迅甩了过去。开头的两段是这样的：
　　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枉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我既然说了这两句话，不能不拿些证据来。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只好随便举一两个例吧。好在他的每篇文章都可以做很好的证据，要是你要看的话。
　　陈西滢竟敢说这样的话，怎能叫鲁迅袖手不语？
　　闲话事件后来的发展，几乎是鲁迅独自一人在不依不饶地抗争，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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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剽窃”的辩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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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是陈西滢所举的众多例子中的一个。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剽窃”的辩驳，成为闲话事件中继“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之后的一场格局不大的论战。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这句话是另有所指的，并非是对紧接在后面的例子的概括。既然是“常常”，那就不止一次了。
　　这话说来就长了。
　　前一年九月下旬，徐志摩接手《晨报副刊》，要在十月一日正式出版。时间太紧迫了，他想换个新刊头，找了几个人都不太理想，便去找擅长绘事的凌叔华想办法。在凌家，凌让他看了琵亚词侣的画册，共同选定了一幅扬手女郎图。徐要撕下这页拿去，凌不肯，当下描了一幅让徐带走。十月一日新版出来，上面有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后面有徐志摩写的一个小跋，就两句话：“为应节起见，我央着凌女士在半天内写成这篇小说，我得要特别谢谢他的。还有副刊篇首的广告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一并致谢。”想来徐志摩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图案是凌叔华提供的，但这样说确实容易让人理解为这是凌叔华画的。
　　果然就有人叫板了。十月八日《京报副刊》上登出重余（陈学昭）的文章《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明确指出这是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作品，凌叔华难脱“剽窃”的嫌疑。徐志摩一看出了事，当天便写信给《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声明全是自己一时疏忽，连累了凌叔华。用了几期，就把这个图案撤了，换上闻一多画的一幅图案。
　　过了一个月，又出事了。十一月七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上，发表了凌叔华一个短篇小说《花之寺》。同月十四日《京报副刊》上有发表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则，指责这篇小说是“抄窜”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在消夏别墅》，并反问道：“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吗？”这类指责，在陈西滢看来都是鲁迅授意的，或许就是鲁迅化名写作的。
　　这回陈西滢不能不说话了，小说是在他办的刊物上登的，凌叔华是他热恋中的情人，这两种身份，都让他不能不有所表示。但也不能说得太明确了，毕竟是在为情人辩白嘛。此前已有过表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五十期上，写了篇《闲话》，后来成书时定名为《剽窃与抄袭》。其中说：“剽窃”、“抄袭”这样的罪名，在文学里，只可以压倒一般的蠢才，却不能损伤任何天才作家。为什么蠢才一压便倒呢，因为他剽窃来的东西，在他的作品里，就好像马口铁上镶的金刚钻，牛粪里插的鲜花，本来就不太相称，你把金刚钻和鲜花拿走，只剩了马口铁和牛粪。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说到这里，还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里关于战争的描写，就有整篇的抄袭，比如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事件布局，几乎没有一种不是借自别人的。最带情绪的是这样一段话：
　　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体，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总之这些批评家不见大处，只见小处；不见小处，只见他们自己的宏博处。
　　“思想界的权威”，显然是指鲁迅。
　　加上本节前面引用的《西滢致志摩》中那段话，陈西滢就是两次指责鲁迅“剽窃”了。第一次是暗指，第二次就是明指了。
　　暗指的那次，鲁迅没有还击，既然明指了，就不能不说话了。
　　《西滢致志摩》是一月三十日在《晨报副刊》上登出来的，二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