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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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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女师大风潮闹得正热闹的时候，鲁迅写了一篇《“公理”的把戏》的文章。载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新报副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撷英馆席上演说，即云“本人决不主张北大少数人与女师大合作”，就可以证明我前言的不诬。至又谓“照北大校章教职员不得兼他机关主要任务然而现今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云云”，则颇有语病。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吗？使之何以为情？李教授兼副馆长的演说辞，报上却不登载；但我想大概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66—167页）
顺便说一下，对王世杰反对北大教授在他校兼职，仅在女师大兼系主任的就有五位之多，鲁迅在同一文章中反驳说，“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可以独揽大权”，是站不住脚的。“向来”，时间多长？杨是一九二四年二月就任女师大校长的，此前的教员肯定不是她聘任的，一九二五年八月就被免职，此后的教员也肯定不是她聘任的。而她的前任就是鲁迅的同学，同为太炎弟子的许寿裳，北大的教员像马裕藻、周作人、郑奠、徐炳昶，包括鲁迅自己，肯定是许寿裳任上聘为女师大教员的。杨是正儿八经在美国学教育出身的，担任校长后，要整顿的就是这种名为国立大学，而少有专任教员的状况，怎么能说“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是杨为了“独揽大权”呢？少有专任教员的校长，等于光杆司令，哪个负责任的校长愿意这样做？
鲁迅的这篇文章题为《“公理”的把戏》，说到李四光时，又说他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吗？却不是无中所有，乃是有来由的。
这就要说到李四光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表现了。
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是无锡人，与杨荫榆是同乡，当时在女师大附中任教。女师大风潮起来后，和陈西滢一样，李四光也是“教育界公理维持会”的一员。按说也是普通的一员，不应引起外界的什么非议。不幸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这天，杨荫榆动用巡警强制女师大学生离校时，他恰好在场，于是被激进学生视为支持杨氏的“三勇士”之一。具体描述是，“杨氏率打手及其私党萧友梅、李仲揆、夏莲芳汹涌入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件过后，李四光觉得太委屈了，便写了篇《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登在八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上。
虽是科学家，他的文笔还是很好的。这也是那一代学人共有的一个特点。整篇文章，虽是诉委屈，抒愤懑，也尽量让自己的心态平和些，文笔轻松些。一开始，先说北京人的看戏。听说北京老听戏的大爷们有一个特别的习惯，那就是他们必要到什么梅兰芳王凤卿出台的时候，才到戏园；那些名角唱完的时候，恰是戏曲完场的时候，也恰是大爷们戏瘾过足了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畅快。而这些日子，北京女师大正在上演着一场“新剧”即女师大风潮，这么好的戏，怎么能不去看一看呢。
接下来说，恰好有一天晚上，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打来电话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里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他当时问杨如何解决，杨说：“现在在电话里讲不清楚，一定请你明天到学校里参观，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他当时想到，杨和自己不过见面两次，无论如何，总不至于像江亢虎那样犯复辟的嫌疑，又想到如若杨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为什么不学北京大爷们的办法去得一点经验？所以便应充了杨的邀请，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他这样骑自行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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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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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小雨纷纷，景象黯然。天然的布景，已经给了他一个极深的印象。他跑到女师大前门的时候，只见了若干名卸除武装的巡警，或坐或站，挤在廊下。门役领他到一个灰尘满地的客厅，待了四五十分钟，忽然听着门外的汽车声，嘈杂声，骂声，叫声，“杨荫榆来了……杨荫榆来了……”这是他所见的第一幕。
办了几种手续（如传递名片，学生的检查等等），护校的学生放他进去了。在一间热极的小房子里，见到了杨荫榆，只见有几位学校的教职员，并无所谓参观的人士。吓得像狗一样的听差不断的向杨校长报告，一会儿说某某门已经被学生把守了，一会儿又说外间的情形不好，恐怕有人来捣毁学校。谣言蜂起，议论风生。校长、职员、听差连开了几次联席会议，好容易才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把大门关上。这些人忙乱的时候，他坐在一旁，只看见那些“保护”的巡警站在门前，你一声，我一声，在那儿张开大口换班打呵欠。看守巡警的女学生，三五成群，你一句，我一句，唱出许多不甚雅听的口号。这样过了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过去了。他们在那里做戏做不出来，似乎并不十分着急，可是他这个看戏的人却急死了。
他再三向杨校长告辞，终不得允许。待到下午三点多钟，实在忍耐不了，就红着脸皮说了几句对不住主人的话，杨校长连声回答说：“我现在要办了，请你再待一会儿。”
这样李四光就只好再待下去。下面是他看到的真实的一幕和他的感叹：
确实不虚，那时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详细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为官僚及一班反动者所利用。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假若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只好跪下求皇天皇天……声音稍稍平息，我才逢人打听，那是怎样一回事。原来是杨先生申明要由杂务课升到校长室办公！这可算是我所见的第二幕。
这种戏我再不要看了。所以无论如何，要求了杨先生放我出去。杨先生道了歉，准了我的要求。阿弥陀佛！我竟逃脱了苦海。可怕的是那无限风波，无量劫数，要到何时才可了结。
朋友们说，有人以为我是“杨先生的死党”。无论就私交，就职务说，这个头衔，我真不配。我并不是票友，本行的笨事都做不完，哪有闲工夫去干那些玩意。假若我在女师大有了职务，或者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是社会上负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可是杨校长已经死了，问题已经变更了，我不过为那位校长先生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完了，还有什么话说？
这是一个科学家看到的八月一日的现场。跟学生们的描述，跟鲁迅等人笔下的描述，何啻霄壤。我们是该相信这个无辜的科学家呢，还是该相信那几十个情绪激动的学生，还是应当相信那天根本就不在场的鲁迅等人呢？
“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这话是多么沉痛。
不管后来的事态怎样发展，不管后世的历史学家怎样记载，至少李四光的记述，可以作为一种参照，多少修正一下我们的偏见吧。
有了这档子事，又让学生那样一描述，李四光也就难逃拥戴杨荫榆的干系。既是杨荫榆的死党，也就必然是鲁迅的死敌。这样鲁迅在文章中顺便讽刺一下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要是不讽刺一下，那才是怪事呢。
再回到《西滢致志摩》上来。看陈西滢是怎样为李四光抱不平的。当然，他举这个例也是为了说明他的那个看法，即“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罪状”。信中谈到李四光时是这样说的：
李仲揆先生是我们相识人中一个最纯粹的学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国立京师图书馆聘他为副馆长。他因为也许可以在北京弄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科学图书馆来，也就答应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虽然许多教授兼二三个以至五六个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却向校长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内不支薪。他现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课。他的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你想一想，有几个肯这样干。然而鲁迅先生却一次再次的说他是“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李四光看到《晨报副刊》上的“一束信”，知道陈西滢谈到了自己，此前也一定看到过鲁迅对他的嘲讽，便给副刊的编辑徐志摩写了封信。一则是为了准确说明他在京师图书馆担任副馆长的薪水问题，再则也是忍不住要说说鲁迅对他的诬蔑。
他说他今天看到贵报副刊《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有一段记载与他个人有关系，所以不得不有所声明。他答应到国立京师图书馆去供职以前，曾经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当面商量，向学校请假一年。蒋先生也表赞同，以后又正式具请假公函说明此事，这封信现在还在蒋先生手里。鲁迅说他是以北大教授兼国立图书馆副馆长一层，绝对与事实不符。
接下来谈到他的薪水。说他初到图书馆的时候，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方面，曾通过一个议案，议决副馆长薪水每月五百元。当时他曾再三向委员会委员长说明：他个人的生活简单，不需要那个数目。但是此事已经议决，并且副馆长是机关中的一部分，他未必永久是副馆长，在未经正式的手续以前，不便立刻变更决议案，以至牵动全盘的计划。所以他当时想出一个办法，只受半数，其余一半，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并且正式作函通知委员会。前天陈西滢先生匆忙中问他在图书馆拿多少薪水，他答道：“只拿二百五十元。”鲁迅先生未曾详察事实，竟然写出“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一句话，他实在不敢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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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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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鲁迅的几句话是这样的：
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中国的文人，向来有作“捕风捉影之谈”的习惯，并不奇怪。所以他一再笑骂，我都能忍受，不答一个字。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实，知道天下人不尽像鲁迅先生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模样，到那个时候，也许这个小小的动机，可以促鲁迅先生做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功夫。也许中国因此可以产生一个真正的文士。那是何等的贡献！
李四光的这封信，徐志摩拟了个题名《李四光先生来件》，在二月一日《晨报副刊》上登载。
当天鲁迅就看到了这期的《晨报副刊》。或许他这天正在写回击陈西滢的文章，即那篇《不是信》，顺便也就谈到了这个话题。比如对李四光说他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他就很反感。不过，主要的，还是谈李四光的薪水问题。还是领略一下鲁迅辩论的风采吧：
第三种罪案是关于我说“北大教授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据说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内不支薪，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另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此外还给我许多忠告，这使我非常感谢，但愿意奉还“文士”的称号，我是不属于这一类的。只是我以为告假和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是不待“刀笔吏”才能知道的。至于图书馆的月薪，我确信李教授（或副馆长）现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美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账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账，连一半现钱也没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后每月必发，而以学校欠薪作比例，中国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间会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则须十七年正月间才有，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还在做“官僚”，因为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还有这样的记性，不至于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钊们革掉，那就莫名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罢了。可是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在今日却是事实。（《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25—226页）
揭发这件事，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这些法日派留学生，早已本土化了，很难理解现在英美留学生的个人情操，以为人同此心，此心同我，乃天地间永恒的律条。给了五百元，自己不要，反而只要二百五十元，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傻瓜？既说薪水，就是个人所得，既然个人没有得到那么多，就该承认这个基本的事实。不能说，因为一时制度的不允许，采用了一个权宜的办法，便怀疑对方的诚意。李四光的考虑是无可指责的，他不能光考虑自己，副馆长这个职务不是他家的，他可以不要那么多，不能说将来的继任者也不需要那么多。
一月三十日的信一发出，李四光就后悔了，怕自己陷进这种无谓的纠纷中去，第二天又给徐志摩写了封信。他不知道他的信已发排了，隔一天就见报了。
李四光的这封信上说，昨天他动笔时，没有顾上读徐志摩那篇“引咎的文字”，就匆忙写了那封信。鲁迅先生骂他的那些话，虽然大部分都是误会，但也未始没有几分捕风捉影的理由。何必再说什么呢，等事实明了的时候，他的事完了，用不着多说话。接下来说，自己也是涵养不足，在信的第三段中，又提出些闲话，与徐志摩发表那篇文字的苦衷不合，于事实上也没有何等的用处，请徐替他删去。
随后又以极其诚恳的态度，对参与论争的几个人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他与陈西滢相识有年，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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