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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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又以极其诚恳的态度，对参与论争的几个人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他与陈西滢相识有年，陈的天才和热心他向来是很佩服的。可是陈那枝笔，的确有时觉得太尖。周家兄弟，他是久仰的，一向没有相识。周作人先生他曾在街上遇见几次，很像一个温和的君子。他认识周，恐怕周不认识他。虽说周曾无故的骂过他一次，他对周还有相当的谅解。文人都不免有那种毛病，不能因为周骂了自己一次，就菲薄他的文学。希望有一天能和周见面谈心。下面是专说鲁迅的：
　　鲁迅先生我绝对的没有遇见，但是我想他一定有他的天才，也许有他特别的兴趣。任我不懂文学的人妄评一句，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但是只要我们能极力的容忍，天下想无不了之事；况且现在我们这个中国，已经给洋人军阀政客弄到不成局面，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这还不是自杀，什么叫做自杀？
　　他知道像鲁迅这样的人，你说得再诚恳，也不会买账的。信的末尾，为了表示他的诚心，特别郑重声明，“对于一切的笑骂，我以后决不答一辞，仅守幽默就罢了”。他不知道时间已来不及了，还说，他觉得他的这封信与当前的社会有点关系，希望能跟前一封信一起发表。
　　收到李四光的这封信，徐志摩觉得李四光的态度很坦诚，很理性。此时徐志摩也觉得，这场原本还有点小意思的论争，越来越恶俗不堪，便回了封信，拟了个总题《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一并在二月三日的《晨报副刊》上登出。徐志摩在回信中说，与你同感想的人不止我一个，前天我们一些人在一起聚餐时，大家一致认为这场恶斗有快些结束的必要。两边的朋友，不消说都已汗透重裘了，再不能不想法制止。就是当事人，除非真有神经病的，也应分有了觉悟，觉悟到这类争论是无所谓的。为了说明事情的严重，确有息纷的必要，还引用了哈代的一句诗：“有了经验的狗，知道节省他的时间，逢着不必叫的时候就耐了下去。”可见他对这场纷争厌恶到什么程度。最后一段，他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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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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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假如我们觉得胳膊里有余力，身体里有余勇要求发泄时，让我们望升华的道上走，现在需要勇士的战场正多着哪，为国家，为人道，为真正的正谊——别再死捧着显微镜，无限地放大你私人的意气！
　　再声明一句，本刊此后再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
　　鲁迅哪是个善罢甘休的人。同一天，便写出了他在这次论战中，虽不是最凌厉，却多少带些总结性的《我还不能“带住”》。载二月七日《京报副刊》。
　　仍揪住李四光不放。文中说，李四光教授先劝他“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还一句绅士话罢：盛意可感。书是读过的，不止十年，气也养过的，不到十年，可是读也读不好，养也养不好。他是李教授所早认为应当“投畀豺虎”者之一，此时本已不必温言劝谕，说什么“弄到人家无故受累”，难道真以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了这样的巨罚之后，还要他叩谢天恩么？还有，李教授以为他“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他自己的意见却绝不同。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比起法国的勃罗亚——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他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为例罢：一，因为知道李教授是科学家，不很“打笔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为要回敬贵会友一杯酒，这才说出“兼差”的事来。二，关于兼差和薪水一节，已在《语丝》六十五期上答复了，但也还没有“写到露骨到底”。
　　写完这些话，鲁迅继续说：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44页）
　　这回忘记徐志摩了么？不会的。全文快完的时候，斜刺里荡出一笔，又说到了徐志摩：
　　“诗哲”为援助陈源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兰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难逃。他们先前是自以为没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带住”的事可就容易办了。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44页）
　　徐志摩遵守自己的诺言，不再反驳，也不在自己的副刊上登载这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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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事件的余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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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波分两种，一种是事件正在进行之际，斜逸出去的那种波。一种是事件已基本结束，因惯性的作用，还在往前荡漾着的那种波。
　　先说前一种，这种一般来说，比较有趣。
　　刘复，刘半农，刚从法国留学回来几个月，一回国就和语丝派的人搅在一起。他本是上海滩上鸳鸯蝴蝶派作家，当时的名字是刘伴侬，一个极香艳的名字。原先没有留学经历，自惭形秽，一九二○年教育部公派出国，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回国后便趾高气扬，以大人物自居。前一年还在巴黎时，就著文《徐志摩先生的耳朵》，与鲁迅配合，嘲讽徐志摩。回国后，赶上女师大风潮，自觉地站在鲁迅、周作人一边，成了语丝派的一员战将。
　　语丝社同仁，每当集稿时，必有饭局。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在东安市场太和春饭馆楼上一次饭局中，谈起陈西滢等人对语丝派的攻击，自恃才高的刘半农，吃完饭，“拿起局票的红纸，提起一支法国自来水笔，把吃饭时大家谈笑的材料信笔直书，外国臭虫一般大小的字足足写了五张局票”（林语堂）。后经一个本名叫章廷谦，笔名叫川岛的北大毕业留校做助教，也是语丝派小兄弟的青年的整理，在《语丝》一月二十二日第六十三期发表了。题名就叫《刘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这是一篇极其无聊的文字，意思是，中国的某人，已被吹嘘成外国的某人，可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记载。比如徐树铮，不久前被对手杀害，就该视作中国的林肯，比如徐志摩，人称诗哲，可与印度的泰戈尔相媲美，比如陈西滢是中国的法郎士，而中国现代文学史却没有写上，所以称之为冤狱。
　　也是在饭桌上，刘半农还写了一篇《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也登在第六十三期的《语丝》上，署名刘复。这更是一篇污秽不堪的文章。先看看全文：
　　从前我很失望，说中国近数十年来，不但出不出一个两个惊天动地的好人，而且出不出一个两个惊天动地的坏人，如名盗名贼名妓名优等。
　　后来可渐渐感觉到我的谬误了。一九二○年在伦敦，就听见有人说，我们监督大人的英文，比英国的司各德还好（注意这不是卖鱼肝油的，乃是英国第一个历史小说家Walterscott）。接着是听说上海滩上，出了一个大诗人，可比之德国的Goethe而无愧。接着是又听说我们中国，连Wilde也有了，Johnson也有了，Tagore也有了，什么也有了什么也有了……这等消息，真可以使我喜而不寐，自恨当初何以如此胡涂，把中国人看得半钱不值。
　　最近，可又听说我们北京同事中，出了一个奇人。此人乃是北京大学教授（附注）陈源先生，即署名西滢的便是。
　　陈先生的英文，据说比Dickens更好。同时他还兼了三个法国差使，他既是Voltaire，又是Zola，更是France。
　　这等的话，都是见于经典的，并不是我信口胡诌。我现在对于陈先生，欢喜赞叹之余，敬谨把他介绍于《语丝》的六千个读者；这件事，亦许是亵渎了陈先生，因为我料定知道而且景仰陈先生的人：至少总也有六千倍的六千了。
　　我代陈先生愤愤不平，便是我翻遍了一切的英国文学史，没有看见陈先生的名字。这些编文学史的，真是瞎了眼！而且陈先生不但应在英国文学史有地位而已，他既是Dickens…Voltaire…Zola…France四个人的合体，那便是无论那一种世界通史中都应该大书特书的，然而我竟孤陋寡闻，没有找到一些影子。更退一百步说，法国Institut面前，至少也该把他们贵法国的Voltaire…Zola…France的合体，大大的造起一座铜像来，然而我离开法国时，好像还没有看见，许是还没有完工，然而那班Institut的老头儿，可真是胡涂到万分以上了。再退一万步，H。G。Wells的那部《通史大纲》好像也没有陈先生的名字。这真是有些古怪了。
　　Wells是陈先生的好朋友。我记的有一次他写信与陈先生，不写DearMr。Chen而写DearChen，陈先生便高兴的浑身搔不着痒处，将原信遍示友朋。无如Wells竟胡涂到万万分，著书时把个极重要的人物，而同时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竟轻轻地忘去了。好像我在杂志上，看见许多历史家说Wells不配做历史书，因为他将许多的史事弄错了。我不是历史家，不能评判这些评论对不对。现在就这件事上看起来，却要说Wells的挨骂，真是活该。
　　我代陈先生愤愤不平，我除痛骂这班历史家瞎眼而外，更无别法。但我很希望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先先生不要也忽略了这一件事。先，你该知道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人替我们中国绷绷场面，你还不赶紧添设“陈源教授之研究”一科么？
　　（注）“北京大学教授”六字，就当译作“AteacherofthePeckingnationaluniversitysomethinglikeaprofessororalecturer”，这是一九二○年三月某日，陈源教授在伦敦泰晤士河边上伦敦桥畔说的。
　　同一期上还有林语堂的一篇《写在刘博士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也是将无聊当有趣的下流文字。其时林语堂回国不久，根基不深，自恃还有点国学底子，整日和这般人厮混，算是语丝派中惟一一个有留美经历的学人。这时他还意识不到这班法日派的厉害，待到在厦门大学真的和鲁迅打过一回交道之后，他就知道什么是人以群分了。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他方知只有徐志摩这些人才是他的真正的好朋友。还是看看林语堂当年的这篇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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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事件的余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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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语堂的文笔是很流畅的。先说刘半农怎样用饭馆的“局票”，三下五除二便写了一篇好文章。实际上哪是什么文章，不过是一些人名的堆砌罢了。然后说，一位叫“爱管闲事”者（即川岛）把这些材料集成了一张《刘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大家的意思，谁有话尽管“写在后面”。不拘一句两句都好，务必达到凑成三四千字的目的而止，为的是要补本期的空白，因为来稿实在太沉闷了。他现在想多说些空头话亦有凑成字数之嫌，与财政总长发空头支票，凑足五成薪俸用意相同。最可惜的，就是他们的“大老板”今天不到会，不然一定有佳句来给他们欣赏的。林语堂说的“大老板”极有可能是指鲁迅。
　　接下来说，“爱管闲事”君将图表给他看了之后问他意见如何，请他也将意见写在后面。他看中国现代文坛有这么好的景象，有这么许多位站在狄根司水平线以上，够得上列名《大英百科全书》或《世界通史》，自然是很可喜的一个景象，前途甚可乐观似的。对于大家所拟的，他有赞同的，也有不赞同的。赞同的如：林肯被弑而死，徐树铮亦被弑而死，故徐树铮即林肯，这种逻辑，谁也不能否认。不赞同的如章士钊比Dreyfus，他绝难予以同意，理由是Dreyfus不曾做过法国教育总长，也不曾执掌过法国农大，这样一比拟，难免要叫不懂法国文学史的人误会。其余的，他没什么意见，为的是这些文学界主人翁的文章，有的不曾看，有的不想看，有的不上看，不便遽尔发表意见。再有一种是原文方面尚未看过，难知所拟到底是否切当，但是如果所拟切当，原文也就不想看，而且大可以不看了。到底他的文学鉴赏力还太幼稚，总还是以在狄根司水平线以下作家的文章为有趣，好像乡下人喜欢吃西湖龙井不懂铁观音的口味，这却只能怪他自己。他活了三十年，到现在还是如此，此后大概不会十分长进。但是他也有抗议之处，水平线以上所拟，若是当做一种玩意儿可勿论，若是当做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先先生考订文学史的材料，即除如张耀翔，陈大悲，山东张神童，成绩卓著，众所共仰者外，于事实未详者，仍须加以一番考证工夫。且须定一条原则，此后凡欲补充在水平线以上者，皆须由语丝社同人“公拟”。其为文士自拟，或有私人关系而拟者，概勿与照录。第二条就是比例须较严格才行，不然中国文坛进步的太快，亦是不佳之象。你想新文学运动胚胎时代还未到，已有了葛德，若单有了一位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