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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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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大致如此，流畅是够流畅的了，但无聊也真够无聊的了。
刘半农的文章《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登出来，陈西滢见了，不依了，你刘半农在法国留学时，曾在英国待过一段时间，咱们是在一起的，你那点底子我还不知道吗？你留学时已快三十岁了，背着北大教授的名声，那副装模作样的丑态，我还不知道吗？你吓唬谁！毫不客气地，陈西滢便给这位刘博士写了封信。那时的风气好就好在，只要对方来了信，不管喜欢不喜欢，总要登出来的。于是二月一日第六十四期上便有了刘半农的《奉答陈通伯先生》并将陈的信附后。先看陈西滢是怎样质问的。主要是这样一段：
大作里说起“陈源先生的英文据说比Dickens更好”，这句话，后面的图表指出，是“阿哥的妹妹拟”的。我很希望知道我的妹妹在什么地方对了什么人拟过。请先生给我一个回答。要不然，无缘无故的欺负一个弱女子，就是五六年前的半农先生也不好意思吧。先生在“注”里提起我在“伦敦泰晤士河边上伦敦桥畔说”过什么话。我想先生也许记错了，不是伦敦桥畔吧？还是英国博物院的中国图书库吧？那天我介绍先生和傅孟真去看英国博物院的中国图书，事先先生叮嘱我千万不要说先生是Professor，我介绍先生给Giles博士时，已经说过了Professor，忽然想起了先生的话，连忙改口说Somethingofaprofessororalecturer。第二天孟真告诉我先生很生气，因为先生觉得我的那句话是有意轻视先生。这真是冤哉枉也。现在过了五六年先生还记得那句话，足见先生对于那件事的记性真是很好的。不过地点还是记错了吧？
再看刘半农是怎样回复的。先说他回国已五个半月了，未曾见到故人是怎样的忙碌，有了他的这篇无聊游戏文章，让他们有可通信的机会，也就不胜可喜之至了。接下来就陈西滢提出的主要质问，作一番流里流气的回答：
你问我的一句话，我可以这样回答：我并没有说你妹妹说你的英文比Dickens好。上期语丝中所登第一篇文章是我做的，次一个表是“爱管闲事”君做的，再次一篇文章是林语堂做的：这本已写得明明白白了。但我还要声明，我那天在太和春吃过了饭，我是写完了一篇文章就走的，后来如何有人列表，又如何的鼓动了林语堂的兴趣，也大做而特做其文章，我竟全然不知道。我是直到语丝出了版，才知道我的大文之后竟有了一个大表，还再有一篇大文。那么，你若要把表里的话也当作我的，岂不是等于要把“汉”朝人的四书注疏中的话，也当做了孔老先生的话么？我做文章，一向喜欢用真名，不写刘复就写半农，除五六年前做事，有时写寒星二字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外号。“爱管闲事”究竟是谁，我至今还没有知道。我将来查出了，还要同他（或她）到地方厅去打官司，因为他表题中用了我的姓，显然是影戏商标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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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事件的余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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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的误会也是在情理中的，因为我文章里也说到了Dickens的名字。这句话是根据于一个朋友的报告；但他说是你的姊姊这样说，并没有说你的妹妹。我因为相信这位朋友不说谎，等于我相信你陈通伯不说谎一样，所以才大胆的写上；至于妹妹二字，乃是语丝出版之后才发见的。
其实呢，我也并不知道你有没有姊姊或妹妹，更不知道你的姊姊或妹妹是强女子或弱女子。但你意识中，既然以我为有了“无缘无故欺负一个女子”的嫌疑（你欺负的负字，大概是侮字的笔误罢？因为欺侮与欺负，是大不相同的），我对于多年的老朋友，岂可不特别出力，特别声明乎哉？于是我乃郑重声明曰：
陈通伯的妹妹并没有说她阿哥的英文比Dickens好。
陈通伯的妹妹并没有说她阿哥的英文比Dickens好。
陈通伯的妹妹并没有说她阿哥的英文比Dickens好。
这样，在语丝中只登了一次的阿哥与妹妹，现在加料又加料，声明了三次，你总可以不动气了吧！
最后才解释他所以写那篇文章的用意：
现在要同你谈谈那篇文章的用意了，我以为朋友们互相标榜，党同伐异，本是与世界一样长久的事。但标榜也得有个分寸。若说我家有个大鸡蛋，说他和鸭蛋一样大可也，说他和鹅蛋一样大亦可也，即推而至于说他和驼鸟蛋一样大，也总还可以勉强。不料现在人一说就说他和地球一样大，再一说就说他和太阳一样大，这不要叫人笑歪了嘴巴么？
胡乱的比拟，结果是双方不讨好的。譬如把志摩去拟太哥儿，一方是唐突了太哥儿，因太哥儿不是一天做成的，是几十年来的修养与努力做成的；现在竟有人发明了速成法，把人家的几十年缩成了几个月或一二年，不是太哥儿本人，就变做了一钱不值么？同时对于志摩，也唐突的可以。太哥儿的成绩，大家已经看见的了；他要长进，也不能再进多少的了。志摩的事业，却正在开场，又安见他将来只值得一个太哥儿而不能超过了他做太哥爷，太哥娘，又安见他不能超过了十倍八倍而太哥公，太哥婆……这不是胡乱比拟的人唐突了人家，自己还全不觉得吗？
不幸的是你的头衔太多了，所以我那篇屁文中，把你做了个最大的目标。实际我对你个人有什么过不去之处呢？那真是绝对的没有。我对于你人格和学问的敬爱，还是和当初我与孟真二人将你推荐与蔡先生时一样。便在昨天，有一位校长到我家里，问我能不能推荐一个教英国文学史及英文修辞学的教员，我还极诚恳的说：就我所知，擅长此二学者，只有陈通伯徐志摩两位，不过现在他们的声价很高，能不能请教的动，你且去试试看罢。
和刘半农这样的人是认不得真的，陈西滢的目的，不是要和刘半农怎样的较真儿，只是提个醒让他往后不要胡说八道就行了。
如果说刘半农和陈西滢的书来信往，属于那种斜逸出去的余波，那么，下面将要谈到川岛与王子欣的通信，还有周作人给川岛的信，就属于那种因惯性的作用，还在往前荡漾着的余波了。
川岛是个很活跃的人，正年轻，好表现，或许他是《语丝》的编辑吧，总要不断地在刊物上制造出些事端来。下面是他与太原一位叫王子欣的朋友的通讯。这位王子欣先生，看来是服膺语丝社诸君子的，却装作半憨不精的样子，提了一些正中川岛下怀的问题，于是川岛便作出一副谆谆教导的样子，给以不着边际的回答。来往信件都登在三月一日《语丝》第六十八期上。先看王子欣的来信：
我读语丝，也读现代评论，昔者我臆断这两种刊物是水和火，或者是神和魔；从章士钊做教育总长之后，我们局外人处处看出来你们的不相容，这一点你们不至于讳言罢。新近在六十五期语丝上看见鲁迅先生的《不是信》，我便到图书室找晨报副刊来看，看了许多张，才知道原是如此一回事。说不定因为我是有成见，有嫌恶走狗式的现代评论和钦佩你们的成见；觉得叫局问题，既有张凤举向西滢先生承认误传并且道罪，西滢不该罗实岂明，诛连别人，在那里骂街。就是要洗刷自己有张凤举的一封信仅够，何须“一束”？可是奇怪，奇怪！经西滢先生一顿臭骂之后，只是鲁迅出来招架，算是有一点微小的回响，表示其不含糊。最重要的一点——叫局问题，周岂明仍是吞吐其辞，没有说出来源，而且越来越含糊暧昧了。莫非真如西滢所说张凤举要成全周岂明，所以出来揽挡使这事消于无形吗？这叫我们失望，如何看得过去！可怜呀人！人类！竟这样的使我不可信呀！我真想不到我曾看做神似的语丝社的人竟会用这样的方法来作攻击对手方的武器！大家揭穿了假面具罢！左右我们已够失望，悲哀，你们所谓的“天鹅绒”了。
从北京大学来的朋友和我说，从前章士钊曾每月津贴现代评论社二千元，还有张嘉听说也津贴不少。如此言不假，则西滢与现代评论社诸公之为章士钊呐喊，捧场，当是天职。但要捧章士钊，何必说女学生可以叫局呢，这明白的是风马牛。就是我，佩服你们——格外是鲁迅先生和岂明先生的我，也不无疑义。可是岂明真会捏造事实吗？！这又使我犹豫了。
川岛自以为是事中人，无所不知，尤其是这样一个可以显示自己在语丝派里地位的机会，怎肯轻易放过。信较长，前后都有许多话，主要是回答这样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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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事件的余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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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叫局问题——我也听说是陈源教授所说。在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午后六点的时节，北京什刹海会贤堂楼窗口张凤举先生和我说的，同时听见这话的有一位是你的同宗。这一天正是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出版的一日，因为说道“流言”问题，张先生顺便和我谈起西滢对于女师大学生的态度。这一点岂明先生已经在晨报副刊说明“不是现代评论社的别一位”说的，大概还是在指西滢，或者因为“此公”在装绅士，局外人看来神似暧昧。本来这种文句只有岂明先生自己有些“刀锋”脾气才能看懂。
㈡津贴问题——据说现代评论社开办时，确曾由章士钊经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钊自己掏腰包的，来路我也不明。至于张嘉是否也津贴则我不得而知，大概金城银行每月送点广告费是有的，张嘉是中国银行的，你弄错了。不过我也是耳食之言，两千元倒是不止的。据说，章士钊经手一千元之外，国民党亦曾津贴一千元，还有二百元是武昌某大学校长送的。那么，1000＋1000＋200=2200。
这样的话本来是为《语丝》张目的，不料周作人看了，还觉得不过瘾，又给川岛写来信，在《语丝》六十九期刊出。前面先说，那个“闲话……闲话”事件，自从徐志摩高呼“带住！”以后，他以为已经完结了，现在因为令友的怀疑又引起讨论，这是出于他意表之外的。关于川岛的答问，他有两点要说明一下，因为都与他略有关系。他是这样认为的：
一、关于“刀笔”的话。我声明“不是现代评论社的别一位”说的，因为这是替陈源先生以外的人辨明，是由我负责说的，我始终没有听到关于他们诸位的流言。替陈源先生辨明的话，则是根据C君后来告诉我的话。我不能将陈源先生和别的各位同样地代为声明，所以分别言之，倘若以为这里有陷害良善之意，则未免冤乎枉哉也。
二、语丝的广告。我做了那个广告之后，屡次听人家非难，说有指斥现代评论的嫌疑。现代评论进款二千元的流言我也早已听到，不过我也并不留意；这干我屁事呢？用别人的钱的期刊天下多着哩，况且这是一种北京所多的“流言”。不过语丝之不用别人钱却系事实，不妨拿来发表，不管人家用不用或用的多少。我的意思像那打拳的一样，只是吹吹自家的法螺，推销堆在面前的跌打损伤膏药，并不是在骂人，这一点要请王君谅解。但是因为我是刑名事业的同乡的缘故，我的文章里都有阴险的暗示，以致得罪了人，那么这也是没法，将来或者只好将广告改过。
毕竟是周作人，不管什么时候，他的风度和理性，真是同样的好极了。接下来说，你说我在装绅士，这或者是对的。我绝不是绅士，但是有一种钱玄同式的“端午吃月饼，中秋吃粽子”的怪脾气，有时候喜欢学学绅士，虽然不摆架子，却想摆身份。日前读《独步病床录》第二卷，有一节是这样写的：“不耻敌多，但须选为敌之人。如有卑鄙之敌，即此已是败北，已是耻辱了。”这虽是老生常谈，却令我很是佩服。我宁愿人家疑我是造陈源先生的流言，而不愿再吵闹下去。这是我所以做伪君子的缘故。落款时间是十五年三月一日。
应当说，周作人这种虽败犹荣的样子，还是令人敬重的。放在鲁迅身上，连这样护面子的话，都不会说，什么时候都是理直而气壮。这或许是兄弟两人最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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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来信调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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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时间，胡适在外地，不在北京，但他一直关注北京的这场“闲话事件”。当时的胡适，声望已经很高，他是有大志的人，觉得要在中国来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不管是陈西滢、徐志摩，还是周家兄弟，都是可借用之才。现在这样剑拔弩张的，不利于将来的文学大业，有必要劝说一番，让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伤了和气。他刚从南方回到天津，还没有到北京，就在天津的裕中饭店里，给鲁迅、周作人、陈西滢三人写了一封信。
这是一封精心构思的信。他清楚，鲁迅和周作人，都知道他和陈西滢是好朋友，抬头先将周氏兄弟放在前面，将陈西滢放在后面。再就是，这三个人里头，鲁迅是最不好说话的，便以刚刚看过的鲁迅的《热风》里的话做引子。一开头先说，昨天在天津旅馆里读鲁迅的《热风》，在第三十三页至三十四页上读到这样一段：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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