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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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从好的一面说的，从另一面说，就是多用古文句式了。接下来，李长之还举了三段文章做例子，是从收在《华盖集续编》里的《记“发薪”》中选出来的，就是从“然而那是盛世的事”到“而且便是空牢骚如方玄绰者，似乎也已经很寥寥了”那三段文字。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找见看看。李氏是为了说明自己的卓识，所找的例子不免是刻意的寻求。读者会说这是特例，或者说是例外。且从前面所引的《记念刘和珍君》的几段文字中选几句，看看这多用古文辞，多用古文句式，是不是鲁迅行文的一个特点。
　　“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的前途，黯然至于泣下”一句中，“虑及母校的前途，黯然至于泣下”就是典型的古文句式。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一句中，“然而”可证上面李长之的说法不谬；“以……仅使……”是古文句式。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只要多吟咏两遍，就能体味出其中的古文的调子了。
　　最能说明鲁迅这一行文特质的，该是《记念刘和珍君》中，前面没有引用的这样一段文字：
　　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75页）
　　且将其中的实词剔去，只剩下骨架，看看它的本相：
　　但……竟至于……向来……然而……也……竟……况且……更何至于……
　　这样的分析，绝没有贬斥的意思，只是要探讨鲁迅文风的本质特征，给世人一个交待，还鲁迅一个公道。文章是好文章，只是想说，这样的好文章，它好的地方，不在别处，而在这种古文辞的随意的镶嵌，这种古文句式的娴熟的周转。正因为有这样的认知，我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像《记念刘和珍君》这样的文章，是由文言文向现代白话文转化途中的产物，文言文的痕迹是很显著的。这样的文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说鲁迅是一位白话文大师，莫若说是中国最后一位古文大师更恰当些。
　　仅以一篇半叙述半杂感式的文章，来评价鲁迅这一时期的文风，显然是不公道的。谁都知道，鲁迅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绩不是杂感，而是他的那些短篇小说。要选也要选最好的。李长之是位长于艺术分析的评论家，在《鲁迅批判》中说，“倘若让我只举最完整的创作的话，则我觉得这一共二十五篇创作的两个结集里，有八篇东西是我愿意指出来的”。他说的八篇，是指《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伤逝》和《离婚》。又说，到了完整的艺术，就是不能再分高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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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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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是选择《风波》吧。对它的艺术的分析，仍以李长之的话为凭据。李氏说，《风波》以从容胜，看了让人觉得作者有千钧的力量似的，却只小试身手，看他能扛鼎吧，但却只踢一踢毽子。《风波》的技巧，可说是不苟。当人物到了全出场的时候，作者对任何一个人物并不冷淡，使她或他都恰如其分地在那里表现各自的性格。说到这里，李氏抄录了《风波》中的几段文字：
　　看客中间，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抱着伊的两周岁的遗腹子，正在七斤嫂身边看热闹；这时过意不去，连忙解劝说，“七斤嫂，算了罢。人不是神仙，谁知道未来事呢？便是七斤嫂，那时不也说，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么？况且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
　　七斤嫂没有听完，两个耳朵早通红了；便将筷子转过向来，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说，“阿呀，这是什么话呵！八一嫂，我自己看来倒还是一个人，会说出这样昏诞胡涂的话么？那时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谁都看见；连六斤这小鬼也都哭……”六斤刚吃完一大碗饭，拿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七斤嫂正没好气，便用筷子在伊的双丫角中间，直扎下去，大喝道，“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
　　扑的一声，六斤手里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一块砖角，立刻破成一个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来，捡起破碗，合上了检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六斤躺着哭，九斤老太拉了伊的手，连说着“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
　　八一嫂也发怒了，大声说，“七斤嫂，你‘恨棒打人’……”
　　赵七爷本来是笑着旁观的；但自从八一嫂说了“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这话以后，却有些生气了。这时他已经绕出桌旁，接着说，“‘恨棒打人’，算什么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么！”（《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72—473页）
　　之后是这样的评价：这么绰有余裕的笔墨，在不苟之外，又“以从容胜”。
　　《风波》写的是一个农民在共和告成后，剪去辫子，不久传言皇上又坐了龙廷，于是在这个村庄里便起了一场风波，后来又传来消息，说这传言是假的，于是这风波很快就过去了。它的本事，不用说，是张勋扶助溥仪复辟的那场短暂的历史闹剧。这事是鲁迅在北京经过的，农村会有怎样的反应，就是没有见过，也不难想像。可以说，这篇小说，是先有了“主题”，然后借助想像完成的。这一类的小说，占了鲁迅为数不多的小说的大半。研究者认为思想性强，社会批判力度大的作品，大多属于此类。比如《狂人日记》、《药》、《一件小事》、《阿Q正传》、《端午节》、《肥皂》、《示众》、《离婚》等。这样说，并不否认其中有些仍是优秀之作，比如《阿Q正传》，因为用笔的轻慢，心态的平和，那样大的历史变局，却以风趣幽默的笔致出之，反而成了鲁迅小说作品中的一个异数，成为他最获好评的作品。
　　撇开思想性不谈，仅从艺术性上说（我是这样说了，但我从来是反对这种分析办法的，因为两者是不可剥离的，这里所以这样说，只是为了照顾普通读者的情绪，我不想走得太远），鲁迅小说的缺陷主要有两点。
　　一是主题的直露。这种直露，不能完全归诸前面提到的主题先行。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主题和材料是互相发明，互相借重的。主题调动了生活积累，生活积累加深了主题的挖掘，只要最后成为浑然天成的作品，谁也不能再多说什么。而主题的直露就不同了，无论再充足的理由，都不能说那种论证式的、说教式的小说，是真正的艺术品。比如《狂人日记》中最为人称道的这句话：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25页）
　　就是在当年，这也不是什么超卓的识见。理教杀人，理教吃人，明清以来具有反叛精神的思想家们，早就有这样的认知，早就说过这样的话。鲁迅在这里，不过将它极而言之，扩大到整个中国历史罢了。
　　二是语言的瘦劲，或者说是瘦筋。瘦劲这个词，不知别人用过没有，若没有，且算做我的发明。它的意义，可说是瘦而劲，瘦削而有劲。从反面说就是不饱满，不滋润。在鲁迅的小说里，你很难找到一处感情饱满，描写细致，意象丰盈的段落。他的那些社会批判意识强的作品，说是小说，毋宁说是文章，借助人物形象写成的社会杂感文章。这种写法，决定了他对笔下的人与事，总是寥寥几笔，达意即止。不可能做精心的刻画，也不可能做细腻的描述。他的感情是外在的，也就达不到人物的肺腑，也就写不到事情的肌理。
　　有几篇确也不错的写世俗生活的小说，比如《孔乙己》、《故乡》、《社戏》、《祝福》，从体裁上说，更像是散文而不像是小说。这些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说是多么的高多么的大，更多的是后人精心的阐发，很少是作品本身的固有。只有在一些小的细节描写上，一部分人物对话上，确能显出作者艺术的才情。这样的细节与对话，在作品中占的分量不是很重，虽说也能让人眼前一亮，终是亮点太小而亮度不大，难以照彻整个作品搭建的艺术空间。也如同不多的血肉，难以丰满如柴的骨骼，捡来的几枚小钱，总不会显得多么阔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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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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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造成这种让人尴尬而难以信服的局面，一则是作者对社会人生缺少温情的体验，多的是冷眼旁观的愤懑。鄙薄多于赏鉴，鞭笞多于抚弄，也就不能用平和的心态，从容的笔调来书写自己的体验。再就是，他的那种“魏晋文章”式的笔法，也不允许他做细致委婉的描写，留连难舍的咏叹。他是有才能的，这个谁也不否认，但最后的判断不是有没有才能，或是推测出的才能有多大，而是实际表现出的才能有多大。对鲁迅因论敌太多，情绪激昂，难得闲适，未尽其才的悲哀，李长之有他独到的见解。是在谈到鲁迅仅有的几篇抒情性散文时说的：
　　这种抒情的文章之少，小半的原因是因为鲁迅碰到要攻击的对象是太多了，他那种激昂的对于社会的关怀使他闲适不得。即是他的杂感，也每每不大从容，然而遇有从容的笔墨，却一定是优美的笔墨。这也是一切艺术的特质吧，必须和实生活有一点距离，所以和爱人吻着的时候大抵是不会写情诗的，如周作人所说。艺术的创作究竟是有闲的，鉴赏亦然，这是事实。不过我以为这并不坏，一如有的人却以为不好。好坏就是价值问题了，价值是因观点不同而异的，不如事实那么没有变动。无论如何吧，鲁迅在生活上的余裕太少，至少是心理的感觉上，所以纯艺术的作品不是很多。我所谓纯艺术，并不是说它毫没有别的作用，乃是说它的作用乃是放在创作欲之后的，并且它的形式，是完整的艺术的，与其说它纯艺术，或者不如说是“非纯作用”。可是虽然如此，鲁迅颇有少数的完整的艺术品，并且我们据这少数的完整的艺术品看，鲁迅的的确确有这方面的才能，没使他充分发展了的，只是机会。（《鲁迅批判》第51—52页）
　　瘦劲的例子就不举了。看看鲁迅的小说，几乎每一节都那么寥寥几行，句子都那么短，就不难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再一个反证是，既然说鲁迅的小说那么好，评论鉴赏的文章铺天盖地，入选中学大学课本的又那么多，几乎到了普天之下（中国大陆）无人不读鲁的程度，可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没有一个作家是学鲁迅学到家的，甚至连个像的也找不见。它的艺术性，来自深厚的古文功底，不是学不来，一学就露了丑。这样一来，人们就只有赞叹而难以师法了。换句话说，现当代凡写小说的，都是用白话文写的，你去学一个用魏晋笔法写作，学一个几乎是从文言文脱胎出来的作家的作品，南其辕而北其辙，如何能上得了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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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社会理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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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第三章里，谈到了鲁迅的思想资源。一个人的思想资源会影响他的社会理念，却不等于他的社会理念。思想资源更多的对他的人生理念起作用，未必全部表现在他对社会的认知与追求上。一个自负的，甚至是自私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只要他在追求社会主义事业的实现上，信念坚定，勇于实践，我们就得承认他是一个优秀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上头，个人品质上的瑕疵，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也就是我们谈论鲁迅的是非功过时，很少论及鲁迅个人品质的原因。
　　但是，对于鲁迅这样一位被视为中国文化革命新军的主将式的人物，对他的社会理念，却不能不做一番考察。往常人们谈这个话题，总是举出他的一些经典性的言论，说他怎样狠批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怎样掮住了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怎样赞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怎样赞美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寄托了人类的希望。严格地说，这些并不能说明鲁迅的社会理念，有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的是在政治斗争中的坚定的立场。要探究鲁迅的社会理念，最好是用统计学的方法加以验证。比如，可以用电子计算机，算出鲁迅著作中使用什么样的社会学的术语最多。如果他使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类的词语多，我们就可以认定他是一个崇尚民主自由的人，是一个有现代社会意识的人。如果他用的还是中国士大夫千百年来惯用的心性、高尚、卑劣等传统词语，我们就应当认定他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多少先进的社会理念。
　　要对鲁迅的全部著作做一次这样的检索，不是不可能，只是这样的工作量太大了，不是我在这样一本著作中能完成的。那就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做一次这样的检索并得出我们的评价。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既然全部词语的检索有这样的功效，那么随机性的抽查，只要够了一定的量，也可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正好手边有本《鲁迅论中国社会改造》，是一位叫赵倚平的先生编的。赵先生在深圳某国家单位供职，编这样一本书，完全是他个人的爱好，并非受什么机构的委托。香港公元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出版。也可以说是赵先生自己印制赠送朋友的。赵先生在书中一篇类似后记的文章中说，鲁迅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改造，然而鲁迅关于国民性改造的一个杰出的思想，即作者所说的“改造国民性，要有更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