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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2-读库0601-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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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满街跑，后来这孩子长大之后也成了演员，而且最早以模仿相声大师马三立出名，他的名字叫汪洋。 传授《五行诗》时，高先生说过：“这活呀，使出来就是山崩地裂！”郭德纲虽然一直不明白，也不觉得这样一个文字游戏的段子有什么山崩地裂的，但还是没敢怠慢，把这块活打磨得瓷瓷实实。《五行诗》之后，高先生又给他说了一个相声《戏迷游街》，在此之后才教他评书《三侠剑》里的“镖打秦天豹”一段——这是郭德纲评书开蒙的节目。 也是在郭德纲八九岁的时候，父亲的一个朋友认识相声大家常宝霆，便找机会把郭德纲介绍给了常宝霆。常先生是老相声艺人常连安的三儿子，当年赫赫有名的相声名家“小蘑菇”常宝堃的胞弟，在天津的曲艺观众里颇有名望。去常三爷家登门拜访之前，郭德纲事先想到可能会让他当场表演，便提前准备了一个单口小段《天王庙》。这段《天王庙》很多相声演员都表演过，现在还能听到单口大王刘宝瑞和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的录音。当时没人教过郭德纲，他是自己听录音看文本学会的这一段。果不其然，准备的这一段还真就用上了。在常三爷家的小客厅里，常三爷问完“喜欢相声吗”“多大啦”之类的问题，就开始问道：“都会说什么啊？”“会说一个《天王庙》。” “噢？” 常宝霆把眼睛瞪得挺大，“说说听听吧。”
第一部分谁是郭德纲？（4）（图）
那天常三爷有什么具体的评价郭德纲想不起来了，但他记得两条，一条是三爷告诉他，这段里头过路的四个读书人和私塾里的四个小孩儿写在天王庙白墙上的字不该是横着，应该是一句一句竖排着的，读书人是大人，写得高，四个小孩身量矮，写得低，等于是在下边续上的，这样最后被私塾先生念连起来才更合理。第二条是常宝霆先生那天跟他说的一句话：“小子，你记住了，学相声最主要的有三点，天赋、兴趣、刻苦，缺一不可。”二十年之后的今天，郭德纲给他的徒弟们说活的时候，也常提到这句话。 常三爷是相声名家，事务繁忙，不能常去求教。后来就有人给郭德纲介绍了常宝霆的弟弟——常九爷常宝丰。常九爷是常家这辈儿里最年轻的一个，1947年生人，当时还不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人长得帅气、精神。常九爷家住天津的体院北，从家里过去，路上大约要用一个小时。郭德纲到现在还记得常九爷家的客厅里铺着的地毯、屋子里的大沙发，以及墙上挂的一幅到现在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的抽象画。第一天去上课时，那间屋子里很冷，郭德纲坐在客厅里很拘谨。常九爷喊自己的爱人从床底下拽出一个纸箱子来，从箱子里拿出来六本书。那是当时沈阳出版的六本传统相声文本，也就是现在相声学习者和爱好者都知道的“四大本儿”，即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一至四辑《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的前身。 这套材料当时是内部资料，外面根本买不到，郭德纲一见如获至宝，就一本一本从常先生家往外借，拿回家再一本一本地抄，直到把这六本书全都抄完。相声行和评书行里把这种节目文本叫做“册子”（“册”读作chái），这套手抄的传统相声册子，郭德纲一直精心保留着，直到现在还带在身边。 常九爷给郭德纲开蒙的活是《八扇屏》。他先是交给郭德纲一个手写本的《八扇屏》册子，上边还写着“王佩元整理”，让郭德纲回家背词儿去。王佩元是天津的相声演员，早期一直给常宝丰先生量活（捧哏），合作过《并非讽刺裁判》等很多节目，最近几年一直在北京和常宝丰先生的侄子常贵田合作。等到郭德纲把《八扇屏》的词儿背好了，再到常九爷家，跟常九爷一句一句的对词，常九爷随时给他纠正错误。 除了常三爷、常九爷，当时天津很多的相声演员郭德纲都曾去登门拜访求教，如白全福、马志存等等。 当时正是1980年代，相声的繁荣期，尤其是在天津这样的曲艺窝子。一到夏天，天津的各个公园里常有露天的曲艺相声演出，而且往往是一进夏天就开始，一演就是三个月，演出不收门票，观众只要买票进了公园就能去看相声。当时在公园里演出的不乏名家，如于宝林、冯宝华等人，而且说的基本全都是传统相声。郭德纲第一次登台说相声也是在这样的露天场地里，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当时有一个消夏相声晚会，是河东区文化馆的业余相声队固定演出，但也可以让郭德纲他们来演。郭德纲还记得那天和自己的搭档、也就是教评书的高先生的儿子小五一起蹬着自行车去第二工人文化宫演出的场景，两个十二三岁的孩子都非常兴奋，一边骑车一边反复地对着词儿。 演出的地点是在一个露天的长廊附近，头一次演出郭德纲没怯场，但是也没让观众哈哈大笑。给郭德纲一直记到今天的，是当时台下有一个坐轮椅的观众一直看着他笑。对于第一次上台说相声的“天津小孩”郭德纲来说，那个观众的笑容让他头一回感受到了来自观众的温暖和鼓励。
第一部分谁是郭德纲？（5）（图）
三次进京 几年之后，郭德纲经人介绍认识了相声演员陶大为，并且和他“搭伙”合作，一块儿加入了天津市曲艺团的青年队。当时的郭德纲是给陶大为捧哏，他们忙于随曲艺团青年队在各种剧场、文化站参加各种演出，平均一年得有几十场——每一场他们的节目都是被放在开场第一个的位置。除去团里的演出，郭德纲还忙里偷闲在天津说过评书。《杨家将》、《大隋唐》，以及长篇单口相声《八大棍儿》，他基本都使过。 1988年，北京的全总文工团成立了一个说唱团，由天津相声演员高英培负责。陶大为和郭德纲去参加招考演员的考试，留在了全总说唱团——这就是郭德纲的第一次进京。 郭德纲第一次进京的心态是急功近利的，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当大腕儿，要一场挣好几万，这是我现在最看不起的心态，但当时，就是抱着那个心态来的。” 当时的全总说唱团里，相声演员有高英培、孟繁贵一场，崔金泉、马志存一场，陶大为、郭德纲一场，同台演出的歌唱演员则有韩笑、苏红等人。除此之外，有一个负责检场的藏族小伙子名叫杨红，几年后这个小伙子在全国大红大紫，只不过观众知道的都是他的藏族名字——洛桑。 留在全总说唱团之后，陶大为郭德纲二人马上随团赴四川演出，之后就是在四川、河南各地几个月的巡演。巡演回来后，团里对他们这两个年轻人比较满意，准备开始给他们办理工作手续、调动人事关系。正在此时，北京爆发学潮，团里的调动工作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他们二人也只得离开北京，重回天津曲艺团的青年队，但郭德纲不久也离开了这里。 1992年左右，郭德纲开始在天津一些区属的小剧团搭班唱戏。他唱了半年的河北梆子、一年半的评戏，大花脸、小花脸、老生、小生、彩旦，他全唱过。 小剧团的演出很不正规，有时候非常狼狈。一次去河北文安县农村唱戏，戏台是在村子里露天搭的，台底下观众坐的都是用破竹片之类搭起的座位。演员在台上演出，台口有一个工作人员拿着小本儿记。演员在台上翻跟头，底下有人喊好，只要一喊好，小本子上就得记着：这人加五毛钱。一个甩腔，底下又有喊好，这也得记着：又五毛。 后台常有村里的老太太抱着孩子去串门，看着看着就和演员说：给我们孩子画个脸儿吧！后来知道，照当地的旧风俗，给孩子画个脸儿再抱着在戏台上走一圈，孩子能长寿。每给小孩画一个脸儿，后台要收五毛钱，可就为了这五毛钱，后台的演员差点没打起来，因为有演员正式提议，这五毛钱得充公，再集体分配。 “远瞧逃难的，近瞧要饭的，走近留神看，梆子剧院的。”这是当时这种小剧团里演员们自嘲的顺口溜。 这期间，郭德纲又去过一次北京，这第二次进京很快也以失败告终，只待了三四天就返回了天津。唯一的收获是一天夜里从民族宫一直走到大栅栏的小旅馆，出发时穿上的新鞋子在脚上磨出来的几个水泡。 回天津后，郭德纲尝试过做生意，他在第二文化宫附近包了个一千平米的场地想搞剧场，那场地的租金是一个月五千，这在当时，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实在是天价，他铆足了力气也没挣回这些房租来。直到最后债主逼门，郭德纲实在无计可施，卖了家里的一套房子还债——也正是这次卖房还债，激发了他和妻子间的矛盾，二人后来因感情不和离婚。 此后的郭德纲陷入了茫然，他决定要离开天津。可是去哪？最后的结论还是北京。 这是郭德纲第三次进京，这个决定，郭德纲确实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虑才做出的：“当时，我自己想，我会说相声、说书、写东西、唱京戏、唱梆子、唱评戏——就凭着这几样，到了北京我能养活我自个儿，我饿不死。我有这个自信。我也仔细分析过80年代、90年代走红的那些说相声的笑星、腕儿，我挨个看——这个这点不如我，这个这点儿我比他强……挨个儿分析了一遍之后，我说，成，他们捆到一块儿也不如我。我要去的话，哪怕在北京头破血流、折条腿，回来之后，这辈子我不冤。我如果不去的话，在天津找个工作，一个月挣这么一千块钱、八百块钱，娶个媳妇生个孩子，等到我八十了，打开电视，我只能跟孩子说，瞧见没有，上边这孙子当初还不如我呢，我要去比他强。那时候，我孙子得问我：你早干嘛去了？——这是支撑我的一大信念，不成我也得去试试。” 郭德纲这次进北京是1995年的秋天，他把自己的藏书、资料、桌子等等物品都寄存在一个朋友处，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城。他在青塔附近租了一间小平房，为的是那儿离地铁近一点，交通方便。房间总共也就大约八九平米，里边除了一个床铺就什么都没有了，在一段时间里，郭德纲写任何东西都得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在床边上写。 不久，郭德纲认识了一个自称是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的人，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光明。他通过这个人认识了几个影视公司，开始了他的编剧生涯。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开始接触混迹在中国电视剧界的形形色色的骗子。同时，丰台区蒲黄榆附近有一个文化站办一个小评戏团，招演员唱评戏，郭德纲去了。去的时候说好一个月给一千块钱，可是连着唱了两个月，剧团老板一分钱没给。
第一部分谁是郭德纲？（6）（图）
人越没钱，越容易饿，特别能吃。可是，吃什么呢？郭德纲自个儿买一捆大葱回来，买了点酱，回家后在锅里放水，直接下面，再放酱进去，煮出一锅糨子一样的东西来，天天拿葱蘸那锅糨子吃。 此时郭德纲住在大兴的黄村，每天蹬着一辆破自行车从黄村去蒲黄榆唱戏。后来，那辆破自行车也坏了，只好开始坐公车。坐公车前，他先认真地算计应该怎样倒车，才能省下五毛钱、一块钱……结果有一天散了夜戏，赶到苜蓿园汽车站，回大兴的末班车已经走了，又没钱打车，只好走回去。那天晚上郭德纲从南二环的蒲黄榆走到了大兴的黄村，走到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三四点钟了。十年之后，郭德纲说起这段经历来还是唏嘘不已：“走到新发地菜市场时，看见一个卖包子的。我摸摸身上，还有两块钱。我心想，这是体力活儿，得吃饱了——两块钱就都买了包子。吃完了，接着走。玉泉营那儿难走，当时正修桥，挖的大坑，当时手上还带了块表，我拦了一辆车，问‘师傅，您给我送到地儿我把表给你行么？’人家没理我就走了。走到西红门的时候，哎呀，那个黑啊，桥底下也黑。当时的大桥光走车不走人。还不能往下边走——都是大车，万一把你撞死呢？只能扶着栏杆在边上走，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就坚持不住了，眼泪哗哗的，自己念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当时觉得，这是好事儿，这是日后我吹嘘的资本啊。咬着牙就到家了。快到家的时候反倒觉得身轻如燕了，一点都不累！我心里想啊，轻功可能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可回家一看，脚上都是泡。第二天早上爬起来，熬一锅糨子，吃了，还得去唱戏去……” 戏唱了两个半月，老板终于给了郭德纲一个月的钱，一千块。发钱是因为这老板马上要带一批演员去赤峰演出，好多演员都不愿意跟他去，他认准了得叫上郭德纲，因为郭德纲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人——老生、小生、大小花脸、彩旦他都行。一千块钱交到郭德纲手上，这老板跟郭德纲说好什么时候在哪里集合出发，郭德纲笑着答应下来，拿着这一千块钱便扬长而去，再也没去找过这个老板。后来听说，去赤峰的演出险象环生，那老板和跟去的一帮演员差点没死在那…… 郭德纲那几年中所经历的困苦还不止这些。他住在大兴黄村时，曾有一次发烧，浑身难受，好几天没吃饭，可是又身无分文。最后他翻箱倒柜找出来一个从天津来北京时带过来的呼机，强挣扎着走出家门，十块钱卖给了街边收旧呼机的小贩。用这十块钱买了一盒消炎药、两个馒头。吃完了馒头，吃了药，郭德纲想：行，我这就算是又活过来了……后来，因为通县的房租便宜，他搬到了那里，可还是有交不起房租的可能：“一到交房钱的时候可要了亲命了，不敢出去。房主在外头砸门，又骂又卷，我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只能等半夜，没人了，这才偷着出去——还不敢走大门，这房子是看大门那人介绍租给我的，得翻墙头出去。” 2005年10月6日凌晨，郭德纲在北京相声大会的论坛上贴出了一篇题为“我的话”的帖子，又提到了当年那段窘困的日子—— “夜难入寐，翻检旧物，发现了很多年前写的东西，也勾起思绪。 当初，为了相声，孤身进京，受尽苦难，尝遍白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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