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2-读库0601-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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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传统相声　《八扇屏》　　　郭德纲　李文山　　相声小段　《推车》　　　　徐德亮　　快板书　　　《奇袭白虎团》　　梁厚民　　群口相声　《卖马》　　　　郭德纲　王文林　张文顺　　助阵演出的梁厚民先生是著名的快板表演艺术家，当天表演的《奇袭白虎团》当年由他首唱并举国皆知。电影《没完没了》里，曾经当过相声演员的傅彪还打着“七块板”演唱过其中一段。　　而郭德纲演出的四个段子中，《学西河》属学唱为主的“柳活儿”，是他常演的保留节目，很多前辈演员如天津的于宝林、北京的郭全宝等人都曾表演过这个段子，但郭德纲曾拜师天津的金文声先生学习西河大鼓，所以能够真刀真枪地在台上手执鸳鸯板、打起鼓套子、跟着弦师唱起正宗的西河大鼓书来——这在当今的相声界没有旁人可以办到；《双学山东话》脱胎于传统相声《学四省》中的学说山东话一段，郭德纲除在其中加入大量新的包袱外，甚至还加入了一些颇具无厘头精神的元素——他扮演的有钱人身穿长衫头顶礼帽，脖子上的白围巾则是用卷筒卫生纸代替的，演到一半嫌那围巾长时还会当场揪短一截；《八扇屏》是传统相声的经典作品，以行云流水的大段“贯口儿”见长，郭德纲从小学评书，这一段又是常宝丰先生给他开蒙的段子，自然驾轻就熟；而最后一段《卖马》是歪唱京戏《卖马》的群口“腿子活”，当年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三位大师曾合演过并有录音传世，郭德纲在广德楼就曾搬演过这个段子，其中秦琼的几句唱词：“店主东带过了黄膘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提起了此马来头大，兵部堂王大人相赠与咱……”郭德纲第一句学余派、第二句唱谭派、第三句用言派，第四句又变成了麒派，之后几句又先后转到评戏、河北梆子……每唱一句台下便炸出一片叫好儿声，至于后边唱着好好的《卖马》突然串到《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黄鹤楼》甚至“卖布头”里的吆喝声，每个包袱都堪称奇绝火爆——一场演出里放进这么多有份量的好段子，占够“说学逗唱”四个字，郭德纲是铆足了劲了。　　相声大会的声势愈发壮大，茶园经理也不断要求增加分账的份额，先是“三七”，即所有门票收入后台三成演员七成，后来逐步升格为四六、五五，而最后提出的条件是“倒二八”，演员二成、剧场八成。当时的票价是每人十元，即使每天都能坐150位观众，按倒二八的分账比例，后台十几位演员总共也只能分到300块——每人不到20块钱。　　郭德纲说：我不干了。　　在华声天桥停演约一个星期后，郭德纲来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承包的天桥乐茶园找朋友串门儿，得知这茶园除了每天晚上接待一些来北京的游客，演一些顶伞、古彩戏法之类的节目，大部分时间都闲着，便有了在此继续把相声大会办起来的心思。他找到负责人去谈这事儿，竟然很顺利的就成了。　　一星期后，2004年10月23日，北京相声大会移师天桥乐茶园，易址重张。　　北京文艺台相声节目《开心茶馆》的节目主持人大鹏在天桥乐茶园的北京相声大会开演第二周，也就是2004年10月30日，就赶到了这里。据他回忆，当时台下也只有不足三十个人。大鹏此前曾经到过华声天桥的相声大会演出现场，并且有过要在现场录音后在节目中播出的想法，但当时后台的设备达不到录音要求，而这次的天桥乐茶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于是，他录制了现场演出录音，剪辑后在自己的节目中播出。一周后，北京相声大会再演出时，台下人数增长到大约六十位了。　　直到2004年11月27日，一场名为“传统相声濒临失传曲目专场”的演出在天桥乐茶园上演，之前的几天，郭德纲以及张文顺、邢文昭等几位演员被大鹏请到《开心茶馆》节目的直播间，进行了一期直播访谈。几天后的这场演出，台下坐了二百多位观众——这是北京相声大会移师天桥乐茶园后的第一次爆满。　　一周后的“郭德纲相声专场”，则又是一场爆满——楼上楼下座无虚席，当天有一个观众自上海出差到北京，忙里偷闲要去看一场郭德纲的相声，结果路上堵车，在开场后十几分钟抵达天桥乐茶园，便只能以每人五十元的票价坐在楼上左侧包厢前段仅剩的两个座位上。　　此后的一段时间，每周末的相声大会演出的观众人数基本上能够维持在近二百人，也时常会有三四百人爆满的场景。到2005年，每场的观众人数都能达到四五百人左右。因为不对号入座，下午两点开始的演出，每次都是上午九点便有人前去买票进场。2005年12月4日的“纪念相声大师刘宝瑞诞辰90周年相声专场”，有观众提前六天打电话订票，得到的是楼上楼下所有座位都已被订出的消息。　　可以引作旁证的是天桥乐茶园门口外的几家小饭馆——每个周末的下午，他们店中所有的备用塑料方凳都会被相声大会的工作人员借到茶馆里，提供给那些没有座位的观众。即便如此，每场演出时，后面都有几十位观众站着听完整场演出。　　郭德纲当年常用的“除去空座儿咱就算满了”的调侃已经许久不用，现在的观众在北京相声大会常常能听到的郭德纲的惯用开场白是：“今天人来的不少啊。满坑满谷！我很欣慰啊……”　　以及另外一个版本：“后边有很多朋友都是站票，站着听，我们演员心里很感动，也很不落忍，花了钱还得让您站着——这不么，因为这个，我今儿个也站着，陪着你们几位……”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1）（图）

追我魂魄一名新闻记者对一场战争的追索云杉　　　　

　　人可以落魄，但不能失魂。一个失魂的人就会成为被人摆布的木偶，他的命运会比死亡更悲惨。　　——穆易　　　　序言　　　　我承认，李营长、兔唇和培蕊的故事让我难以忘怀，因为无从捉摸而令人兴奋不已。他们存亡未卜，连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世都渺不可考。唯一真实存在的，是培蕊在太行山麓留下的那张照片，因为新华社一级技师的精心补救，培蕊年轻的面容才从褪色的底版上浮现出来。我首先惊讶的是她的年轻和美丽，而这两样东西是极具穿透力的，它们穿透了六十年的岁月，带着莫名的活力，浓雾般的包围过来，这使我为她的死亡而伤感，并且认为，她的青春和美丽因此具有了永恒的意义。　　培蕊的八路军装在褪色的照片上显得浓重，仿佛是黑色的，而她身后的太行山，却因为照片的老化，显得云雾飘渺，若远若近，就像我现在看见的那样。　　　　我和民俗研究会的老铜寿爬上十字岭的时候，铜寿已经气喘嘘嘘，于是那一口山西话就越发显得缠绵：“就是这儿了唉就是这儿了！”　　秋天的暮蔼已经重重叠叠的浮动在山坳和远方，山的浓绿和峭拔都变得恍惚，而远处那个叫做南艾铺的垭口，笼罩着淡青色的雾气，半隐半现，美如仙境。我无法想像这里曾发生过极其惨烈的厮杀，数千手无寸铁的八路军机关人员、文工团员、学生和新闻记者，在冈村宁次数万精兵悍将的追杀下拼死突围，掩护这些人突围的，是一支不足三百人的八路军武装部队，在敌我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这些八路军战士把勇气和疯狂发挥到了极致。我想那一定是天地为之动容的场面。　　当年的通讯员王俊说他在整个战斗中一直在阻击敌人的阵地之间疯狂穿梭，报告总部和人们的突围情况。他说李营长站起来把肠子塞进了被弹片切开的腹部，好像卷起来一条垂下来的皮带。　　王俊说李营长还问了他一句话，然后他露出了悠然神往的神情。他又补充说这句话其实无关紧要，你可以从文章中把它删掉。　　“鲁艺的同志都冲出去了吗？”　　　　一　　　　为了一张照片去寻觅一场战争——新华社这次忘了哭泣——铜家峡惨案——爱也如渊，恨也如渊　　　　人生有惧，便曰浮生。我怕开会。　　风闻开会，整个编辑部就忙碌起来，做好应付一个冗长、乏味下午的种种准备。编辑和记者们携巨型水壶、保温杯，席卷半个编辑部的茶叶，暗藏治疗颈椎病的棒状仪器，宛如一支准备穿越沙漠的驮队。待尘埃落定，会议开始。编辑部主任姓罗，高个儿，有点胖，露出一脸端容，左右睥睨鹰视，见无人做小动作，便掏出一大叠纸头，张口便念。　　我见众人都葱笔价矗着头听，心里直抱怨：为什么要长篇大论的念呢？难道编辑部还有不识字的吗？又细看罗总编，觉得他长得有点儿像佛。如此这般，瞌睡上来了，朦胧之中已不知身在何处，仿佛觉得罗总编用手拍桌子，厉声道：不许睡觉！我在梦中惊跳起来，大叫道：我没睡我没睡！　　人们正木着脸听罗总编口干舌燥地念，忽听我叫得奇怪，都楞了一下，方恍然大悟，都哄笑起来。我正没法可处，天籁似的，走廊里有人叫我的名字：接电话！　　电话是资料室的管理员打来的：“那张照片的作者找到了，他叫穆易。”　　“是不是去柬埔寨的那个穆易？嗨，要他的照片可真难。”　　管理员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他就在这儿，你来一趟吧！”　　　　资料室在地下室。宽阔深邃的大厅里排满五六十年代那种深黄色的木柜。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站在书柜的中间，和管理员说话。我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从塑料夹子里取出那张照片，我猜想这个人就是穆易。　　他转脸看见了我。他脸上有一种沧桑的、聪颖的神情，这种特别的气质使他与众不同。　　如果一个人经历了几十年里发生的几乎所有战争，他一定会有什么变化。　　“这是1942年拍的，没错。”他把照片翻过来，上面有一行变成黄色的钢笔字：培蕊，1942年5月，太行山，年17岁。　　“这些字是，我写的。”　　我们走到书柜后面，那里有一张书桌和两张单人沙发。　　“她是鲁艺的文工团员，唱歌的。”他非常肯定地说，“如果照片已经无法送给本人，我就会记下来姓名、地址等等。”　　　　培蕊，1942年五月，太行山，年17岁。　　这些字迹确实散发着伤感的气息。　　“我是那年五月遇见她的，当时我是晋察冀军区的报道员，去太行山采访，回来的时候在山下遇见了鲁艺文工团的一大群女孩子。其中一个对我说：嗨，记者同志，给我留个影吧！”　　“她就是培蕊。很年轻，她回头招呼别的人，那些人笑着不过来，她也在笑，她的笑容很灿烂。我的底片已经用完了，但是还有我们称为‘尾巴’的一小块空白，我决定试一试。我问她：要是照片洗出来了，怎么给你？她笑着招招手说：到前线见！我也说：前线见！那时我们非常年轻，非常快乐，觉得生命很长，而且会充满许多快乐的相见。”　　“她死了，是吗？”　　“你听说过八路军总部被袭事件吗？”穆易看见我一脸茫然，就说，“1942年五月，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了三万精锐部队包围了八路军总部，被包围的人都是机关、后勤、学校、文艺团体的人员，培蕊的剧团也在其中。”　　“我至今都不知死了多少人，”穆易说，“很多人都跳下了悬崖，那条很深的峡谷里到处是人和骡马的尸体——后勤人员在跳崖的时候把骡马辎重都拉了下去，什么都不愿落到日本人手里。”　　“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但是这些被包围的人，特别是那些女性，都从悬崖上跳下去了。”　　为了报道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历史材料中打滚，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　　“你可以查一下资料，”穆易注意到我的神情，“新华社华北分社在这次战役中死伤惨重，肯定会有记载。”　　穆易站在窗口吸烟，他说话的时候目光炯炯，一点儿也不像年过古稀的老人。　　我和穆易顺着地下室黑暗的甬道往外走，他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会对这张照片感兴趣？　　“我不知道，”我老实地告诉他，“关于抗日战争的纪念报道已经结束，你知道，我们总是这样，热闹一阵，然后风平浪静。可是我忘不了这件事，这可能是职业的兴趣。”　　穆易点点头，表示理解。他随手掏出一张纸，用笔写了几个名字交给我。他说这几个人都经历过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战役，可能对我有点什么帮助。　　　　穆易的话的确没错。关于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战役，史料记载很少，即使有，也是一笔带过。在山西辽县志中，这样写道：　　1942年9月18日，辽县、辽西县合并，正式更名为左权县，纪念在本年五月“反扫荡”战役中英勇牺牲在辽县麻田的左权将军。　　显而易见，这不是一场胜仗，八路军总部在这次战斗中吃了大亏。没有一份材料能够表明，被包围的八千人中，到底有多少人牺牲，我唯一能肯定的是，那决不是一个小数。　　新华社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1942年5、6月间，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纠集三万多精锐部队，突袭我八路军总部，进行“铁壁合围”。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四十多位同志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新华社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有一百一十多位新闻工作者殉职，但在八路军总部突围中就死了四十多人，将近二分之一。我已经可以想像这次战争的惨烈。其中，对一位女记者黄君珏的记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黄君珏，女，湖南湘潭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42年在八路军总部突围战中跳崖牺牲，英勇殉国。　　对黄君珏简单的介绍中，附有她的爱人王默磬的一封给其岳父的信，这封不同寻常的家信记述了妻子殉难的过程。王默磬也是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当时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就倒在离黄君珏不足五十米处。侥幸的是，他活了下来，成为八路军总部突围中唯一见证这惨烈史实全过程的人。他在给他的岳父黄友郢老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